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東周找飯轍（8）不是禪讓

什麼是禪讓？那只是儒家編造的故事，並沒有可靠的記錄。夏朝以前，連文字都沒有，都是口口相傳。想要認識那段歷史，只能參考後來有記載的，其他民族起源史。按照那些資料，只有堯、舜、禹有血緣關係這一點比較可信的，其他的則過於浪漫。禪讓可說是善意的謊言，在整個周朝以後的歷史中都很有市場。它是人們，對遠古時代權力交接的一種，誇張的描述，極不科學。這種吹噓曾經讓很多君王想入非非。但謊言畢竟是謊言，缺乏邏輯。因此，真正的禪讓只有虛名，卻從來沒有發生過。事實是，那時，強敵環伺，為了生存，必須實行軍事民主，以及公有制；人類的進步，一是發明了制度民主，而非停留在軍事民主；二是發明了私有制，取消了公有制。但在東周時期，還沒人懂得這兩大發明的意義。人們只能用落後、原始的手段解決問題；當部落強大后，不同的意見越來越多，問題越來越複雜。必定出現一次血腥的，依靠各種陰謀、陽謀的集權過程。經過儒家的美化，就能讓喪事當作喜事辦。一旦中央集權穩固了，人們又思念當初可以民主商議的時代。儒家把過去允許商議的時代稱為『大同』，而後來不允許商量的時代，稱為『小康』。但是，儒家找不到恢復大同的理論，只能給統治者戴高帽，告訴他們，聖人應該禪讓。讓他們多想一想死後的事情，想想自己的謚號。目的是盡量避免出現一個『哪管身後洪水滔天』的君主。可是，把身後事看得太重就出現『視死如生』的殯葬文化，人殉就出現了。但無論如何這頂高帽子，引得很多希望做完人的君王上鉤。儒家的謊言雖然帶有善意，可結果卻像《盛德鎮》中的那些『君子』，一步一步使整個社會走上了不歸路。平牟曾經讀過東周歷史，發現，只有小國，才容易出現國君禪讓的事情。因為，小國的敵人很多，這些敵人就保證了貴族之間不敢相互殘殺，而是相互協商。以便積聚力量共同對敵。此外，小國幾乎沒有官僚集團，而大國官僚集團不允許你禪讓，讓出王位可能牽扯到一大批官僚的生死和飯碗。即便如此，小國中，權力和平交接的希望，也常常被某些人的私心和貪慾徹底破壞。比如，我們都知道魚腸劍的故事，專諸刺王僚。這個故事要從吳國的始祖太伯說起。他是周太王的長子。為了讓父親把王位傳給聰明的小弟季歷，他和二弟仲雍離開自己的國家，千里迢迢，來到還未開化的長江下游隱居。他們的明智，受到土著百姓的擁戴，建立起吳國；這裡能夠看出，當物質條件匱乏的情況下，人們還是按照能力來選出國君，（所有的部落，最初都是選舉制。）此後一代代傳下去，就到了吳王壽夢，他有四個兒子：諸樊、余祭、夷昧、季扎。諸子之中，季扎最聰明。壽夢去世前，想立季扎，但季扎堅辭不受；自己不是長子。於是壽夢將王位傳給諸樊，並約定兄終弟及，這樣遲早輪到季扎。（各部落起源時，也常常是兄終弟及。）

壽夢喪期滿，諸樊要把王位讓給季扎，並說：「這是父王的遺志。」季扎回答道：「父王在世時，我不願位列東宮，父王歸天，我怎麼能坐上王位？哥哥若再逼我，我只好出避他國。」諸樊拗不過季扎，只好繼位。

作了吳王的諸樊，心想：「我要是活到老才死，按次序傳位，傳來傳去，四弟很難繼承王位。」於是，他親自率領吳軍攻打楚國，戰死在疆場。大臣們依照壽夢的遺願，立余祭為吳王。余祭了解兄長的心意，就想：「哥哥戰死，為的是要把王位儘快傳給季扎。」他也親自率軍去攻打越國，打了勝仗，卻讓越國的俘虜把自己刺死。（從這裡看出，當年人們在理想主義的輿論下，常常做出今人費解的事情。以上兩位國王之死，未必真實。但目前能見到的史料中就是這樣寫的。能夠這樣做的國王，必須克服兩個困難，第一，承認自己不如四弟，第二，為了完成父親遺願，自己找死。最可氣的是，為了把王位傳給弟弟，發動戰爭，倒霉的是老百姓。這就是儒家敘述歷史的特色；即總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敘述。留下的後遺症是：那些對歷史一知半解的人，不知道失敗者的疾苦。以為自己也是勝利者，因此，常抱著一種韭菜為鐮刀擔憂的心態。這種『奉獻』精神，讓為政者騎虎難下，只能以對外擴張來解決國內問題。其實，小康社會的經濟倫理非常簡單，就是全體人民向一個主子要飯吃。所謂國家滅亡，就是換了一個主子，和百姓有什麼關係？但站在勝利者角度敘述歷史的習慣，讓儒生在撰寫歷史時，字裡行間要透露出替主分憂的意圖。一旦失敗，從上到下必須要找替罪羊來發泄。這種相互推諉的做法，造成族群內外的割裂、猜忌和無緣無故的仇恨。根源就在於，所有人津津樂道的，都不是事實。）

三公子夷昧依次當立，他也不肯登基，堅持讓位於季扎，並說季扎在國際間的人脈廣，適於做國君。季扎寧死也不同意，夷昧只好自己作吳王。他採納季扎的建議，罷兵安民，交好各國，太太平平地作了幾年吳王。

吳王夷昧身患重病。臨死時，他重申父兄之命，要季扎接替王位。季扎再度拒絕，並逃到邊邑延陵躲藏起來（這季扎不是潔癖就是神經病）。國不可一日無君，群臣遂奉夷昧的嫡長子州於為王，改名僚，稱吳王僚。

再說諸樊有一個兒子，公子光，他可沒有長輩們那麼謙遜。他認為，如果沒人做吳王，就應該是自己做才對，自己是老大諸樊的兒子。於是開了殺戒，請專諸刺殺王僚。吳王僚死後，他就上位了，這就是吳王闔閭。伍子胥也是這次刺殺行動的幕後推手之一，因為他急於當官報家仇。從這裡能看出，臣子想要上位，常常需要推動王家的權力更替。也能看出，這種禪讓的風氣，如果沒有制度保障，輕而易舉就變成一場屠戮；還不如父死子繼。還能看出，由於君王有生殺大權，前後兩任君王之間，常常是毫無信任可言。平牟從這段歷史里體會出，在沒有法律以及體制的條件下，開始的時的烏合之眾，都曾經是熱血男兒，為了理想，個個可以奮不顧身，兩肋插刀，但只要出現一個喪心病狂的，就能讓所有的人恐懼起來。整個團伙的成員，就必須選邊站，一些人變成「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跟隨者，另一些人不肯同流合污而被殺。所有專制的集團、幫會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這種人必須找到理想主義激進的理由，才能生存。後來，他看過一部電影《浪潮》 The Wave。1967年，美國加州一所高中，歷史教師羅恩·瓊斯（Ron Jones）為了讓學生們明白：任何時候，只要失去理性，都可能出現激進主義。搞了一場教學實驗。他提出鏗鏘有力的口號，「紀律鑄造力量」、「團結鑄造力量」和「行動鑄造力量」，用嚴苛的規條束縛學生，向他們灌輸集體主義，要求他們絕對服從，遵守紀律。在年輕人攀比的心理促使下，僅僅五天的時間便成功地培養出一個恐怖獨裁的群體。學生們把他看作是元首，這令他不知所措。由此看出，極權統治的形成，往往是從很簡單的小事開始，被人群推動，使統治者不得不走向獨裁，也使群眾不得不為了某個獨裁者賣命。最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成為了受害者。

比較部落剛剛興起時的軍事民主就能看出，現代的制度與法律，其作用，相當軍事民主時代的外部壓力。不同的是，它是利用了人類的智慧，使享有權力的人不敢肆意妄為，因而保證了團體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條件下，依然可以相互信任，這是一種更加理智的民主，只有在這種民主條件下，大量的創新才能湧現出來。

從吳國的歷史中也能看出，早期的春秋時代，權力交接，並不像後來那樣，一個個痴迷於王位的爭奪。當時的人還沒有那麼多的心計。因為當時做國君，不像後來那樣奢侈。春秋時代的學者，羨慕這種天真、原始的時代，卻不能正確地看待，那是物質匱乏，不得已的產物。《國語·魯語下》中，敬姜甚至認為貧窮的土地上，人民講求正義，而肥沃的土地上，人民不成材。這個觀點一直影響到文革的上山下鄉。說得輕鬆瀟灑，再經過儒家的渲染之後，很多有為的國君都希望實現禪讓。《戰國策·秦策一》記載秦孝公在去世前，曾想傳位給商鞅，商鞅「辭不受」；《呂氏春秋·不屈》記載魏惠王曾想禪位給惠施。直到漢朝的王莽時期，人們依然迷信禪讓能夠解決問題。由此可見，儒家盛行的年代，禪讓一直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存在。也可以說，並不是各個帝王都對權力貪得無厭。做過幾年皇帝的人，明白它的利弊后，想法也會有所變化。比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主動放棄權力。還有清末的慈禧太后，也有意實行君主立憲。後來，篡位的袁世凱，在其遺書中，這樣寫道，「恨只恨我，讀書時少，歷事時多。今萬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誤，苦我生靈，勞我將士，群情惶惑，商業凋零，如此結果，咎由自取。誤我事小，誤國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慈禧與袁世凱缺乏的實際上是果敢精神，不缺的是理想。

與理想主義相反的是實用主義；不設立場，對於任何有用的東西都能接受。這就是大同社會，或者民主體制的基本原則。對於理想主義的進一步了解就發現，所謂的理想主義，是指在政治上有理想的人，他們熱衷於把已有的科學和文化知識變成自己的政治籌碼，卻不喜歡自己去體驗生活，享受生活，從生活中尋找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以形成自己的創造。因此，在一個大同社會中，只有在危機十分明顯，比如，受到侵略，或出現暴政，需要有人登高一呼的時候，理想主義才有市場。但東周的小康局面，太過兇險，因此，儒家的理想主義者只得要求弟子們在遇到危險時躲開。正是由於他們只做一些小仁小小義，小罵大幫忙的事情，才得到後來統治者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