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約束了智慧

傳統約束了智慧   （選自 《克斌雜文選》   2011-9-28）

在美國的這些年，最深的體會不光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還有思想自由。在國內學習和工作的時候，時不時就有黨委書記來做形勢報告。說我們形勢大好，如日中天。說美、蘇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單位里有黨支部、政工組、輔導員，天天關注著群眾活思想。回到家，又有帶著紅袖章的老大娘們瞪著大眼，盯著周圍的人群，想認出幾個反革命。以至於，我的思想就是人民日報的思想，就是支部書記的思想。沒有了他們，我就會覺得頭腦空空，因為我幾乎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力。

來到美國后，一兩年了，不要說形勢報告，連黨委書記是誰都不知道。系裡沒有政工組、宣傳科，居住區也沒有辦事處。一個班20多個學生，沒有團支部也就罷了，居然連個班委會都沒有，誰來管我呀？一個個都像偵察員肖飛那樣，成了單打一。我開始成了一個沒娘的孩子，心裡涼了半截，沒人關心我了。在中國養成的聆聽別人教誨宣傳的習慣，讓我不知所措，好不自在。慢慢地，我意識到，或許這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你只要不觸犯刑法，就沒人找你談話，沒人把你立案審查，沒人把你送進秦城大獄。也就是說，在這裡，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人們可以自由地想，可以自由地表達，可以自由地判斷，可以自由地選擇你認為正確的黨派。於是乎，我忽然知道了大腦的用途--獨立考與判斷。人就像天上的鳥，可以任意去飛；人就像地上的鹿，可以隨處取跑。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你可以批評總統，你可以譏諷時事，你可以更換黨派，沒人因為你想了點問題就來找你的麻煩。久而久之，我的大腦又恢復了想的功能，裡邊存儲的信息大部分都變成我自己想出來的，不是被別人灌進去的。這畢竟是一種幸福，因為我距離正常的人性又接近了一步。

我開始想了，為什麼香港出了那麼多富翁和大亨？而且，裡邊不乏有從大陸移居過去的國人？為什麼大陸卻不分彼此，一起過著窮困窘迫的日子？如果在百萬個移民香港的大陸人里，能出10個富翁，其幾率就是10萬分之之一，按這個比例，大陸應當有至少有1萬個富翁。我知道了，那是因為大陸在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打倒資產階級，消滅私有，使每個人都成為沒產階級的一分子。鄧副主席重出江湖后，讓他喜歡的那一部分人率先富了起來，解除了私有的禁錮。一下子，中國湧現出成千上萬的億萬大戶。而且他們有政府為後盾，從無到有的發家過程比香港人快了好幾十倍。有的甚至在幾天幾夜之間就脫穎而出，鶴立雞群。鄧副主席的舉措和結果證明了我原來的想法是對的。我雖然跟富沒沾上邊，但心裡還有點自鳴得意，我會想了，還想對了。

蒙上了一回，我又接著想了。在自明末以來的幾百年的世界歷史中，從蒸汽機、汽車、通訊以及各種家用電器，都是西方發明的，我們中國人幾乎沒份。把原因歸結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委屈了他老人家，人家那時還沒出生哪。後來我逐漸明白了，那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勢力造成的，傳統約束了智慧。

按中國的方式說，人之出，性本善。進一步說，人經過教育就會聰明；按美國人的提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獨立，天賦權利與生俱來。既然有天賦的權利，自然也就有天賦的智慧。也就是說，中國人原本不傻不笨。豈止如此，我們的祖先還聰慧得很哪。三大發明就是明證。公元前400多年，墨子就在宇宙論、力學、光學，數學等方面有了獨到的見解。他的那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的預言至今仍然在指導粒子物理學家去探測比質子和中子還要微小的層次。公元100年左右，張衡在數學、天文、曆法都有傑出的貢獻。他製作的地震儀可以察覺千里之外的震動，在世界科學史中也出類拔萃，佔有一席之地。遺憾的是後人不珍惜他的成就，張衡渾天儀中的動力和傳動裝置的具體設計在史書中沒有記載。他寫的文章也只留存片斷。

由於傳統觀念的約束，自然科學在中國逐漸遭到冷漠甚至荒廢。自漢以來，儒學思想佔了統治地位。知識分子都把讀書做官當成了唯一的途徑與出路，把幫助封建帝王牧放百姓當成了神聖的歷史任務，當然他們自己也撈了不少好處。中國在學術和思想界從先秦諸子百家的百花齊放一下子退落到一花獨秀，其效果相當於政治領域的一黨專政。最後演變成一花獨朽，並且朽了一國。其實墨家在自然科學上的建樹，法家在安邦治國上的手段， 以及道家在哲學思想上的深度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可惜，因為封建體統治者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把這些文化遺產擱置不用。為了維護他的封建統治，拿孔聖人的禮法和道德來束縛人們的手腳以致頭腦和智慧，眼巴巴地讓生產力的革命和文藝復興成了西方的專利。到了滿清，人強我弱，彼興我衰，中國墮落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後來，還讓後起之秀，東瀛的小日本強佔了八年。一個智慧被束縛的民族，多窩囊啊。

中國不僅鄙視自然科學，而且重農輕商， 讓廣大的人民大眾勞苦於農田之間，形成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和封閉的社會體系。 人與人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缺乏溝通。自給自足，把產糧和吃飯當成了至高無上的大事，即所謂「民以食為天」。直到10幾年前，才開始停用了糧票，算是填飽了肚子。其實，商人對社會也有著進步的作用，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物賤之徵貴，貴之爭賤，各勸其業，日夜無休。」顯然，中國小農經濟體系也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與思想的開拓，沒有條件和財力對自然科學進行探索。

「學而優則仕」讓文人 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文章，練書法，備科舉，赴考場，對對聯，當官成了他們唯一的追求。中國歷史上出了那麼多的詩人、文豪和書法家，相對而言，自然科學家和獨樹一幟的思想家卻寥寥無幾，少得可憐。當了官的，小人得志，一步登天；未得青睞的，借酒發瘋，窮途而泣。政見不同的，又被關進大獄或乾脆身首異處。無疑，這些社會因素嵌制了人們的頭腦，好像一駕馬車只能沿著一個方向駛去，捨棄了延其他方向埋藏的金銀財寶。民國后，中國才開始有了西學。但是，由於不能擺脫傳統私塾的影響，學生把考試放在第一位，死記硬背，限制了他們創造性的發揮。解放后，又強調先紅后專，把作黨的螺絲釘當成教育的目的，打壓了個人對興趣和愛好的渴望，限制了個人才智的發揮。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之所以在文藝復興后，快速發展和壯大，與他們的教育，思想和社會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西方文明的基礎是環繞地中海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以及耶穌的宗教。從古代始，他們就重視自然科學、繪畫、雕刻與建築。這種多樣化的教育延續了很長的時間。代表性人物有阿基米德和畢達哥拉斯等科學的先驅。到了中世紀，高等學府已經出具規模。從16世紀開始，波蘭的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說，義大利的伽利略建立了力學原理。到了17世紀，出現了牛頓力學和微積分，給物理和數學帶來了一次革命性的飛躍。這時期我們中國正開始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人，被女真侵略者奴役。接著又沉醉於小燕子和杜小月們熱情歌頌的乾隆盛世。西方自然科學的突破引發了生產力的革命，從瓦特蒸汽機，狄塞耳內燃機，以及電磁波的應用。西方各國依靠前所未有的強盛，征服了半個地球。歷史悠久的中國因為閉關鎖國，因循守舊，成了被侵擾的對象。割地賠款，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獨尊儒術，輕視科學讓中國吃了大虧。遺憾的是，我們今天還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儒家的治民要術，甚至還要唱紅歌，上井岡山，走迴文革的老路。

除了教育和社會體制，宗教對西方文明也起了某種推動作用。西方人從上到下，信奉神的力量。因而要按神的旨意辦事， 更容易接受人人平等的概念。 西方人在社會道德上比較自重。中國沒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宗教，更相信人的統治和力量。到了毛澤東的時候，居然還要與天斗，與地斗，三忠於，四無限，讓老百姓象敬神一樣去崇拜他。至高無上的權威把中國從錯誤的道路引進更深的迷途。因為推崇人治，統治者毫無顧忌，往往驕奢淫逸，貪圖個人享受。在建築學上，西方會用幾代人的時間，完成以石材為主莊嚴宏偉的教堂，來供奉上帝；中國的同治者則偏愛木材為主的宮殿和王陵，因為他們急著要在有生之年來享受。因為尊人而不尊神，相對而言，中國人比較急功近利。 

在傳統和人治的陰影下，中國的政治家們頭腦簡單，思想僵化。一個強人脫穎之後，他首先想要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容不得列國分治，容不得多黨合作，容不得一山二虎。於是你爭我奪，打打殺殺，民不聊生。解放后，從獨尊儒術改弦更張為篤信馬列，其實，除了暴力革命和毀滅道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與無特色的封建主義沒啥區別。在外交上從萬國相容簡化到反美親蘇，拴住了自己的手腳。到了文革，連歌曲、戲劇、電影，甚至服飾口號都是清一色的共產主義。一切由國家壟斷，老百姓吃著大鍋飯，大家拿著同樣的薪金，吃著1毛8分4一斤的八一麵粉。最後這些舉措不僅讓統治者作繭自縛，路越走越窄，也抹煞了人性，壓抑了思想，約束了智慧，限制了生產力，堵塞了公民應有的小康之路。

因此，中國人應當擺脫傳統，結束人治的獨裁製度，解放個體，解放思想，吸取西方教育的先進方法，從而能夠讓有各種專長的人各得其所，充分發揮，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在科學技術上逐步趕上時代的步伐。然而傳統約束了智慧是幾千年遺留下的老問題，又絕非一朝一夕能見功效。

傳統觀念對智慧的影響是多重的。一個好的傳統會激發人的智慧，充分發揮創造性和才能；一個壞的傳統又會束縛人的智慧，抑制人的創造性和才能；當傳統被拋棄以後，人的智慧又會因為失去倫理道德的規範而被扭曲，或者被濫用。

辯證地來看，對儒學傳統也不能完全否定，有關仁義道德的孔孟之道，對於一個不大敬畏神的國家，還是起了一定的 導向作用。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些道德標準兩千年來，使得敬老攜幼、仁義禮智、言而有信等品質蔚然成風。商人也講究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使中國以禮儀之邦著稱於世。解放后，毛澤東一方面繼承和發展了歷代統治者的治國安邦的傳統與經驗，一方面又以砸爛孔家店的方式廢除了儒學一貫倡導的道德標準。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去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倡大公無私，公而忘私，鬥私批修，壓制了私人合理的慾望與追求，要老百姓對黨對領袖無限忠誠。這些貌似新潮的風尚違背了人的本性，雖然在短時間可以見效，但從長遠來看，則很容易被推倒遭唾棄。毛澤東生性矜持，偏激暴戾，他的最大過錯就在於二戰以後，各國向前邁進的時候，他卻驅趕著中國退向了黑暗。

1956年，把幾十萬說實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1958 年 又鼓勵說假話，刮共產風。到了1966年的文革，天天喊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天天唱著「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結果，徒弟打師傅，學生斗老師，父子劃清界限，夫妻相互揭發，文革衝垮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相互尊重，相互依存。

文革摧毀了幾千年傳統的道德底線， 扯去了蒙在臉上的仁義的面紗。然而，由於生產力低下，物質條件不充足，失去道德的惡果一時還沒有暴露，最多也不過是公開的走後門，利用手中的特權，送子女參軍，上大學，出國等。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到了改革開放以後， 由於道德的缺失， 在加上金錢的誘惑， 中國人的智慧被嚴重地扭曲。開始是製造假煙、假酒和假藥；接著又在食品中加進蘇丹紅、孔雀綠，並且動用地溝油； 後來又增加了科技成分，在奶粉中摻進三氯氰胺， 採用了瘦肉精，牛肉膏，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傷天害理。 他們貌似聰明，可是 把智慧用錯了地方。急功近利與金錢至上，使得商人行賄，官府貪贖，學位作假，圈地成風；撞了人再補一刀，甚至在被人搭救后又以怨報德，反咬一口。把智慧變成了愚盲。至今，我們沒有幾家可以和美國、日本，甚至南韓競爭比美的品牌，我們的智慧都用到了山寨版上，錢來得快捷，但是信譽和名聲也隨之掃地。道德如江河日下，政府卻高唱和諧，強調穩定，有了問題不敢正視，不予解決，結果放任自流，越演越烈。貪者愈貪，騙者愈騙，狂者愈狂，污者愈污。不知何時才得解脫，才能把道德重新納入正軌，讓智慧重建光輝。 

有傳統時，傳統約束了智慧；沒傳統時，智慧又誤入歧途。有亦非，無亦非，然則何為是耶？中國需要逐步建立一個新的傳統，或稱哲學思想，在政治上推崇自由民主，鼓勵個人智慧的發揮，把幹部從人上人拉成普通人，讓普通人也有成功的機會。建立一套道德標準，向美國的交通規則那樣，人們自覺遵守，利人後而利己。建立法治觀念，並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上大夫，禮下庶人。顯然，對於一個13億人口，貧富懸殊，特權橫行的多民族的大國，這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也許當社會渾渾噩噩，走投無路的時候，人們才會迷途知返，才會出現一個頭腦清新，能夠挽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的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