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慎到的“势”到韩非的“势”-----先秦诸子百家系列39

韩非认为要想让臣民顺服，让国家得到安稳，仅仅靠法律还不足以达到，还需两个手段方可让大臣听命，让人民顺服。一个手段叫势，另一个手段叫术。韩非说：“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韩非将国家比喻成一辆车，“势”就是驾车的马，“术”就是车技，两种缺一不可。“势”和“术”都是配合法而行使的，故也称两者为法外之器。

“势”就是权势，“术”就是权术，是法家前期人物慎到和申不害的主张，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韩非兼收并蓄两者都重视。先说说“势”。慎到之所以重“势”，是因为他看到了权势对君主的统治至关重要，其作用要大于权术，甚至可以超越“法”。慎子有一段很著名的关于“势”的说辞，韩非在专门论述“势”的名篇《难势》中开头即引用了慎子的这段话：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难势》

这段说辞意思是说，龙、蛇腾飞靠的是风云雾气之势，如果没有了风云雾气，那么龙蛇与蚯蚓无异都趴在地上。有贤德的人屈尊于不肖之人，是因为有贤德的人地位低权力轻；不肖的人能让有贤德的有智慧的人屈服，就是因为他有权有势。尧是多么伟大，但他是一介小民时没有几个人服他，一旦当上天子，天下人服从。夏桀为天子而能把天下搞乱，靠的也是权势，如果他就是一个小民，也不会有搅乱整个天下。所以说权势足以持有，而贤智却不足羡慕。

慎子提出上述观点后，有人反对抨击，不同意他的说法，韩非接下来也把反对者的说法摆了出来，原文比较长，我把大概意思翻译出来，以下即是反对者的意见：

你说龙蛇依靠云雾腾飞，没有云雾和蚯蚓一样趴在地上。但请问，即使有了云雾，蚯蚓能腾飞吗？不能。为何不能，因为蚯蚓没有龙蛇那种的腾飞的本事。

你说尧舜依靠权势让天下臣服，桀纣靠的也是权势把天下搅乱，那么请问为何尧舜在上位，天下就大治；而桀纣在上，天下就乱，还不是因为尧舜有德有才，桀纣才薄无德。

所以“势”这个东西，贤人可以利用，不肖之人也可以利用，“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世上之人贤者寡而不肖者多，如果依靠势，“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不肖之人就是吃人的老虎，如果这个势让不肖之人用就是如虎添翼，害人更猛。“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良马好车，使藏获（奴仆）驾驭就会被人耻笑，使王良（古之善御者）驾驭能致千里。马是同样的马，车是同样的车，一个被人耻笑，一个能致千里，这就是巧智和笨拙的区别。

国家就好比一辆车，权势就是驾车的马，号令为马鞍，刑罚为马鞭，使尧舜驾驭则天下治，使桀纣御之则天下乱，由此看不在权势，而在贤与不贤，两者相差太远。

以上是反对者的意见听来也是振振有辞。不难看出这个反对者主要是儒家，也包括墨家，两家都提倡用贤用智。慎子也罢，反对者也好，其实双方各有其理，慎子强调的是权势本身的效力，反对者强调的是权势使用者的品德。那么韩非的立场呐？作为法家人物的代表韩非自然站在慎子一边去反对儒家，但是反对者儒家对慎子的观点已经驳斥得很厉害了，我想即是慎子本人也不知该如何反驳了，这时就需要韩非出场了，那么韩非又该如何反驳呐？

韩非首先把“势”分成两种，一种叫自然之势，一种叫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就是任用权势自由随意发挥。尧舜用势天下治，桀纣用势天下乱，他们的势都是自然之势。但是不管尧舜治还是桀纣乱，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法。尧舜圣贤少用法，桀纣暴虐没有法，势必须与法相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处势则乱。”这就是人设之势。

尧舜千年一出，桀纣也是千年一出，世上的君主绝大多数是中等人，上不及尧舜，下也不至于桀纣。人设之势的设定就是为这大多数的中人所考虑的。驾车没有王良，难道只剩下藏获，那么多中等驾驭者难道不能用吗？中等御手保持中等车速，车不是更稳当吗？你们说必待贤良而治，必待王良来驾车，那么就好比饿了必等有肉才吃，一百天没有肉，难道就不吃饭了。待尧舜而治，待王良来驾车就好比待肉才吃饭，岂不要饿死。

韩非说了这么多，最为关键点就是那句“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处势则乱。”慎子重势，但不重法，没有把法和势结合起来。商鞅重法，而忽略势，只有韩非把法和势连在一起，提出势必须依法而行，“抱法”就是依法，势在法律的约束下才可发挥出正面的效力，国必治；反之“背法”，不受法律制约，那么势就向坏的反向发展，国必乱。

韩非的这个提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权大还是法大。韩非的观点很明确，权势不能超越法律。商鞅也持同样的观点，两人在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上有三点是一致的：第一必须公布法律条文；第二公布后必须严格执行；第三，不能朝令夕改，擅自随意更改法律。韩非说：“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不重变法就是不要反复改变法律。这三点是法家难得的可取之处。这三条都是保证法律的严格履行，不能被权势践踏。现今中国也没有做到这点。权大于法仍然是现今中国的法律现状。

势与法的结合同时也表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法的执行是靠势，没有了势，法也就难以推行。这就暴露出中国从古至今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法，但却没有为执法而设的法，所以法律的执行必须依靠权势，这样就给权势的膨胀和乱用，权大于法也就在所难免。法律被践踏，以权谋私，以势压人这种事太多太多，天天发生，已经司空见惯，见惯不怪了，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用不着多说了。

所以重“势”并不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反而攀附权贵，趋炎附势愈多，普通民众不得不在权势下低头。韩非讲了一个故事，说是秦襄公病了，民众为他祭祀祈祷。大臣公孙衍出行看见问道：“非社腊之时也，为何杀牛而祈祷？”百姓曰：“君主病了，我们老百姓为之祷。”公孙衍回到宫中向秦襄公拜贺道：“我君病，百姓为之祷，君主德过尧、舜矣，故百姓爱之。”秦襄公回道：“非爱我，他们是爱我的权势。”这个故事说明对权势的跪拜中国人向来如此，当官的永远是官老爷，人民大众永远是小民、草民、奴才。权势本身已经让“小民”屈从，如果再用严刑峻法压制，哪里还有自由的空间？中国人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并不强烈，却习惯于苟且偷生，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韩非商鞅的法家思想主导下的结果。呜呼哀哉，独裁专制下，权势如夏日当空，烤得人们火辣辣，汗流浃背却无处躲藏。

“势”就讲这些，下面讲讲另一个法外之器，术。这是韩非最擅长的花费大量篇幅论述的东西。我们看看韩非是如何钟爱其“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