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先驅顧維鈞的中美關係論點值得關注

中美外交先驅顧維鈞的中美關係論點值得關注

 與同時代的外交官相比，顧維鈞對外交方針和應對策略有自己的思考和總結，給外交史留下了不應忘卻的遺產。每當思考或分析外交事件時，顧維鈞的事迹都是一種重要的參考。

一定意義上講, 顧維鈞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國外交的形象; 一定意義上講, 顧維鈞也代表了民國年間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職業形象和政治形象。

 顧維鈞的美國觀：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顧氏一生與美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並且有一套自己的美國觀。顧氏對於美國的一個基本認識是: 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顧對帝國主義一詞這樣解釋：「這個詞主要是指一種主張殖民主義的政策, 而非意指政體。」如果以顧氏的解釋看問題, 美國在世界列強中是較少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

 顧氏一向重視研究外交史, 他說：「從中國的外交史上來看, 英國同德、俄、日、法各國一樣, 一向被視為帝國主義列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重重困難, 大都來自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中國實行的殖民主義和政治控制政策。」

 在顧氏開列的這份帝國主義名單中, 美國是除外的, 因為他認為與上列各國在華推行的殖民控制政策相比, 美國的程度顯然較低。概括而論, 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是顧維鈞全部美國觀的基點。

顧維鈞的經驗：美國對華外交的三大特點

 顧氏的上述論點, 主要來自於美國不是帝國主義這一認識。 作為外交官, 顧氏對美國的認識主要來自於自身的經驗, 而非觀念。在長期的交往中, 顧氏認為美國對華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 美國對華有一種「感情上的興趣」。

 顧說: 在世界列強中，美國「受到中國人民的喜愛。在列強對華掠奪初期, 美國並未達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強那樣的程度; 同時也和其他列強不同, 它對中國有一種感情上的興趣和理想上的目標」。

 美國的這種不同於別國的感情上的興趣, 其表現之一是：「當外國人侵略中國時, 除了美國, 其他大國一般只是在影響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時才出面干涉」。在顧氏看來, 美國對華的「同情」, 有時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為出發點的, 而是一種「興趣」。

 其二, 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 其對華關係是居於次要地位的。

 顧氏認為美國在對外政策的制訂上, 受到這樣一種因素影響, 他說：

 「美國人民在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國人, 對歐洲較感興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國人, 則不論對歐洲還是對太平洋發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關心, 住在西海岸的美國人則對中國和遠東深為關切……白宮和華盛頓的各種勢力, 一般說來, 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觀點較為一致。」

 把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按上述地區分作三類, 顧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所以重歐輕亞, 主要是由於華盛頓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

其三, 顧氏認為與英國的較為穩定的對外政策相反，「美國外交政策缺乏一貫性, 尤其是對中國」。

 顧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存在一種情緒化傾向, 他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是開放、天真和衝動的——當美國的情緒正常時, 非常慷慨大方, 但當不高興時, 則非常殘忍。」

 正是這種情緒化傾向, 影響了美國對外政策的連續性。在長期的交往中, 顧氏曾反覆領教過美國的「慷慨」與「殘忍」。

在中國與美國交往的方式上, 顧氏主張採取低姿態, 顧氏認為40年代後期中美關係的惡化, 其起因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我國的領袖們對於他們在國際政治影響中的地位所作的過於自信的估計」。

 尤其是成為四強之後，「中國過分妄自尊大起來。於是中國領導人常常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上持不妥協態度」。顧氏曾不無遺憾地說：

 「我曾屢次力圖向蔣委員長解釋與美國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員長採取他認為可以使美國人信服的那種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國式的, 不甚適合美國的情況……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要順其性情, 不宜披其逆鱗。」

 顧維鈞外交生涯

 顧維鈞是本世紀（20世紀）美國現代外交發展過程的見證人。當他初次出使美國時, 美國還是一個不太重視對外關係國家, 並且也沒有形成通盤考慮的對外政策，「僅僅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用以對付南美、遠東(如義和團運動) 或歐洲出現的某一具體問題的政策而已」。

 顧氏認為, 1947年3月發表的杜魯門主義, 標誌美國開始有了全球性的對外政策。認為「這確實是美國制訂政策的傳統的一次重大轉變」。但顧氏還是認為美國是一個閱歷不深的民族, 因此，「指望美國人對國際局勢發展的錯綜複雜情況, 能高瞻遠矚, 了如指掌, 這是不恰當的」。

 顧氏一生的外交路線, 基本上是「賴美為助」, 也就是說, 當他一旦不能從美國獲得支持時, 其外交也便步入窮途。在國民黨退居台灣前後那段時期, 顧氏作為駐美大使, 其基本任務就是爭取美援。

 顧對其密友杜勒斯說：「抵抗共產黨的前進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則全賴從國外, 也就是從美國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

 而杜魯門、馬歇爾則強調國民黨必須自助。杜勒斯也曾反過來要求道：「為了得到美援, 中國人首先必須自助。」

 由於國民黨無力支撐戰局，美國對顧也日漸冷淡。在與馬歇爾的一次談話后， 顧氏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過去三十年中, 我至少和十幾個國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長談過話, 打過交道, 其中包括六位美國國務卿, 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難以開誠布公交換意見。」

 與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的接洽更為不快, 顧氏感到：「從巴特沃思的謹慎和冷淡來看, 他把我看成了蘇聯大使」。

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群體中的代表人物，顧維鈞活躍於近代外交界近半個世紀，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他既做過駐美國、英國、法國的大使，也做過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代表，還做過外交總長、外交部長，在民國時期擁有如此豐富外交履歷的外交官僅此一人。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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