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作者等黑龍江大學中文系77級同學宿舍照
(左一是本文作者張維功,右一是本實名博主)
故國往事:高考來了父親走了,忍住淚進考場
按:本文是我的老同學之作,感人至深。經作者同意,予以轉發,以饗海外讀者網友。
作者:張維功,天津人,北大荒兵團知青,黑龍江大學中文77級,天津《今晚報》高級記者,2009年退休。
奔向遙遠的北大荒
1969年的那天,天津東站站台,人山人海。
火車啟動的剎那,一片哭嚎之聲「哇」地震蕩起來,車廂跟前拉子女手的家長們,扯動著緊密的人群晃動,全忘記了火車開動的危險。我盯緊著我爸和我娘,他們站在人群後面,沒湊過來跟我說送行的話。我娘先前只是抹眼淚,後來也捂著臉大哭,我爸卻一直微笑著,並勸我娘說,孩子離家不能哭,一定給孩子留個笑臉。
那兩天一夜的火車,我沒掉一滴淚,一心憧憬著屯墾戍邊建設北大荒的宏偉願景。
我是寫了血書才得以趕上這批「兵團」、這趟列車的。當年我是「紅衛兵」頭頭,後期進革委會任委員,和老書記、老師們一塊兒開會領導學校複課。漸漸的,學校的局面穩定下來了。突然有一天,在學校大門一側的大事告示牌上,漿糊浸透的一張大字報紙,蓋著「革委會」紅印,指我系紅衛兵壞頭頭,挑動武鬥,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云云,故決定責其「停職反省」。
此後每天,我被指令在一間空蕩蕩的大教室里反省,沒有人來理睬我,我在那裡反覆閱讀毛選一至四卷,聯想自己「紅衛兵」生涯,面對白牆上的毛主席像,心中自語:「敬愛的毛主席,我緊跟您老人家鬧革命,哪裡有錯?」一邊默默落淚。三個月後,我被通知回班上課。所謂停職,實為革職。
開始下鄉了,我堅決要求去黑龍江兵團。班裡討論,有同學說我表現不好,受過「處理」,不夠去兵團條件;幸虧有同學挺身而出為我說話,建議上報學校審批。審批結果還是不行,有話傳出來:「他還想上兵團,做夢吧。」我心憤憤不平,憑什麼?有天自己在家練字篆刻,不小心弄破手指,索性寫了幾個帶血的字表決心,交到學校工宣隊。那時工宣隊剛剛進校沒倆月,工宣隊長是當年天津市工人學哲學典型第二毛紡廠的李長茂,後來聽說,是他向革委會了解情況后說了話,才讓我成為一名光榮的「兵團戰士」。
我在兵團49團,一呆就是9年。為了追求「革命理想」,以少年時代崇拜的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為榜樣,磨礪「革命意志」,修鍊「革命情操」;思想積極,幹活賣力,歷經三災八難,升了班長排長,入團時是一入就超齡了,推薦上大學總是政審不行。種菜一年,蓋房子一年,剩下的都是抬木頭,制材加工,間或參加兵團各級耍筆桿學習班。1974年夏,還被召到黑龍江日報學習耍筆桿四個月。算來,離開兵團至今也有31年了。
那些年時常揪心的,就是那個「文革表現」被記入個人檔案一事,我曾斗膽向連隊指導員臧樹發詢問。這位曾是文革前大學生的兵團基層幹部告訴我:「已經抽出來銷毀了。」一句話讓我喜出望外銘感五內,從心底里衷心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
1977年,鄧小平倡導招生改革,命運的曙光才算照到我的頭上。那天秋高氣爽,我正帶著制材廠的哥們歸楞,就聽團宣傳站的大喇叭廣播招生改革的事,我馬上拽了蘑菇頭說「休息休息」,豎著耳朵聽。接下來,就盤算怎麼複習功課,盼望招生通知早來。
誰知道沒幾天,家裡突然有電報來:「父病重,速歸。」我焦急萬分,和家裡往返幾輪電報,才擠出家裡實話,我爸得的是肝癌,後期。
一瞬間,覺得天塌了
惶惶然急火火地就奔雙山火車站,回天津,回家。
我從兵團回家每每都是冬天,火車都是半夜到東站,摸黑走到家,先在前院沖著窗戶喊兩個妹妹的名字,但大多應聲的都是我爸。我再繞到後門,聽著熟悉的陳舊木板樓梯吱呀吱呀響,聽老爸踩在廁所門前那塊大石頭空的一響,聽我爸拉開門栓那音樂般美妙的動靜。老爸總是披著那件家做的疙瘩袢黑棉襖,瑟瑟著,臉上卻漾滿笑意。上樓后,我爸先看看取暖的火爐,就和我分坐在大寫字檯的兩端,向我問長問短,直到天亮。大寫字檯是我們家的傳家寶,當年我爸學徒的銀號散夥,買回家的。
我那次是怎麼到的家進的門全忘了,只記得當天就聯繫了計程車陪我爸去多倫道中醫一附院看醫生,一家人加著小心扶我爸躺上病床,良久,一位主任模樣的醫生帶著一批實習醫生撲進門,直直的過來咚咚敲擊著爸爸的腹部,一邊仰著臉揚著聲調講:「你們聽,你們聽,這幾個地方響聲一樣嗎?」全然沒有顧及到病人那蠟黃痛苦的表情。另一次路不遠,我騎車馱著我爸去的。是一位長者老中醫,態度和藹慢條斯理的講給我爸也講給我們聽,老爸附和著,「對對對,就是虛恭多些。」臉上立即冒出充滿希望的笑模樣。我幾近麻木的心緒,也才稍稍鬆弛一下。
沒有醫院肯接受手術治療,我們只好四處求醫問葯,總算鎖定一種在實驗階段的中藥大藥包。我覺得,既然是不治之症,那麼選擇實驗藥品才是上策,萬一我們被實驗成功了呢?我們幻想奇迹發生。爸爸想吃西瓜,找人寫的條子,我去跑路,到河東區冷藏食品倉庫,師傅說:「全天津就這倆西瓜,你們攤上一半,行呀。」我小心著馱回家,給我爸用小勺擓著吃。有朋友幫忙踅來海參,用大蔥燒制,老爸吃得很香,還一個勁兒的讓娘和我們都嘗嘗。
黑龍江的哥們、上海知青魏樹良來信了。是我千叮萬囑的,託付他們及時通報招生信息。我一看信,傻了,時間很緊。那個人們津津樂道的「考大學,一九七七」,在黑龍江,考生太多,主要是知青,全國獨一無二的考兩回,初試加複試,間隔一個多月。回家半個月了,我雖說時時惦記著考大學的事,可是一觸到我爸那充滿病痛又茫然無助的眼神,就立即膽怯了。下鄉九年,我和弟弟都在兵團,我們給爹娘盡過多少孝心呢?我很自責。可是,對於九年知青生涯的我,這可能是一生唯一的機會。那時,恐怕連鄧大人自己也無法預測還有一個七八級。摸著石頭過河嘛。
我抽空往睦南道的文教辦跑了幾趟,力陳我的實際情況懇求能在天津市報名參加高考,那樣就可以和服侍我爸結合起來兩不耽誤。後來竟然收到該機構的信件,書面答覆稱:據國務院文件,只能在戶籍屬地報考。
我讓魏哥們給我先在兵團把名報上,大不了不去就是。時間一天天逼近,我爸已經卧床了,每晚疼得睡不著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折騰。一次,折騰過後,突然扭過頭,重重的說道:「別光忙活我,你回東北考去吧。」是的,我爸比我還要痛苦。我是長子呀,他是多麼盼著我在他人生的最後時刻陪在他身邊呀!我沒說話,沒點頭,也沒搖頭,強忍著眼淚不掉下來。
我爸的話就是重要批示,我可以複習功課了。夜半,那盞破舊的文革時代的簡易檯燈陪著我,那個本是我睡覺用的床鋪——大寫字檯陪著我,挑燈夜讀;同時,我也聽著大床上翻來覆去的我爸,不時過去給墊個枕頭翻個身喂個水。
爸爸單位的領導來家裡探望,我在一邊陪著說話,我爸說:「老大要回去考大學,如果有來外調的,麻煩領導給關照一下。」
總不過一周,考期到了,就在上火車那天,醫院緊急通知有空病床,我們立即將我爸送去住院。我們知道,我爸將一去無回。那一天,離開建設路阜昌里這一所我爸和伯父聯手從老白俄商人買的公寓、他們住了29年的老屋,再沒有回來。弟弟跑下樓梯,猛又回身掃了空空的家屋一眼,哇地放聲哭起來。
那一刻,我木然,不知悲傷是何味道,一味勸著弟弟。我先順路去了一趟三姨家,三姨和三姨夫都是高中教師,他們給我準備了一些複習材料,我去拿。我到醫院時,天黑了。
我進到病房走道時,看見我爸剛剛穿上藍條格子的病號服,正和醫生說話,見我來了,皺起眉頭責備道:「你怎麼還沒走?別誤了火車,快走快走。」還擺著手,好像要推我走似的。說罷,竟自弓著背轉身去了。我囁嚅著,說不出話,傻傻站著,眼見父親那藍條格子的病號服一擺一擺,消失在走廊昏暗燈光的彎角處。
父親最後的背影
我回尖山農場草草參加過初試,短暫的平靜中,正祈禱上蒼給我時間等到複試之際,尖山郵電所的阿姨告訴我:「你這電報哇哇地(忒多的意思)。」全都是「父病故速歸」。
我在離津前給我娘撂下過話:無論如何,我得回來送我爸。寧可大學不上了,我聽天由命。
從嫩江平原的尖山農場到天津大約1800公里,又回故里津門,為我親愛的老爸送行;大家在等我這個長子的到來,我來了。
稍後,兵團哥們的信又追過來:複試的日期已定。
於是,從天津到嫩江平原,又一個1800公里殺將回去,距離複試還有五六天……來來回回的火車上,湊著昏暗的車廂燈光看複習題;雙山火車站黑洞洞的候車大廳里,打著手電筒看複習題。尖山學校的上海知青劉信惠十分夠哥們,臨考前夕,兩口子去學校上班把家扔給我,讓我靜心看了兩天書。師部氣象站的哥們趙明芳,居然在複試那兩天給我找了一間都是空床的知青宿舍,比起招待所大通鋪的那些荒友考生,我也貴族了一把。
參加複試之後,一切歸於平靜。知青們大都回家探親了,我只能在尖山過春節了。幸虧小魏和小韓還沒走,我們每天在制材廠的小木板房裡聊大天。他們兩個後來結了夫妻,我猜測就是那年冬在小木板房談成的。我突然患上了痔瘡,疼得我走不動路。又是魏哥們陪我去的師部醫院,我問大夫病因是什麼,大夫說:長時間高度緊張,導致神經末梢循環阻滯。我心想,說得真准。
上天保佑,我爸在天之靈佑我,我考取了第一志願黑龍江大學中文系。
忘不了,從師部到師直學校考場滿公路黑壓壓的趕考知青大軍;忘不了,1978年3月13日的風雪之夜,一批兵團哥們送我上黑大,奔雙山火車站趕火車;忘不了,那一切兵團哥們的深情厚誼。
入學后不久就是清明節,那天陰雨霏霏雲色低沉。晚飯後我在大階梯教室自習,眼前猛然浮現出我爸慈祥的笑臉,轉眼間,三個多月了,他老人家在那邊過得可好?我獨自一人跑到教學主樓最高層的一角,默默坐在大理石樓梯上,面對窗外陰霾的天空,淚流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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