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給母親的歌

唱給母親的歌

          （2-3-2022）

「當年我的母親，通夜沒合上眼睛。

伴我走遍家鄉，為我一路送行。

在那拂曉的時分，她送我一條手巾，

祝福我一路順風。

河邊落英繽紛， 岸上露珠兒滾滾，

牧場芳草青青， 夜鶯整夜啼鳴

無論我去到哪裡， 最難忘母親慈祥的笑容，

最難忘母親關懷的一雙眼睛

無論我去到哪裡， 最難忘母親慈祥的笑容，

最最忘不了母親 她關懷的一雙眼睛。」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剛到美國不久。每當房東和室友外出的時候，我獨自一人留在帕羅-阿托Emerson 街的小白房裡，感到孤獨寂寥。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會哼起母親之歌，想念白髮蒼蒼的80老母，想念魂牽夢繞的遠在北京的家。希望母親和家人能聽到我的聲音。一直哼到珠淚滾滾，泣不成聲。

母親只有兩個孩子，一個是我，一個就是長我六年的姐姐。母親在41歲的時候才生了我。因為老年得子，故而對我倍加疼愛。我出生后，父母用周圍鄰居饋贈的零錢，為我製作了一枚百歲銀錢。他們還抱著我到北新橋的九鼎娘娘廟認師傅，讓我做了跳牆和尚。此後，在我腦袋左後方留了個小辮。這條小辮一直留到初中入團的時候。

1949年前，我家的生活雖不富裕，但也說得過去。父親在祿米倉的被服廠工作，月入500斤小米。我當時有不少玩具。木魚、撥浪鼓、小鈸、小腰鼓和小三輪車等。這些玩具在我長大后都讓老家的親戚和本家們拿走了。若干年後，我在大學教書，月入56元，我的孩子都沒有這麼多玩具。父親還有手錶和自行車。

八路軍圍困北平時，我們院里駐紮了國民黨13軍的隊伍。分到我們院里的王排長人很和氣。做飯的時候，他看到我和姐姐在旁邊，就擓兩勺加熱后的罐裝牛肉，給我們吃。小孩子吃起別人的東西總覺得好、香。我們對他還挺感激。一天晚飯後，王排長看到我家牆上掛著一塊手錶，動了心思。他對我父親說：「我的表壞了，先借我用幾天。」父親二話沒說，把手錶送到排長手裡。後來，父親談起這件事時說，「不給不行呀，他們有刺刀。」

八路軍進了北京，父親的工作沒了。一個愛管閑事的朋友攛掇父親把家當全部變賣，回家種地。事實證明，那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父親14歲由爺爺帶著到北京學徒，此後一直在城裡工作。而農活需要技術和經驗，人到中年再回到田間，有許多困難。

開始時一家人還能享受到農家的樂趣。那是一個凌晨，父親扛著鋤頭帶著我們去耪地。 天亮后在這一馬平川之上，我仰望湛藍的天空，遠眺無際的原野，感到天就像一個大碗扣在地上，把我們都扣了進去。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天和地連繫起來，天高地炯，渾然一體。

可是好景不長，到了秋天顆粒無收。原來父親被人騙了，買了500斤假糞。從此全家踏進飢餓的深淵。為了有頓飯吃，父親去給老叔去打短工。母親和兩個孩子，每天吃糠餑餑，喝野菜粥，還吃過榆皮面、榆錢兒，即榆樹在長葉時伴生的淺綠色的小圓片兒。

有一次，我見到幾個堂兄弟在街上玩，也湊了過去。一個年長的往地上灑了一把什麼東西，讓我光腳去踩。踩上后，我馬上疼哭了。這些堂兄弟則像勝利者一樣彈冠相慶，拍手大笑。回家後母親含淚幫我把蒺藜狗子一個個摘掉。人窮時受了欺負，也只好忍著。何況欺負你的還是本家。

福不雙降禍不單行。飢餓已經讓一個小孩子軟弱無力骨瘦如柴。猶如雪上加霜，我和母又被一種怪病煎熬，一會兒發熱，一會兒發冷。冷的時候渾身打哆嗦，上牙不停地敲打著下牙。就是蒙上被子也控制不住。後來才知道這叫發瘧子。沒錢看病只好活受罪。直到一天早晨，母親把我叫到爐灶旁，讓我閉上眼睛，吃了塊肉，喝了點熱湯，才把瘧子停下。原來一位好心人捉到一隻甲魚，送給母親，說是治瘧子的。至今我也不知這好心人是誰。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有一天，街上有人喊著賣葡萄，我哭著叫著非要吃葡萄，父親和母親翻箱倒櫃才找到一張紙票，讓我去買。那個賣葡萄的把錢扔給我說，「五十（半分）的票兒不要，至少得一百的。」我大失所望地哭著走回家去。這時父母不管多愛他們的孩子，又能如之奈何？

一天上午母親借來兩千塊（兩毛）錢，托八路軍的王幹事到集上給我買了一套燒餅夾肉。我拿到后二話沒說，三口兩口囫圇吞進肚裡。這是我記憶中的第一次的美味佳肴。母親含著淚，辛酸地看我把燒餅吃完。後來我在北京、天津、舊金山、波士頓，不止一次吃過燒餅夾肉。燒餅不謂不香，肉也不謂不細，可怎麼也找不回幼年的那種感受。因為第一次吃燒餅夾肉時伴隨著母親的疼愛，還有她的淚。

1950年夏，母親帶我回北京，趕上發大水。為了順利通過水區，母親雇了條毛驢。她緊緊地把我摟在懷裡，一個勁兒央求著趕腳的小心，千萬別陷進坑裡。別讓她的寶貝孩子墜落水中。

50年，我們全家從農村無功而返，父親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了縫紉行的家庭手工業。主要產品是帽子，還有手帕、口罩和背心。家境很快好轉起來。一家四口人，只有我閑著。父親負責裁剪和銷售，母親和姐姐蹬縫紉機。留給我的工作就是白天在衚衕里玩耍，除了吃飯還有按時睡覺。母親經常帶我去紅橋吃早點。有時候吃油餅和豆漿，有時候吃杏仁霜，還有麵茶。吃麵茶的時候，我坐在小販車旁的板凳上，一勺一勺送到嘴裡。我喜歡麵茶的黏糊和芝麻鹽的香味。母親站在一旁，看著我，然後領我回家。一家人吃苦受累，唯獨讓我逍遙自在，還有優待。生長在窮家的孩子長大后之所以孝順，因為父母不光親自關懷他，還把最好的甚至唯一的食物都留給他。

我小時候健康不佳，再加上晚來得子，母親對我疼愛有加，唯恐稍縱即逝。我偶有頭疼腦熱，她就惶恐不安，抱著我四處求醫。受祿街的張華亭、磁器口的張朝卿、欄杆市的呂大夫，還有東曉市的郭興漢大夫，我是他們的常客。病得稍重一些，母親還帶我去禮士路的兒童醫院。家裡的小藥瓶累積了好幾十個。小孩養得越嬌，越不放手，身體越弱。從醫院回來時，我要是看上街頭的玩具，她只要有錢就給我買。

吃藥期間，母親還讓我忌生冷，為我蒸雞蛋羹，煮挂面，還要卧個雞蛋。服藥的時候，她怕水太熱，就用兩個茶碗，折來折去，還不時吹氣。等水溫適中，才讓我喝。一個五十歲的小腳女人抱著幾十斤重的孩子，走那麼遠的路，為的是讓孩子能結結實實地活下來。為了我她不知道累，不知道苦。她把後半生的愛全部給了寶貝兒子。再饑寒的日子，只要還有一口飯，她就毫不遲疑地喂到我的嘴裡。這就是母親留在我心中的形象。舐犢之情終生難忘。母親對我的關心和照料用無微不至來形容，恰如其分。

母親不識字，但能背誦兩行《百家姓》。一行是「周吳鄭王」，裡邊有我家的王姓。一行是「戚謝鄒喻」，裡邊有母親家的鄒姓。本來我們院里的家庭婦女都沒名字，只稱什麼氏。比如我母親就叫王鄒氏。北京選舉那年，政府要求每人有個名字。父親按《千字文》里的「福緣善慶「，給母親起了個名字福源。母親沒什麼愛好，有時去天橋聽戲，也帶著我去。那時候去天橋要坐小驢車，從天壇的北牆根經過。閑暇時，她喜歡看小人書，尤其愛看《千里送京娘》，那是關於宋太祖趙匡胤的故事。沒事時她會跟孩子一起做遊戲，比如撐線繩，撥棍兒。打撲克時她只會憋7 。

讀小學后，我開始參加體育鍛煉，身體逐漸強壯，也很少看醫生了。有一次我中午回家吃飯，跟母親說我舌頭長口瘡了。她就讓我去買幾棵小白菜和一包蝦米皮。回來后特意為我包了幾個餃子，讓我吃著順口。

母親常跟我們說起我奶奶好善樂施的故事。見到叫花子會請到家裡吃飯，還捎帶腳幫他剃頭。母親也在效仿奶奶。見有要飯的過來，就遞給他一塊窩頭。家裡雖不富裕，但母親對人慷慨。兩個小夥子要開買賣，沒凳子，母親就把一個塗紅漆的方凳借給他們。這借其實就是給。我一直在想，生在一個工農家庭和窮鄉僻壤的我，之所以能接受高等教育，還留洋，也許跟前輩的行善有關，福緣善慶嗎。

不久我們跟國家一起進入了困難時期，父親和我飯量大，吃不飽。家裡的些許積蓄也很快花光。在這艱難的時刻，我上了高中。高二時，父親又被迫退休，收入減半。這時，父親和母親決定瞞著我，讓我把學念完。我接到錄取通知后，才知道家境的變化。為了我的前程，他們寧可忍飢挨餓，也不讓我輟學。周末回家，母親還把好吃的東西留給我。我家原來有幾個帶紅花的花瓶和帽筒，在我讀書的期間也都賣掉了。從1960 到1970我大學畢業，父親和母親度過了艱難的十年。難怪我接到清華錄取單的時候，大哭一場。恩重如山，何以回報？

據說，陶侃的母親有「截髮筵賓」的故事。母親不管家裡多難，高中的同學到我家來，都要留住吃飯。為此不惜向鄰居拆借。她知道我沒有兄弟，孤單，要幫我維持幾個朋友。高考後同學來往更加頻繁，有時還在我家留宿。兩間7平米的小破屋，還要招待客人過夜。母親欣然允許。除了我，家人都到鄰居家尋休（借宿）。由於母親對同學的熱情，我和幾個高中朋友的關係一直很好。直到這兩年，由於在微信群里觀點對立而分道揚鑣。幾十年的友情眼看著就白頭到老了，卻因為政治看法不同而告終。讓人心痛。

上大學前，我知道了家境的改變，很後悔當初沒去工廠學徒。雖說收入每月只有17.5元，但畢竟能減輕父母的負擔。開學后，我向學校申請了助學金。按我家狀況，我享受乙等，每月15.5元。剛好夠伙食費，比學徒工才少兩塊。大學后，我擔任班上團支部委員，思想更加上進。一心爭取入黨，為國家服務一生。

1966年夏，我剛讀了兩年書，文革就開始了。我又下定決心，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貢獻青春。這時，母親幫鄰居照看個小孩，每月能掙13塊5。像《あ，海軍》里的平田一郎，經過兩年的政治教育，我的「思想覺悟」提高了，但對父母的心卻變硬了。我說服母親，退掉助學金，不佔國家便宜。系行政的尹傳慶老師還給我留下5快錢的補貼。可看孩子不是長久工作。數月後，這13.5的收入就斷了。直到1968年姐姐結婚後，我才恢復到15.5 的水平。我經常在外省串聯，跟姐姐要生活費。這兩年，家裡欠下一大筆賬。我畢業后才慢慢償還。為了不影響我進步，母親從來沒有埋怨過我的極左。我現在回想起來，甚是過意不去。為了個人進步，不惜扣除母親的一點零用錢。我真自私。對不起他們。

1970年4月，我大學畢業，留校工作。當 時的職稱是遲群命名的「新工人」。我們都以此稱號為榮，因為工人階級最進步，是國家的主人。領工資那天，我別提多高興了。從高中到大學，父母等了我9年。他們的老生兒子終於能掙錢了。從平安里下了SKODA班車，我步行到西單商場，給父親和母親買了蛋糕、蘋果和一盒大中華牌的香煙。我高高興興地送到他們手中，還將46元中的30元交給他們。我終於能為父母分憂解愁了。那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幾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六，我從昌平的200號回到家裡，興緻勃勃地對母親說，我下禮拜填志願書，要入黨了。母親綳著臉，笑不出來。我發現院牆有一張撕去篇頭的大字報，裡邊提到青洪幫等字眼。我問母親：「這是不是寫給我爸爸的？」母親搖頭說不是。我又問了鄰居，大字報是寫給我父親的。 回到200號，我馬上向組織彙報了大字報的事。結果本來要發展兩人入黨的支部會，只辦了一個。母親知道我入黨受阻，一直覺得歉疚。沒想到一張大字報影響了兒子的前程。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1971年春節剛過，200號四連跟清華一樣，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清查516 運動。在歷次運動中一向衝鋒陷陣的我不幸翻車，成了階級敵人。不管白天還是黑夜，一群對黨感情比我還深的同事和工農兵學員隨時把我提審。一審就是幾個小時。樓道里標語密密麻麻，還有擴音器里吼叫的《敦促杜隸明投降書》。壓抑的局面讓涉世不深的青年絕望。我在交代了曾帶回幾粒步槍子彈后，被董超、薛霸押送回家，翻箱倒櫃。我兩眼發直，神情獃滯，給父親和母親留下突如其來的疑慮和不安。這時我開始制定輕生的計劃。不料我的一個朋友，他不單是黨員，還是黨委委員，壓力更大，先走一步。他設法逃脫看守，爬到五樓頂端，縱身一躍，結束了年輕的生命。此後，管制放寬，允許我回家看望父母。朋友的死促成了我的活。生和死在時間和空間上竟是那麼接近。事後，我很害怕，萬一我先拿到陰間的移民簽證，對父母將是多大的不幸。兒子才剛剛開始工作呀。

幸虧黨在半年前拒絕了我的申請。否則，在我的身上又加上一條政治生命。須知要求進步的人士往往把政治生命看得比生物生命還重要。我沒有害怕開除黨籍的額外負擔，因此在尋思自盡的時候，少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延遲片刻。從那次運動之後，我親身領教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知道了自己不是搞政治的那塊料。從此我心灰意懶，每天如行屍走肉，苟且度日。還好，對政治的冷漠倒讓我有更多的精力侍奉雙親。

文革中，我老到江西串聯，清華又發生武鬥，姐姐也在學校被批判鬥爭，在這些煩惱和憂慮下，父親得了半身不遂病。我每周回家一次，姐姐要上班。從此，照顧父親成了母親的主要工作，還要帶他去天橋接受針灸治療。在母親的精心照料下，父親很快就能下地走動。

1973年，他們的老生兒子結婚了，老兩口高高興興看到兒子成家了。越明年，年過古稀的他們見到了自己的孫子。母親除了照顧父親，還要伺候兒媳婦坐月子。燉雞，煮雞蛋，包括端屎端尿，忙得不亦樂乎。她和父親天天看著孫子，每天都樂呵呵的。我終於能讓父母感到幸福了。妻子產假還沒休完，教研組劉書記要我陪73年入學的學員去湖南711礦實習。軍令如山，不敢不從。走以前，我抱著自己新生的兒子，看著包著頭巾的妻子，不禁哭了起來。母親對我說：「大丈夫以事業為重，走南闖北不算什麼。你放心吧，媳婦和孫子有我照顧。」此時，我已經萌生了離開清華的想法。那次運動之後，我雖然工資照發，但成了教研組的皮球。一有外勤，書記就把我踢過去。

貫穿勢壘的機會終於來了。我決定在78年報考研究生，跳出令我心死的清華。每天晚上，我都從10點學習到夜裡兩點，第二天照常上班。如此堅持了5個月。功夫不負苦心人，我終於通過了研究生院高能所的初試。

在全家為我高興的時候，父親的病加重了。我到醫院照顧他，直到他安詳地停止呼吸，告別他跟貧窮鬥爭一生的世界。母親為他準備了棉衣棉褲，我給父親買來小圓口，把父親送到八寶山火化。母親15歲時嫁給了16歲的父親，他們相濡以沫，患難與共，一起度過了60個春秋，感情深厚。老伴的離開對母親是個沉重的打擊。但母親很堅強，至少沒在子女面前掉一滴淚。

1980年夏天，研究生院已有近半的同學經過不同的途徑出國或準備出國。這種形勢對我自然產生了不小的誘惑，但是家庭狀況讓我卻步，出國不是我的首選。首先，老母親已經年近8旬，兩個兒子一個6歲，一個三歲，尚且幼小；二來，經濟條件相當拮据，把家當全部拍賣也湊不出昂貴的盤纏。走公費得不到校方推薦，想自費手頭沒錢。只好望洋興嘆。   

不久，消息傳來。經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教授發起，1980年秋可以公開報名參加中美物理考試申請，由教育部公派，面向全國。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對我觸動很大，決定重新考慮出國問題。我年紀偏高，面臨畢業。如果放棄這次機會，那就無異於「末車已過」。如果不報名，將來會有遺憾。如果報了名，無非再考幾回試，不存在風險。考上可以走，考不上可以留。何況我的碩士論文大體完成，有充裕的時間準備。於是我得到母親同意，報名參加CUSPEA。磨刀霍霍，躍躍欲試。

CUSPEA考試定在1980年陰曆九月初，地點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我之所以記住了陰曆，因為母親的生日就在那幾天。每當在母親生日，我都會買些吃的，祝福老母生日快樂。可是，這回母親過生日，我卻因為考試不能相陪了。古人云「忠孝不能兩全」，只好等著以後再為老母慶生。可誰知道，這次考試卻讓我漂洋過海，一去數載。1979的九月初六成了我最後一次陪伴母親過生日。是啊，人生總會留下一些遺憾。

Thank God！我考上了，還在100多名的錄取名單中位列第十五。在一次親友送行的家庭聚會上，我含淚對白髮斑斑的老母親說：「父母在，不遠遊。這回兒子對不住您了。」讀過私塾的堂兄王岐說：「還有一句遊必有方呢。老王家有你這樣好學上進的，我們高興，不算不孝。」

晚飯後，我獨自一人，沿著天壇馬路，從金魚池走到天壇北門，深吸著這裡的空氣，俯嗅著這裡的土香，認真品味著這個育我養我的地方，這個曾經給了我快樂童年的地方，這個使我懂得了人生的艱辛和情趣的地方。至少要等兩年我才能再見到你。別了，龍鬚溝；別了，天壇；別了，金魚池；別了，天橋。別了，老母親和家人。

1981年8月12日一大早，我穿著嶄新的毛料灰色中山裝，帶著行李，在全家老小的陪同下，第一次去了首都機場。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到了登機口前，我含著滿眼的淚水，告別了白髮老老母、姐姐、妻子和孩子們。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一家人，怎捨得就此分離？ 尤其是一把屎一把尿，茹苦含辛把我養大的母親。

到美國后，我每月有500 美金的stipend。靠省吃儉用，住便宜房屋，很快就有了積蓄。我在新年前托高能所的崔象宗老師給母親帶去一張100美元的現金，還給孩子帶去了幾件小衣裳。第二年暑假，我又托清華同學王聚文兄給母親帶去500美元的現金。聚文兄到中國銀行兌換成人民幣，親手交到母親手中，還有一把僑匯卷。再加上清華每月送來的工資，母親總算過上了不差錢的日子。不再為打5分醬油而犯愁了。這也算是兒子的曲線盡孝吧。看來，出國的選擇是對的。

1983 年 7 月，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乘坐中國民航的波音747，回到闊別兩年的故鄉—北京，急切地想見到日日盼我歸來的母親、妻子、姐姐和兩個兒子。

 到了金魚池中街的簡易樓，已經是夜裡兩點。母親像過年30似地等我回來。小兒子髒兮兮地揉著剛睡不久的雙眼，兩隻赤腳塗著一層200微米厚的黑泥。不管簡易樓多麼簡陋，不管住處多麼擁擠，不管天氣何等悶熱，這就是我的家。是我在美國天天想夜夜盼的家。

打開箱子，分發我花了五六個周末採購的禮物，給一家人帶來了欣喜。我看著把我抱大的老母親，額頭上又多了幾條皺紋，頭髮幾乎全是白色。人雖然消瘦，但精神矍鑠。她見到離別兩年的兒子，興奮心情難於言表。遺憾的是老父親已經在 5 年前去世。他吃了一輩子苦，退休后還得靠當小工、拉白菜來維持生計，供我讀完高中。要是他還活著，看著他寄予厚望的兒子留學回來，一定會老淚縱橫，感慨萬千。 

第二天上午，我騎車到台基廠的北京海關辦理提貨手續，把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大件物品一一帶回家中。1983年，一下子能置辦這麼多大件的家庭為數不多，尤其是龍鬚溝這個窮人聚居的部落，黑白電視已經是稀罕物了。我母親一下子見到這些東西，喜出望外。她從來沒敢想過，美好的日子像做夢一樣剛剛開始。下午我到大柵欄給母親買了一塊寶石花牌的手錶。由於天熱，妻子和我一起到花市大街買了一台搖頭式立地電風扇，放到母親住的大房間。

一個只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的窮家破業，如今鳥槍換炮了。我在美國節省的這些銀兩，派上大用場，給母親和全家帶來了歡樂。我的心裡樂滋滋的，總算沒白努力。

七月的一個上午，我們全家到頤和園去遊園。母親在北京住了60 年，還從來沒去過那裡。母親和孩子們坐計程車，我和我妻子年輕，乘公共汽車。到了頤和園，母親坐在長廊邊，用剛帶回來的望遠鏡朝四處瞭望。姐姐、妻子和孩子們租了一條腳踏船在昆明湖遊玩。一家人歡歡喜喜，度過了幸福的一天。 

一個月後，我拿著斯坦福頒發的 IAP66 表格到秀水東街辦了簽證。兩個月的時間很快過去，全家又送我到首都機場，我依依不捨地告別家人，告別北京。又一次孤雁西飛，繼續學業。魚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畢業論文有了進展，我回國工作有望。於是，我決定 1987年7月回國兩個月。有三個目的。 第一探親，看望母親和家人；第二找工作；第三開會。高能所在 7 月召開一次國際物理會議，我和導師傑夫都來參加。這時，老母親已經84歲，身體依然硬朗，能夠上下樓，買東西，做飯。我給家裡換了一台直角平面的新電視機，還買了錄像機、雙卡收錄機等物件。

兩個月很快就過完了。8 月31 號清晨，我開始整裝待發，回到美國繼續學業。前兩次去機場，母親都親自去送我。此刻，老母親已經84歲，身子骨硬朗，還能為我炒菜做飯。但畢竟年事已高，我們沒讓她去機場送行。她老人家站在樓下的水泥台上目送兒子離開。沒想到這是我們母子的永別。

 返回加州后，我按照京劇大師李和增的一盤音帶，學唱了《四郎探母》里坐宮的選段，西皮慢板轉二六。「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嘆」，結尾是「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每當我騎著自行車上學時，總要哼上幾句。誰會想到，這最後一句竟成了事實。半年後，我收到家書，在我飛回舊金山的途中，母親突然發病，在友誼醫院與世長辭。我頓時失去了做飯的力氣和吃飯的胃口。孤身一人在異國他鄉承受著失去慈母的哀痛。母親去世的時候，我正在舊金山機場著陸。怕影響我的學業，家裡一直瞞著我。

我的朋友聚文兄說他們早就知道了，只是沒跟我說。聚文的岳母到我家去過，把消息帶給了他們。他們一家信守承諾，從未向我透露。87 年回國時，表面上母親還很康健。怕影響我在美國的學業，她剋制了身體的不適，咬牙頂了下來。直到我坐飛機離開北京。

母親雖然沒讀過書，但向來支持我學習與工作，願意兒子有出息。我曾經跟她說過，同院的那些發小多好，在家門口工作，天天守著家人，熱熱乎乎。母親批評我，那叫貪妻戀子，讓我不必羨慕。母親說過，她求人算過卦，說我父親可以得到我的繼，她得不到。果然，父親去世的最後幾個小時，我一直守在他身旁。母親去世時候，我卻遠在異國他鄉。當初，80歲的老人在她的獨生兒子遠赴美國的時候，竟未加阻攔。她是許多平凡母親中的一位，但在我心中她是那麼開通偉大。

小時候她抱著我到處求醫，為我做衣服。為了招待我的朋友，她寧可借錢也要買菜買肉，自己卻捨不得吃。如今再也見不到母親了，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的傷痛。    

我最喜歡那支歌《我的母親》。它是蘇聯電影《青年時代》中的插曲。 這首歌一直在喚起我我對父母的深切懷念。他們送給我的不是一條手巾，但他們不畏艱辛，非要送給我求知的幸運。他們把我送上一條與孩提夥伴不同的路，一條色彩繽紛的路，一條崎嶇而又迷人的路。

我在博士論文的扉頁，用英文寫了首詩,

In memory of my parents:

They planted a tree,

With blood and sweat.

By the time of blossom,

They have left the world.

中文的意思是

獻給我的父母：

他們用血和汗，

把小樹培育。

當樹開花的時候，

他們都已離去。

悼念母親

(從信中得知母親去世后。)

突聞母親去世的消息，

好似一個晴天霹靂。

淚水如泉心如焚，

您為何這樣匆匆離去。

在這大洋的彼岸，

我向誰訴說心中的悲哀，

我向誰求得安慰，

我只能在屋裡獨自哭泣。

我一直等著戴上博士帽子，

照張相給您寄去。

在美七年不能盡孝，

總想著您會給我時機。

我願至少再侍奉您幾年，

讓您的晚年充滿歡娛。

母親對兒百般疼愛，

幕幕往事在我心中浮起。

母親啊， 您安息吧，

您的養育之恩永在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