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共已經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對於總書記習近平來說,怎樣應對這個局面就應該是對自身安全負責的問題。但習的權利來自黨內大佬的支持,這些人不但事事掣肘,且思想僵化,偏聽偏信。外加,牆內學者又將各種偏見,不實之詞有意放大,這些所謂的學者,也是爾虞我詐,不敢說真話,假話說多了,久假不歸,信以為真。舉例來說,前些日子在網上遇到一位牆內學者,他說,沒有集權的力量,就不能將分配平均。這就是從來不懂什麼是民主的人說的話。因此,習近平如果還能明白事理的話,他能辦的事,只有抓住軍隊,逐漸放權。首先要承認,自己不是聖人,遲早有一天要把權力交出來。而目前中共,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權力的腐敗與權力的使用之間,騎虎難下。所以,就要想辦法,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態,換一種思維,變被動為主動,尋找下虎背的方法。
對於獨裁者來說,最大的挑戰,也許就是真的以為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前蘇聯就是死不放權,最後導致兵變。而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則更是一條道跑到黑。到死都認為自己是人民選舉的合法領導。薩達姆也是,被逮捕的時候,依然認為自己是人民的總統。堅持這種思維,那麼,下場也和他們一樣。
抓軍權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對內維穩,而不是為了對外擴張。所以,先要集中精力量搞好部隊建設。有了這個認識以後,就可以利用美國的壓力,打擊黨內的極左勢力。換句話說,就是讓黨內的強硬派,盡量表現,讓他們處處與世界人民,與普世價值為敵。引起的後果讓他們自己來負。這樣一步一步的清除極左勢力。
中共的內部,也有勇武派與合理非。由於中共語言的腐敗,所以,先要弄清楚這兩個對立的辭彙。前者就是保守派,反動派,後者是改革派。由於中共起家就是打、砸、搶,所以前者總認認為,自己是正統的革命派。直到今天還一天到晚喊著不當執政黨,要當革命黨。當年共運還沒有衰落的時候,每次政治鬥爭都是這群勇武派站上風,儘管吹牛的後果是非常殘酷的。鄧小平當年就是這種人,後來挨了幾年整,明白了,變成了改革派,或者說是合理非。勇武派在共產黨內部,憑藉著大喊大叫,政治宣傳打擊合理非。就和當年義和團高喊各種不切實際的口號,壓制洋務派一樣。而合理非的手段是什麼呢?就是讓這些勇武派現眼,打擊他們的威信。比如,鄧小平就曾經使出過一招。1988年,以陳雲、姚依林、李鵬為首的保守派提出了堅持計劃經濟。鄧小平當時有權利阻止,但卻聽任他們去做,讓他們去搞。結果國民經濟下滑,損失慘重,經過這件事以後,三個人再也不敢胡說八道了。這就是所謂的交學費,反正是老百姓倒霉。而鄧的權利則更加穩固。再搞改革就沒人敢說話了。有鑒於此,目前習近平最好的辦法就是讓這些毛左先胡鬧,讓他們先瘋狂,然後一個一個讓他們滅亡。香港問題就顯示出類似手段,習很早就說,「不準見血」「自己捅的漏子自己補」。而在貿易談判的問題上,似乎也有這種手法,當初有人嫌劉鶴談判不夠強硬,於是在談判隊伍中,增加了號稱是強硬派的鐘山,結果,鎩羽而歸,如今大概他也老實了。反貪過後,懶政怠政的現象非常普遍。從五十年代的各次運動開始,一方面,各行各業的真正精英受到打擊后,不敢做事,另一方面,一群浮躁的,逢迎拍馬者紛紛走上領導崗位。從那時起,想當官,先學會不怕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現在是這樣了。真遇到事,當然就是「六軍不發無奈何。」解決的方法也只有向著民主靠攏,正好利用人民的力量,督促這些人不敢玩忽職守。還有就是新疆問題,美國通過人權法案,實際上是迫使黨內不再有人敢於對維吾爾人繼續強硬。當初是有恃無恐,才有一群流氓跑去逞威風。如今看到禍及子孫,再沒人敢出這個風頭了。如果習近平能夠審時度勢,利用這個機會,跳下這隻老虎,還有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一個美名。根據台灣的經驗,這個過程要經過二、三十年。即便現代社會的發展速度加快,十到二十年的時間還是需要的。這段時間,足夠習近平施展的了。
抓軍權的目的是:誰要搗亂就軍管。但是,本次提升將官的做法有點急病亂投醫的意思。讓人聯想到太平天國末期,隨便封王,致使王的數量達到兩千多,最後,尾大不掉,壞事就壞在他們頭上。所以,民主改革才是真正的安定、安全,而時時提防兵變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
作為美國的配合,就是不斷施壓。如若習總真想走向民主,那麼,美國的壓力可以幫助他清除左派勢力。如果習總不想這麼干,那麼,連他一起送進歷史的垃圾堆。川普自然知道這個道理,但目前,影響他決策的最大障礙,就是美國股市以及選票。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這個對聯,說的正好就是當下的習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