（13）为了饭碗

平牟，“看来，道理大家都明白，遗憾的是，真到做的时候，都变味了，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远古时代的酋长是由部落的民众选举产生的，做得不好，就要被赶下台，另选新人。但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变成了今天这种父死子继的传位制度了呢？”

大家都不做声了。

平牟，“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最早，天下只有野猪，没有家猪。野猪不但聪明，而且凶猛。后来，人们是怎样把他们收养了呢？最先，大家研究野猪吃什么东西。然后，将野猪出没地区的食物都收集起来，让它们得不到。只在某一个地点上放一些猪粮做诱饵。

起初，那些野猪很害怕，最后还是好奇地跑过来，围绕着食物转，用力地闻着猪粮的味道。很快一头老野猪吃了第一口，没事，其它野猪也跟着吃起来。

第二天，人们多加了一些猪粮，并在几尺远的地方坚起了一块木板。那块木板就像幽灵一样吓退了它们，但是那白吃的午餐很有诱惑力，所以 不久他们又跑回来继续大吃。此后人们要做的只是每天在猪粮周围多树起几块木板，真到人类的围栏完成为止。这就是不劳而获的习惯导致野猪失去了自由。那么反过来讲，要想自由，就需要努力工作，努力思考。当野猪依靠人类供给食物的同時，它也失去了机智和凶猛，结果就是今天的家猪。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初这些野猪不去吃那免费的午餐，就不会变成日后的家猪。也就是说，要想自由发展，就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对自己负责。弄懂政治，在政治生活中，参加自己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负责，把责任推给酋长，以为酋长会为大家操心一切。其实，酋长也是人，他们也想不劳而获。当天子与群臣拿到百姓的责任与权力以后，他们也开始享受不劳而获的成果。接下来，他们不但享受权力，还把责任推给别人。明白其中奥妙的他们害怕失去这一切，于是，使用各种手段不让大家思考政治。这就好比那个围栏上的木板。如果我们不拆除它，就只能永远任人宰割。”

此刻，贵族席上有人高喊，“平牟把我们比喻成猪，这是在骂我们，大家难道就这么让他骂吗？”

可是，其他的人并没有响应，大家似乎陷入了思考。

贵族席上又有人喊，“这不就是田氏代齐吗？开始的时候，是用大斗借给老百姓粮食，用小斗收回借粮。百姓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占便宜。但却来者不拒，心安理得。就是没有想到，那是与魔鬼签下的契约，为他篡夺王位铺平道路。”

平牟，“不错，说得好极了，能够连想到田氏代齐，就说明大家都理解了。恢复大同社会后，大家就要记住，一旦出现了有人突然不以商业手段交换货物了，其中必有蹊跷。任何损失财富的做法，一定是另有所图。他一定要在财富消耗殆尽以前，得到点什么。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变成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先民不肯负起责任来，他们不肯思考酋长们思考的大事，头脑犯懒，结果，权力逐渐被酋长拿去，变成了后来的国君。所以，不弄清楚什么是人权，你们的日子还是不会有什么改变。”

有人问，“国君不是天子封的吗？”

平牟，“天子的权力从哪里来的，还不是酋长们选举产生的？怎么后来就不选了，而是受命于天了呢？因为人们不愿意参与政治，懒于走很远的路去投票，让酋长代劳。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选举就成了酋长与天子之间的事情。再往后，选举的时间逐渐拉长，干脆就没人愿意参加选举，最后就一切由天子来决定了。以上的每一步，就好像当年人们把猪的围栏上增加了一块木板。接下来，马屁文人替天子宣传，把天子与天联系到一起，到这个时候，一切就无法挽回了。再想投票都不成了。有一天，当天子与酋长需要征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割韭菜了，各种理由让你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财富，甚至生命。由于，这一切被他们掌控，信息不对等，你们即使是吃了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后，他们说，你们智力低下，即使告诉你们，你们也不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有人说，政治由吃肉的人去管，你们不感兴趣。今天的改革，其实就是要你们明白政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政客们在你们的面前摆下的障眼法。只要大家相互讨论，辨明道理，这些障眼法就会被戳穿。”

平民席，“可是，今天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有完善的制度，我们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制度。还有宏伟的建筑，强大的国防···。”

平牟，“这些都是外表的假象。现代的人，欺骗的本领比古代人更加先进。他们使用了一种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将我们骗得死死的。什么是意识形态，就是把那些为虎作伥的文人，为昏君、暴君的想法，进行各种包装的形式，包括文字，舞蹈，音乐，绘画等等。我们知道，商朝人一切事情都要问卜，用烤裂的龟壳决定下一步怎样做。这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如何烤龟壳是有方法的，根据方法的不同，得到的裂痕也不同。祭司们想要什么样的裂痕，就能得到什么样的裂痕。再比如，文王用易经六十四卦来决定一切，这也是一种表现形态。只要卦象足够复杂，那么，解释权在谁的手中，谁就能把自己希望的内容用卦象表达出来。文王用这种方法逐渐从意识形态上面战胜了商朝人的意识形态，才为今天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贵族席，“那么，谁能保证你不会使用某种意识形态来欺骗中山国的公民呢？”

平牟，“这怎么可能，意识形态是一种要求人们认同的理念。我主张的是，不要相信任何理念，只相信自己，和被自己验证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反抗意识形态。此外，我也本人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管理一个国家，我就是想得到一碗安稳的饭吃就够了。一旦我们的国家走上正轨，大部分人也都会有我这种想法。因为，在大同社会中，财富追求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新的追求。我在扶柳的作坊雇佣了很多的工人。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从无家可归的乞丐，变成了不但自食其力，而且生儿育女的人。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但是，你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活得像个乞丐，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些人虽然能够给领主种地，但是，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一切听别人的安排。甚至娶什么样的女人，老婆和谁睡觉这些问题都是别人来安排。如果所有人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我们的改革就是改变这种状态。”

平民席，“我们参政，如果说错话，谁能保证我们不会被杀头，谁来作主？”

平牟，“你们自己做主，用选票来决定，让对自己有利的人，成为最高权力的执行者。”

平民席，“我们天天在地里劳作，贵族们天天研究历史。当然他们知道的政治比我们多。我们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

平牟，“政治是大家的事情，我们的政治是发展的政治，是根据大家的意见而变化的政治。而目前学校中学到的政治，不过是某些精英掺杂了个人成见的‘春秋笔法’，那不是事实。因此，不论学多少也用不上，他们学到的东西，只对过去的制度有用，是一些名为‘文韬武略’，实为‘阴谋诡计’的内容。我们要开发的是一个像大同社会那样，一切由百姓说明算的政治。为此，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都要学会说真话，学会表达自己而不是按照书上说的说，像背书一样。”

平民席，“如果他骗我们说对我们有利，但是，拿到权力却不兑现 怎么办？”

平牟，“这也不难，一任领导只有四年，四年后他不兑现，就不再选他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大家思考。比如，不是出于自己心愿的选举，这其中包括贿选，以及强迫选举某人。这等于没有选举。”

贵族席，“选举怎么还有强迫的？”

平牟，“当然有，比如，领主想要支持某一位候选人，他只要对自己土地上的人说一句，如果某人没有当选，我将把自己领土上的地租增加一成。那么，这片地上的所有佃户就一定把票投给那个候选人，对不对？”

没人说话，但大家的眼中都期盼得到回答。

此刻，贵族席上有人发言：“我认为，这个改革改掉了大王的权威，伤害了贵族与佃户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如，本来我们谁也没有想要用地租的手段来影响选举的。但你这样一说，我们反倒要考虑了。这不是等于增加了矛盾吗？大同社会不是：‘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吗？”

平牟，“大同社会的确是‘谋闭而不兴’，但不是对于各种罪行不加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当嫌犯摇摆于犯罪与不犯罪之间的时候，如果有一条法律告诉他，犯罪的成本很高，这样，他就不会犯罪了。远古时代的大同社会之所以没能延续下来，并堕落到我们这个小康时代，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全民公认的，恰当的法律。一切交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

贵族席上另一人，“我希望平牟先生先到乡学学几年，再谈什么体制改革。你懂什么是礼、乐、射、书吗？这些，可比你那法律有用多了。”

原来，周朝的学校只教贵族，按等级分为乡学和国学两种，贵族子弟经过这种学校后就有了当官的资格。平民是没有资格上学的，当然平民也就不可能当官。孔丘倡导的其实就是与这种公立学校对着干的私立学校，但它的目标也是做官。当时的风气是，如果上学的目的不为做官，那么，这门学术就招不到学生。只有当官才对学生和家长最有吸引力。所以，东周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给学生找到毕业后的出路。比如墨家主张毕业后成为工程师；兵家认为，毕业后成为将军；农家，毕业后安心务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