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姐

小时候，我家的小破屋里挂着一张光鲜亮丽的照片，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身着戎装，戴着细纱手套，旁边是一位年方二八的美丽少女，披着白色婚纱，婚纱拖到地面。这张照片是母亲的骄傲，每天都要看上几眼。我懂事后得知，那位漂亮的新娘是我的干姐，旁边的军人是她的丈夫。干姐夫姓谭，叫谭荣，湖南人。遗憾的是文化革命时，母亲怕招惹灾祸，把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烧掉了。

母亲年过四十才有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我，而且是个儿子。我上边有个长我六岁的姐姐，姐姐之上还有个长我十五岁的干姐。干姐姓刘名克贤。

说起来话长，大约在九一八事变那年，爷爷的家里发生不幸，接连死去好几位亲人。包括我的第一个姐姐，小金子。那年她只有七岁，患上白喉，不幸夭折。小金子聪明伶俐，最讨爷爷欢心。过了几个月，不到一岁的第二个姐姐小银子又相继死去。经过几次不幸，爷爷请了风水先生。 先生察看了每一个院子并作出了结论：书房院里的草垛是肇事的祸首。拆掉了那个草垛以后，果然刹住了减丁灭口的歪风。

后来，母亲来到北京城里。连续几年，也要不到孩子了。推算起来，大约是红军过草地那年，母亲随着一位朋友到隆福寺的刘律师家做客。母亲看到一个女孩，年方四五岁，长得特别像她的小金子，看得目不转睛。那个女孩对我母亲也似有情缘，依依不舍。律师太太得知母亲的心愿后，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女儿，您要是喜欢就把她带走吧。”

父母对干姐视若己出，疼爱有加。父亲喜欢武术，每日教干姐踢腿、弯腰，干姐进步很快。可是几年之后，由于失去工作，怕委屈了干姐，父亲又把她送回到刘律师身边，改回原姓刘。但是两家一直走动，关系不断。干姐见了我的父母也直呼爸妈。　

在国共两党逐鹿中原的那几年，干姐结婚了。婚后随夫君返回湖南醴陵。在湖南生下一个女儿，过一年又生了个儿子。女儿叫雅明，儿子叫玉龙。解放前夕，不知什么原因，干姐夫只身去了台湾，留下了干姐和两个孩子。

干姐年轻漂亮，无法应付当地村民的骚扰，1951年，带着儿子玉龙从湖南不辞而别回到北京。本来身为律师的刘家条件优越，可是解放后失了业。后边还有一群孩子，家道中落，生计遇到困难。不久刘伯伯又患上偏瘫，精神失常。我父亲此时开始了家庭手工业，虽不殷富，但日子尚可撑得过去。干姐带着玉龙，有时住在隆福寺后街的刘家，有时住到天坛北门的我家。

玉龙当时只有三岁，从南到北，水土不服， 经常生病。除了发烧，还染上了脱肛症。我见过一大疙瘩红肉从他的肛门脱落下来，他大哭大叫，甚是可怕。母亲帮他把肛门塞了回去。我母亲带着这个小外孙到处看病。后来，因为害眼，去过不少次同仁医院，结果还是没有完全治愈。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公子，本来应当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结果小小年纪便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由于吃不惯北方的食品，瘦小羸弱，怪可怜的。他把鞋子叫“孩”子，像个小侉子。他管我叫小舅。

干姐后来找了个教小学的工作，住到隆福寺的刘家，那里宽敞一些。但是也经常来我家看望这边的父母。我小时天天在户外玩耍，手背上起了一层黑皴，指甲缝里也嵌进一圈黑泥。干姐来了，就帮我剪指甲，然后打一盆温水，拿着圆球形的猪胰子，给我洗手背，一直洗出白色的嫩肉。在我幼小的心中，她就是我的另一个年长的亲姐，我管她也叫姐姐。

过了两三年，干姐结婚了，姐夫在北京进修学院工作，家住西四牌楼附近的丰盛胡同，一只南来的孤雁总算又有了安身之处。他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买了一篮子鸡蛋带着我到她们家去过。姐夫是天津人，文质彬彬，为人和善，带着我们到砂锅居吃饭。那里的名菜是砂锅豆腐。我母亲不喜欢带腥味的水产物，因为几粒大虾仁，挺好的沙锅豆腐一口也没吃。姐夫知道后，一个劲儿地抱歉。

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到绒线胡同附近的未英胡同。这时，除了玉龙，他们又有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叫娟。 二的是男孩叫冬。行三的女孩叫端。三个孩子长得都很漂亮。娟后来进了工厂，冬到铁路当了司炉，端后来读了中专。我星期六放学回家时经常到姐姐家看看，她总让我吃过晚饭再回家。有一次，碰巧姐姐有两张大众剧场的戏票，李忆兰女士主演的《琉璃河畔红旗飘》。那是一出解放思想和技术革新的新戏。王景明演一位工程师。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着一群敢想敢干的工人们厉声警告：“你们违背了力学原理！”散戏后，姐姐骑车回未英胡同，我从鲜鱼口往东回家。高二后，功课一忙，到姐家去得就少了。

考进大学后，常听我亲姐姐讲一些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我高二时，父亲被迫从工厂退休，收入减少了一半，只有三十元；姐姐教小学的工资也只有三十二元。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经济状况一下子拮据起来。父亲怕我中途退学，又执意不让我知道家境的变化，咬着牙盼我考上大学，改变门风。母亲难为无米之炊，常常东拆西借，变卖家什，勉强度日。自然她也想到了我的干姐。找的次数一多，干姐也招架不住，于是常打电话给我亲姐姐，建议我辍学，参加工作，以解近忧。但家里人又不肯让我半途而废。

大学一年级时，我是团支部委员，还在积极申请入党。想到干姐“见死不救”的态度有点恼怒。再加上当时强调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我对干姐上纲上线，把我和她看成了两个不同的阶级。头脑一热，写给干姐一封半文半白的绝交信。里边用了“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少年心事志当弩云，谁念幽寒坐鸣呃。”随后，干姐带着她的三妹到我家来讨个说法。我不在家，没见到她们。我姐姐和她们吵了起来。父亲和母亲见事已至此，也不好挽回，只好作罢。年轻无知，一时冲动，从此和干姐断了往来。

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自己也遭遇了清查五一六 的灭顶劫难，刻骨铭心地领略了政治的含义，往日的轻狂与燥热去掉了八分。父亲和母亲一天天老了起来，父亲还患有半身不遂症。他们时时还在思念着那个叫过他们爸爸妈妈的姐姐。我意识到我做了一件错事，解铃还须系铃人。1975年的一个周末，我谁也没告诉，自己骑着自行车硬着头皮来到未英胡同，看望干姐。

事隔十年，姐姐和姐夫见到我先是惊讶，接着又是欢喜。姐姐对我还和以往一样，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我没白来，虽然不是负荆请罪，但至少我是认错来了。我告诉姐姐我在清华的工作和父母的近况。午饭后，姐姐派儿子玉龙买了点心骑着车和我一起来到金鱼池，看望他久别的老爷和姥姥。过了一个星期，姐姐亲自来家看望父母，和当初爱女的久别重逢使得他们老泪纵横。可喜的是这时的家虽然还不富裕，但已经衣食无忧了。看到他们三人幸福聚会，我也很感动，总算是长大了，做了一件通情达理的正事。

此后我和干姐又恢复了往来，我抱着孩子到她家去，她也常到我们这里来。她的小女儿端在考中专时，我还为她补习过数学。小玉龙初中毕业后在师范学院做了管子工，几年后，跟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姑娘结婚生子。大家都过上了美满的生活。我犯过的错误告诉我，亲情是可贵的，值得珍惜的。不能拿政治的标尺去衡量，因为亲情是永远的，政治会随时间而变异。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不要轻易做出决定，冲动时的决定往往会带来悔恨，带给你自己和他人长期的苦痛。有了困难尽量自己解决。向别人伸手时，人家帮你，你应当记住恩惠；如果人家爱莫能助，你也应当理解。切不可恼羞成怒，甚至动用阶级斗争的理论。

出国后回家探亲，我帮干姐在留学服务部买了一个日本冰箱，干姐非要给我一千二百元人民币，我说：“现在不差钱，这冰箱是送给你的。”干姐说：“一码归一码。”坚持要我收下，我把钱递给了母亲。

1999年夏天，我到干姐家去看望他们。这时她遇到个麻烦。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她与前夫的儿子玉龙萌生了认祖归宗的念头，向湖南老家和台湾打听生父的下落。没想到父亲没找成，倒挖出一个姐姐来。台湾方面告诉他，父亲谭荣曾经是上校参谋，在台湾成家立业，生了几个孩子，不幸因病去世。玉龙得知湖南有个姐姐后，干姐和姐夫一起到湖南老家，看望失散四十多年的女儿雅明。老一点的乡亲还记得干姐的模样，一个个嚷着：“北京的丽人来啦！”

雅明时已四十多岁，结婚生子。见了这位迫不得已扔掉心头肉的母亲，抱头痛苦。哭诉着这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的命运。爸爸逃到台湾，妈妈跑到北京，作为一个地主的孙女和国民党军官的女儿，经历了那么多场政治运动的冲击，四十年来几乎没过上几天清静日子。后来为了享受一下她从未享受过的母爱，带着全家来到北京，住进干姐的家里。此时干姐和姐夫已经退休，居住面积有限，再加上后来的几个孩子，父姓不同的两代儿孙融合到一起，自然也会给姐姐和姐夫带来不少困难。

干姐直到退休有个稳定的工作。在文革中又躲过了可能发生的政治迫害，建立了新家，幸福美满，这是她一生中的幸。可是，原本是律师的父亲在解放后失业，原本荣耀体面的丈夫被赶到台湾，原本可爱的女儿不得不被迫放弃，原本俊俏的儿子不得不失去了一只眼，这些又是干姐的不幸。这是时代的产物，这是政治强加给一个凡人的痛苦。愿古老的中国告别那个打打杀杀你争我夺的时代，给百姓带来一点宁静，留下一点温存。干姐本来与政治无关，可政治对她却是那样冷酷。

干姐是属小龙的，算来应当八十多岁了。她脾气很好，未语先笑，憨厚老成。在这九十多岁不算老的年代，她应当还在健康地活着。干姐，我虽然见不到您，虽然搭不上话，小弟在地球的另一侧默默地为您祈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