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賴

人常說，好有好報，惡有惡報。但當善惡標準沒有確定的時候，這種說法就失去了意義。《淮南子.道應訓》上有這樣一個故事，翻譯成白話文是：「從前，司城子罕輔佐宋君。一次他對宋君說：「國家的安危，百姓的治理，均取決於君王施行賞罰。爵祿與賞賜，是人民所喜愛的，就請大王您親自執掌；那誅殺刑罰，是人民所怨恨的，就由我來干這個贓活。」宋君聽后說：「好。我受百姓讚美，你受百姓怨恨，這樣一來諸侯面前就特別有面子。」但當宋國人知道生殺大權掌握在子罕手裡后，大臣們就親附子罕，百姓們都畏懼子罕，不到一年時間，子罕就將大權旁落的宋君殺掉而篡奪了宋國的政權。」

從這件事中，我們能夠體會到，很多時候，惡人也有好報。但進一步的思考，還會發現，在儒家的作品中，所謂的好人和壞人，都是站在君王的立場上進行評論。而現代社會的善惡標準是對人民而言。標準不一樣，記錄的側重點也不一樣。對於要求平等的人民來說，司城子罕的奪權表明，那個時代，儒家的洗腦還沒有完全，君主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讓百姓依附自己，就能夠得到這個權力；田氏代齊也是類似道理。事實上，沒有儒家洗腦的春秋時代，君權也並非後世那種只佔便宜，不吃虧的權力。傳說，商湯曾經希望以自焚來換取久旱的甘露。從此看出，那時的人還懂得權與責是綁在一起的道理。古希臘也有類似情況，遇到重大災難，國王的子女，甚至國王本人要成為祭品。隨著時代的進步，西方國家通過科學分析，弄清楚責、權、利、法，以及各種自然現象的關係，於是民主與科學在西方蓬勃發展。而中國，由於儒家的關係，混淆責任、權利、法律的關係，遇到無法解釋的自然現象就來一個「子不語怪力亂神」和你打啞謎，最終走向反民主，反科學。

很多古書上記載：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弒君事件出現了三十六次。儒家的作品把弒君說成是天大的壞事，但當百姓被儒家洗腦後，君主的權力得到鞏固，而百姓死了多少人，卻隻字不提。不僅如此，孔子還埋怨百姓不聽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說與女人、小人最難相處，你對他親近，他就跟你蹬鼻子上臉，你和他疏遠，他就抱怨你。儒家這種，只為君主利益著想的做法，使得春秋結束以後，出現了戰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弒君的事情少了，因為，各國君主逐漸懂得了利用宣傳手段，掌握絕對的權利。接著叼盤的法家跑出來為君主們制定法律。法律本該是為弱者服務的，一旦它為強者服務，那麼法律就被篡改成了盤剝弱勢群體的記事本，每當君主們忘記了如何欺壓百姓的時候，看到它就想起來了。但與此同時，由於權貴們的盤剝，低端人口越來越多。他們不知道下半生怎樣生活，無依無靠，無所依賴，這就是無賴這個詞的來源。《唐睢不辱使命》就說的就是弱勢群體，如何面對這樣的王法：安陵是個只有五十里土地的小國，秦王派人對安陵君說，以五百里的土地與他交換；這種天上掉餡餅的事情，擺明會有陰謀。安陵君派唐睢去見秦王說，這是祖傳的地，不能隨便交換。

秦王大怒說，「你知道天子發怒會怎麼樣嗎？」（當時他還不是天子）

唐睢說，「不知道。」

秦王:「天子發怒，就有上百萬的人會死，流血千里。」

唐雎:「大王知道平民發怒會怎麼樣嗎？」

秦王:「平民發怒，不過摘掉帽子光著腳，用頭撞地而已。」

唐雎:「那是無能的人發怒，...有志之士發怒，就有兩個人會死，流血五步。」說完，站起身，拔出了劍。

秦王收起得意的表情，向唐睢跪下道歉：「先生請坐！不必如此！我明白了，雖然我滅了好幾個國家，但滅不了區區五十里的安陵，就因為有先生這樣的人在。」

從這裡，我們看出，古代的刺客是受到人們尊敬的英雄。他們代表弱勢群體，向專橫的獨裁者挑戰。這與現代的恐怖主義不是一回事。古代的獨裁者是不與民眾商量，遇事我行我素。所以只能用刺殺來解決問題。現代的恐怖主義是，別人已經與你商量，可是你還是我行我素非要使用殺人的手段。人類文明之所以能夠戰勝野蠻，就是因為有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民主國家，由於人人都能安心工作，遇事好商量。所以，他們的科技水平與日俱增。這些技術，就是民主國家的法寶。而在獨裁國家，由於人人不能安心工作，那麼，他們的科技水平就無法提高。另一方面，從這個故事中，我們看出：無論是君王、大臣還是賤民，每個人最關心的都是自己的生死。獨裁統治下，只能有一個人來掌握所有人的生命。這就是所有問題的焦點。當民眾都惶惶不可終日，無法安心工作的時候，國力怎麼會增強？

儒家雖然把天子神化，但同時，依然指明兩點，第一，天子要有自知之明，幹不了就隱退，具體事例是堯舜禹之間的禪讓。第二，責任與權利同在，具體的事例就是上面說的，商湯為了祈雨自焚。而中共的特色是把上述儒家的兩種觀點，反過來總結成理論，作為執政的原則。也就是，一、沒有自知之明，絕不下台，二、只抓權利，不負責任。此外，沒有嚴格法律，而『共產』又使得人人沒有『恆產』誰也沒有『恆心』。有希望拿到的就只有權利，有了權利，就可支配一切，（全有），沒有權利就一切不能支配；包括自己的身體，（全無）。所以，爭權必須全力以赴，你死我活。每個人為了權利，用盡了各種手段。每個人都在不斷鬥爭中生存，沒有一天安寧，沒有安寧就沒有心情做任何工作。西方世界在古希臘時代，以及法國革命時期，都曾經出現過類似的人心浮動局面。西方思想家經過反覆的思考後，發現，唯有將各種利益分開，才能使得大家都安心。世界上，最重要的利益只有兩種，一是權利，二是財富，權利是不能分割的，否則會出現九龍治水的現象。而財產卻可以分割，因此，必須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容侵犯』作為一切工作的底線，才能使所有的人安心工作。憲法是一種公正的約束，財產則是更加根本的約束。他們把這個研究結果歸納為：「權利不能私有，財富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將墮入地獄之門。」這種思想，最終成為民主國家，治理無賴的手法。就是讓你『有賴』；保障你的衣食住行。在這種國家裡，沒有死刑。因為，既然人人都條件不必犯罪，也能生活，那麼，在監獄中度過一輩子已經是最大的懲罰了。習總說2020年要解決貧困人口問題。光說沒用，要看看此後是否會取消死刑？這才是檢驗貧困現象的決定性指標。

馬克思是一個不懂實業的書生，如果沒有別人資助，他連生存都成問題。而且，他也不知道，在他死後，資本主義世界會變成福利政權；說他是個無賴，並不過分。這種人卻非要反對西方文明的成果，非要把財產『公有』。他那本不考慮如何執行，不計後果的神話經濟學，最終造成所有的財產都被某個個人所掌控。如果說，儒家把權利集中到君王手中的做法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那麼，幼稚的共運則演變成一種，為了破壞穩定的民主秩序，達到篡權目的的有意圖謀。更糟糕的是，在封建制度內的所有無賴中，至少君主本人『有賴』。可沒有法治約束的共運，在權斗的時候，沒有任何保障，人人都是無賴。

中共在剛剛建黨時，之所以能夠糾集一群人，是因為這些人頭腦簡單，他們只是愚笨的利己主義者。只知道零和博弈，不懂得非零和博弈能夠得到更大的利益；只相信表面口號，卻不懂得其背後的陰謀。中共內的明白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利用了這種幼稚心理，以極小的成本，拉起自己的山頭。但遺憾的是，這種做法只適用於黑社會，不適用於政府。黑社會搗亂就是為了撈點生活費。可獨裁政黨則隨著矛盾的激化，消耗的成本越來越高，最終動搖國本。所以說，獨裁國家中，最大的賣國賊就是決策者本人。也可以說，比起民主政體來說，這些『明白人』還是不夠『精緻』。

毛天天叫嚷自己要『無法無天』，把玩命當遊戲，不管後人評說。了解一下他的歷史就知道，他一輩子從來就沒有經歷過真正的法治社會。毛本人就像「水滸」中描寫的史進，盧俊義，把自己的產業散盡，先成為無賴，再去打天下。因此，他非常欣賞無賴的命運。見到進口的無賴理論，一拍即合。無賴為他帶來了絕對的權利，用《孫子兵法》的話來說是「置於死地而後生。」這種論調，在於冷兵器時代，也許有些道理。而在現代戰爭中，卻落伍了。況且，戰爭畢竟不是生活，人不能永遠的置於死地，拚命不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嗎？毛主觀上的想法是，用一群無賴，把所有的人都變成無賴，讓所有的人都賴在自己身上，對自己俯首帖耳，甚至對非洲的政策也是如此。但是，客觀上講，當所有的人都賴在他身上以後，所有的人也就失去了創造力。失去創造力，國民經濟就無法發展。沒錢，拿什麼養活這群無賴？他倒是絕對的『有賴』了，可那些被置於死地的無賴，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