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風大浪中去

1966年9月初，我開始第二次串聯。與同班的崔福齋、汪定雄等乘火車到武漢。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好奇地欣賞著窗外的大好河山，一望無際的農田，一片一片的樹林，雄渾壯闊的黃河，盡收眼底。

車廂里，有不少外出串連的大學生與中學生。還有好幾位老年婦女，穿戴乾淨整齊，圍著頭巾，低頭不語。幾個戴紅袖章的中學生像警察一樣轉來轉去，一個一個掀開老太太的頭巾，見到她們被剪的七零八碎的白髮，就把她們拉出來拳打腳踢，嘴裡罵著地主婆。這些老人因為成分問題被遣送回鄉，想不到在歸途中也逃不出一場噩運。最慘的是，出了武漢火車站后，這些老太太被推倒在地，任憑這些中學紅衛兵們用軍人皮帶恣意抽打，衣服也被撕破，血流在地，慘不忍睹。儘管周圍有人同情，但沒人敢站出來主持正義，不能阻止悲劇的發生。這些中學生不去揪斗走資派，把這些老太太當成四舊，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文革的方向。這些老人糊裡糊塗地成了運動的犧牲品，沒被打死，就算幸運。

第一次坐這麼長時間的火車，下車后，只覺得兩耳嗡嗡作響，還按著車輪在鐵軌上滾動的節奏，好像大地在顫動。或許這是人體感覺的慣性。我們住進武漢大學，校園的建築十分漂亮，只是地表高低不平，到處是台階，顯然在這裡騎自行車很不方便。

第二天一早，在湖北見到了第一位牛鬼蛇神，他低著頭，彎著腰，脖子上掛著一塊大牌子，上寫三個大字，「梁百先」。久聞大名，今日一見，三生有幸。我們參考過他寫的普通物理教科書。一個大學生見到著書立說的教授，理應敬仰萬分。但此時此地，見梁先生如此窘迫，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他是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該打之列。

上午，在省委機關，參加了批判省委宣傳部於淳的大會，發言的是一個小孩子，一口武漢話，乳臭未乾，天真可笑。眼見同走資派的鬥爭搞到如此地步，我們只好換個地方，到水運學院串連，對造反派表示支持。後來又參觀了二七烈士紀念塔。聽說武漢三鎮有著名風景區東湖和名勝黃鶴樓，按情理應當臨湖登樓，一飽眼福。可是一想到國家出錢，乘火車免費，為了讓我們煽風點火，投身於火熱的革命運動。我們怎能夠游山逛水，耗費國家錢財，於是克服了私字一閃念。可是長江大橋乃是新中國成就的一大象徵，要不去看看，實在可惜。為了不給首都紅衛兵丟面子，我們摘掉清華大學的校徽，羞羞答答地登上長江第一橋。如毛主席所稱頌，「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放眼望去，煙雲浩渺，滾滾江流，甚是壯觀。不禁想到唐人崔顥的那首七律，「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由於武漢鬥爭局勢平淡，逗留三日後崔福齋與我乘車南下貴陽。火車途經長沙、株洲、衡陽、直到廣西柳州，再從柳州倒退出來，沿黔桂線奔向貴州。火車在到達柳州前，先要經過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窗外望去，江水漣漪，岩石嶙峋，賀敬之詩歌里的畫面盡現眼前。遺憾的是，我們沒下車，這麼好的美景，只能走馬觀碑，一帶而過。如果能停留兩日，該有多好。在柳州車站，見到站台上搬運行李的工人都是婦女，雖然瘦小，但結實健壯，吃苦耐勞。聽說這地方，通常都是女人工作，男人在家做飯哄孩子，和我們北方恰恰相反。可惜我們沒有出站，未能深入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

在黔桂路上，火車沿著蜿蜒起伏的山巒，像一條長蛇在山峰間穿行狂舞。車窗外，一會兒是挺拔雋秀的青山，一會兒是清澈潺涓的溪水，山青水秀，景色宜人，如臨仙境。隨著火車的行馳，這山水像一幅長卷的國畫，一扇一扇展開，連綿百里。可惜，我一不諳美術，二沒有相機，不能把這秀麗的山川一一記下。如果有機會故地重遊，這青山綠水的綺麗當為首選。

在去貴陽的61次列車上，我吃到了芭蕉和木梨。芭蕉比香蕉要大上一倍，但味道不如香蕉濃。木梨個兒大成球形，摸起來硬得像木頭，但咬上去會感到甜脆可口，別有風味。

這趟車裡乘客不多，人人有座兒。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軍人，營級幹部，他對文化革命比較理解， 對造反派也比較支持。從他那裡，我第一次得知彭德懷當時在大西南的三線，任副總指揮。我們一起討論了劉少奇的問題。他派工作組鎮壓造反派，抵制文化大革命，在四清運動中形左實右，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沒想到我們的交談引起了幾個中學紅衛兵的不滿。他們氣勢洶洶地衝過來要同我們辯論，可又沒有論點。想動武又有點畏懼。再說我們也年紀輕輕，血氣方剛，沒把這幾個毛頭小子放在眼裡。為挽回面子，他們要了我在清華的地址，準備回北京再跟我理論。他是北航附中的一位幹部子弟，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口氣很大，「朱毅，朱德的朱，陳毅的毅。」一下子高攀到兩個大元帥。這或許就是他老爹當時起名的本意。

到達貴陽時天色已晚，我們被安排到貴州大學住宿。路上，我們遇到幾位貴大的學生，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向我們抱怨不愉快的經歷。他們計劃到北京串聯，坐火車到了武漢，遇見幾個北京來的中學紅衛兵，大概是後來的聯動。紅衛兵橫行跋扈地質問他們什麼出身，這幾個貴大學生直言相告，說他們來自地主富農家庭。紅衛兵們當即惱火，禁止他們北上。只好北轍南轅，打道回府。

我對這幾個學生十分同情，血統論已猖獗到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步，剝奪了這幾個學生的參加革命的權利。至少這幾個學生是誠實的，家庭出身既沒貼在臉上，又沒印在證件上，他們隨便說個紅五類，也來不及去調查核實。老實人挨欺負，在所難免。我們只好安慰他們幾句，以後還有機會。由於貴大地處偏遠，進城不大便，我們第二天就搬到離貴陽市中心較近的貴陽醫學院。我和崔福齋到街頭做些觀察調研，認為貴州的運動還沒有展開，省委在有意捂蓋子，應當支持炮打省市委，火燒賈啟允，賈當時是貴州省委書記。貴陽市有兩支造反派主力，一個在貴陽醫學院，一個在中國科學院地球化學研究所。

貴陽坐落在一小塊平地之上，周圍是山，一年四季，少有晴天，陽光金貴，故以貴陽命名。城市雖小，但玲瓏剔透，民情古樸，市面井然。貴醫伙食很好，頓頓有肉。我們吃飯用的是自己的錢。頭幾天，事情不多，我和福齋乘公共汽車到了花溪公園。溪水潺潺，錯落有致。兼自然與人工之美為一體，令人流連忘返。聽說董必武老先生對花溪頗為欣賞，讚許有加。第二天，我們認識了幾個本地初中生，一個叫張佑銘，一個叫劉玉平，一個姓白（白族）。她們人雖小，單純幼稚，但是關心文化大革命，有造反精神，願意投身到運動中。後來，她們還串聯到清華，和我們班的汪定雄等幾個同學一起，落實毛主席指示，徒步串聯。

圖 小朋友張佑銘和陳祥芬後來在長征路上的合影。

到貴陽后第四天的晚上，當地造反派要去貴州省委去宣傳，我和福齋也參加了這次行動。一邊以青年學生為主，人數不多，一邊是工人糾察隊，以老工人為主，佔了多數。造反派要炮轟省市委，批判賈啟允；老工人則要保衛省委機關，認為省委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糾察隊依仗人多，把青年學生隊伍衝散，分而治之。

10幾個老工人圍住一兩個學生，展開辯論。我在被圍的圈子裡向他們介紹北京的革命形勢，認為貴陽運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省委在壓制群眾的革命造反行動。老工人則咬定省委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機關，要誓死捍衛。他們認為造反派里有壞人，別有用心，渾水摸魚。一個老工人說，他見到秦天真的兒子就在造反派里，秦天真原是貴陽的一個副市長，因為歷史反革命罪被撤職查辦。我說，造反派里可能會有壞人，但不能因為少數幾個壞人而否定了運動的大方向。

雙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省委大廳里，亂亂鬨哄，直到半夜。辯論了幾個小時，只覺得喉嚨沙啞，精神疲憊。當我回過身來時，發現一個女學生和我被圍到一個圈裡。由於場面混亂，各自為戰，我不知道還有個人和我在一起辯論。辯論結束后，從她的校徽得知，她是江西農學院的學生，互相通了姓名，她叫陸玲娣。原是上海人，隨父親援贛到了南昌。

第二天下午，外地串聯紅衛兵在貴醫開了個會，鬆鬆垮垮，沒有任何決定。晚上，我又到貴陽市中心宣傳文化革命。有個當地人認出我是北京來的，讓我站到一個板凳上，有圍攻的意思。我心平氣和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對他說，辯論要雙方平等，允許對方表明自己的觀點。他們見我態度和藹，沒有敵意，於是和我辯論了貴陽的形勢。辯論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各自離開，不歡而散。在貴陽逗留了一個星期，我和福齋錢糧枯竭，只好暫且回京籌備軍餉，準備重新殺回貴陽。在柳州車站，我給父親買了一個方形的大粽子，餡里有肉，味咸。父親見了，還挺喜歡。

在北京休整了兩個多星期，又同何國華，盧振民一起於10月初乘火車經西安、重慶去貴陽。我們在西安停留一天，住在西交大，學校對紅衛兵招待很好，吃飯免費，那天趕上供應水餃。

我們只在省委見到幾張反對霍士廉的大字報，就急忙搭車去了重慶，在重慶大學落腳。先後參觀了軍統迫害革命先烈的渣宰洞、白公館，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繼承先烈遺志，反修防修，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第二天，便搭車去了目的地，貴陽。沒想到貴陽形勢不像幾個星期以前，異常平靜，沒什麼事情可做，於是我們又轉向雲南。

火車常常在雲霧繚繞的山腰上行馳，頗有修道成仙之感。在車站，看到衣衫鮮麗的少數民族來來往往，充滿了生活氣息。快到昆明，不知什麼原因，在一個高坡上，火車停了下來。聽說不久前，有列火車在這裡因為塌方脫軌。心裡還真有點瘮得慌，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到昆明后住在雲南大學，伙食很好。早晨吃的是江米飯蘸白糖，比北京饅頭鹹菜要強多了。由於運動局面尚未展開，能做的事也不多，不得不懷著閒情逸緻，游山逛水。此時我遇見了自控系0字班 的朱雲久（附中同學），我們一起參觀了龍門。俯瞰滇池，雄奇壯闊，嘆為觀止。兩三日後，由於錢糧用完，打算乘車到武漢，到國華家取錢。

我和國華乘車先到了長沙，住到位於新開鋪的財政金融學校。第二天，我們乘汽車到韶山，參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故居，買了幾枚紀念章，心情十分激動，加深了對主席的熱愛。

下午，返回長沙，可是沒趕上公共汽車，只好先搭火車去株洲。火車上，有幾個湖南老鄉大聲唱著花鼓戲，十分熱鬧。在這樣的相對論坐標系裡只覺得不一會兒，就到了株洲。株洲到長沙只有一個小時的路程，可是北上的學生太多，車廂里人滿為患，連窗子都打不開。眼看天色已黑，我們不想在站台過夜。

我和國華急中生智，分別坐在了火車兩個相鄰的車廂的門外踏板上，各自找來一根木棍擋在門口的兩個扶手之間，以免滑落。那時的火車門外有兩層台階，行車時也不收進來。我倆約定，不時相互呼叫著名字，防止因為睏倦而摔下車去。就這樣，我們在車外堅持了一個多小時，伴隨著車輪與鐵軌間有節奏的轟鳴，領略著飛馳的火車捲起的狂風，欣賞著鐵道邊上枯燥乏味的夜景，大約在夜裡11點鐘，回到了新開鋪的住處。休息一個晚上，再去武漢取錢。

第二天一早，我們到了長沙火車站，站台上到處都是人，秩序混亂，根本沒有選擇到何處去的餘地，我倆好不容易擠進一個車廂。火車開動以後，才知道是去南昌的。想下車已不可能，只好憑天由命，既來之，則安之。沒想到這個偶然的搭錯車，卻讓我與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結下了不解之緣。

列車經過萍鄉、宜春、樟樹、向塘，把我們帶到了八一起義的英雄城市南昌。出站后，我們被安排到市郊的一座小學校里，條件不好，睡稻草鋪。而且，離市中心距離較遠，參加運動不方便。第二天，我們就搬到了八一大道附近的江西醫學院。

1966年10月，江西的文化革命運動剛剛有些起色，但由於保守勢力太強，運動難於開展。江西省委操縱著一個龐大的組織，工人糾察隊，對造反派圍追堵截，迫害得十分厲害。為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只拉出幾個勞模來支撐門面。

要想在運動中發揮作用，必須組織起來，我同同班何國華、清華機械系的李令全，決定成立一個戰鬥隊，命名為「首都紅衛兵炮打司令部兵團」。我和李令全共同起草了一個數百字的宣言，由南昌東湖印刷廠印製，在全市範圍內散發張貼。內容無非是一些標語口號式的吶喊疾呼，裡邊有一句是「首都紅衛兵炮打司令部兵團的大炮打響了，我們是來造反的，造那些反毛澤東思想的反。」

隨後，我又寫了《一致南昌市工人的公開信》和《再致南昌市工人的公開信》，宣傳文化革命的重大意義，表明我們的基本觀點，把矛頭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都由東湖印刷廠承印。可惜這些底稿在清查五一六運動中被專案組沒收。這紙宣言和兩封公開信，讓不少當地民眾知道了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在南昌的組織「炮打司令部兵團」。憑藉這個組織，我們多次去找江西省委秘書長王澤民同志，尋求物質上的支持。拿著他的批條，我們到南昌市百貨公司領取了兩輛永久牌自行車，一台手搖油印機和一個手提式擴音喇叭。

局面開展起來后，何國華離開江西返回北京。沒想到炮打司令部兵團迅速壯大，匯聚了來自北京的清華、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地質學院、中國音樂學院、郵電學院、農業機械學院、北京外語學院等多所高校，還有不少來自北京和上海的中學生，聲勢最浩大的時候，成員有近百人。

來自清華的有李令全、孫傳耀、塗兆林、佟允憲、王毓鍾、吳小祖、劉孝標、金國棟、及江西老表蔣南峰、黃贛壽、虞士堯、鄧海金、陳群秀、龔建國、羅保林、歐陽忠謀等；來自北大的有歷史系的張泉田、哲學系的王素榮； 來自音樂學院的有家在南昌的程明榕及附中的倪子龍、南宮華玲等；來自地質學院的有李勉榮、陳、畢等；來自國際關係學院的有李志良、田豐、王文惠、王千里等；來自外語學院的有徐春青等，他是位調干生；來自郵電學院的有湯道娥、劉金定等；來自北京的中學生有孫德榮、孟李玲等；來自上海的中學生有李明健、黃敏等。

當地的中學生雙胞胎陳純仁、純義也常來幫助。常來的當地人還有醫學院的趙玲（吳曉祖的表妹），和一位工人劉錦生。炮打司令部兵團成里不久后，進行了民主選舉，我和李志良被選為頭頭。北大的張泉田是共產黨員，被選為政委，負責思想工作。清華無線電系6字班的蔣南峰被選為參謀長。後來又有了清華動農系汽7 的金國棟負責帳目。這支隊伍有組織，有紀律，經常開展集體活動。一百來號人的隊伍整整齊齊，走在街上時唱著革命歌曲，喊著革命口號，十分壯觀。後來，我們又配備了一台宣傳車，在一輛卡車上裝上高音喇叭，一台柴油發電機，影響漸大，聲勢漸為顯赫。柴油發電機由農機學院的朋友操作。

南昌市還活躍著另外幾支從北京來的紅衛兵戰鬥隊，人數較多的有首都紅衛兵第十二大隊，成員來自北京商學院、對外貿易學院、輕工業學院等，帶的是調干生老張，年紀較大。年紀較輕的負責人是外貿學院日語系的馬得利。出於好奇，我請她幫我翻譯個日文名字，おういか（歐烏伊喀），但從來沒使用過。後來連日本朋友也喜歡叫我的漢語名字。

這支隊伍屬於首都紅衛兵第二司令部，在北京算是保守派。到了外地，他們也轟轟烈烈地造起反來，同我們的關係十分融洽，沒有門戶之見。

還有一支小分隊來自北京戲劇學院，有10幾個人，帶隊的是導演系的魏陽。成員有劉勇、楊恕等。這支戰鬥隊以文藝宣傳為主，準備了一台一個小時的文藝節目，魏陽跟南峰較熟，跟清華學生間來往密切，相互支援。

稍後，又來了一支北航紅旗的小分隊，也是10幾個人，領隊的是安徽蚌阜人自動控制專業的徐從和。從和處事爽快大器，成了我的好朋友，相互聯繫了多年，後來到哈爾濱建成機械廠工作。

這幾支戰鬥隊雖然來自不同的院校，但來往密切，相互呼應，為推動江西省的文化革命運動共同做出了努力。我們同當地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江西省大中院校紅衛兵司令部，也建立了聯繫，這個組織的首領是江西工學院的蔡方根，中學生的領頭人是倪根菊。倪根菊潑辣活躍，身先士卒，後來還作為江西省的代表去過北京。常在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辦公的有陸玲娣和江大的蔡清泉等。南昌市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是江西醫學院的車文樞。車文樞老謀深算，深居簡出，我不記得同他見過面。除了這些學生造反派，我們還經常同工廠里的造反派往來，比如洪都機械廠、江西拖拉機廠、南昌柴油機廠等，代表人物有文革、塗烈、王雨霓等。此外聯繫密切的單位還有新華社南昌分社（王兆麟）和省公安廳等。

炮打司令部兵團成立后的第一次行動是到江西省委同保守派辯論，並且，要出了被化纖廠扣留的和我同年級的孫傳耀同學，他比我們早些到達南昌參加運動。傳耀口齒伶俐，能言善辯。他被救出來以後，成了兵團的主力和我的朋友。

還有一次大行動是批鬥公安廳長周可用，我們把他放到宣傳車上，幾個人押著他，喊口號，讓他交待問題。高音喇叭沿著南昌的主要街道轟然作響，圍觀者眾多。周廳長對運動抵觸情緒很大，態度蠻橫，滿不在乎。然而，陪斗的偵察科長王振江倒是笑臉相迎，在卡車上一邊吸煙，一邊同紅衛兵小將談吐自如，似乎對我們的行動能夠理解和支持。但是，他什麼實質的東西都沒有揭發，是根老油條。儘管如此，我對他的印象還不錯。後來，我們同周廳長的司機還有過一些往來，搭乘過周的座騎伏爾加牌轎車。這種蘇制轎車的前擋板稍向前傾，像一隻跑鹿，後來改名為拉德，與波蘭的華沙屬同一級別。。

我們準備揪斗省委書記楊尚奎時，找遍了省委大院和江西賓館，就是見不著他。一天半夜，我們幾股力量聯合行動，到濱江飯店搜尋。我在底層的一個房間里發現了楊尚奎同志。他有60多歲，頭髮灰白，腦滿腸肥，大腹便便，但是態度和藹，沒有任何敵對情緒，像是一位和善的長者。他不想和運動對抗，只是對運動有些恐懼。 把他揪出來后，我問他：「你為什麼不造反？」，老人家用濃厚的贛南話說：「他們都造俄地反，俄還能造誰地反。」聽起來有些可笑。

楊尚奎由贛南打游擊起家，在省委大院有座小洋樓，聽說，他曾把農村的老父接來過，但老人過不慣舒服日子，回老家去了。楊書記的夫人叫水靜，年輕漂亮，早先許配給南昌市文化局的局長，局長忍痛割愛，把水靜讓給了楊書記。我看不出楊尚奎是個走資派，最多也不過是個貪圖享受，養尊處優型的幹部。陪同楊尚奎被揪斗的還有省委工交書記白棟材，他是個來自陝北的幹部，不苟言笑，像個精明幹練的領導。

南昌柴油機廠的工人造反派頭頭汪明遠被保守派抓走了，為了聲援南柴造反派，營救汪明遠，首都紅衛兵各個組織連同當地紅衛兵一起在南柴廠門口靜坐一夜，含著熱淚，共同高唱「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這首歌，直到凌晨。後來聽說，汪被收買，當了叛徒。我們白白浪費了一夜的時間。

化纖廠的書記李森結怨頗多，同清華同學孫傳耀也是對頭。她雖然官職不高，但是她丈夫乃是江西省軍區政委林忠照，非同小可。那時的紅衛兵居然吃了豹子膽，我們糾集了十幾個人，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闖進軍區大院林忠照的住所，抓走了李森。幾個警衛員和秘書跟我們據理力爭，企圖阻止這次行動。可是，那個時節，軍人見了紅衛兵，有理也說不清。為了防止警衛員打電話求救，我把電話聽筒的電線用力扯斷。回想起來，當時的作為與綁匪無異，只不過我們不是為了錢財，沒有任何個人目的。

我們把李森關進江西拖拉機廠的一座小樓里，配備兩名工人輪流看管，勒令她檢查交代鎮壓造反派的罪行。李森驕橫跋扈，滿不在乎，還象潑婦一樣胡鬧。後來見我們也不會拿她怎樣，隨即平息下來，還能吃飯喝水。抓人容易看人難，要是真有個三長兩短，沒人能負得起責任。關了兩天，我們就把她放了回去。這次行動雖然沒有多大的成果，但是畢竟長了造反派的志氣，煞了保守派的威風。對南昌市運動的開展起了推動作用。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首都紅衛兵遭遇了兩起流血事件。炮打司令部兵團 的幾個中學生和一組革命軍人子弟起了口角，有個中學生肚子上挨了一刀，住進了醫院。也不知誰付的押金和手術費，也許醫院根本就沒要錢。我們去看過他幾次，傷好后， 把他和他的同學送上開往上海的38次列車，繼而回到北京。還有一次，中央戲劇學院的小分隊遇到了保守派的圍攻，有個女學生被刀子在臉上割了個口子，縫了好幾針。

一天下午， 我到一個工廠訪問后回到市區，剛剛過了八一大橋，就發現氣氛不對，工人糾察隊人山人海地把江西醫學院圍個水泄不通。我正要急著回去看個究竟，有幾個糾察隊員一下子認出了我，「他是紅三司的，別讓他跑了。」我知道這時已是插翅難飛，在劫難逃， 只好憑天由命，任人擺布。開始，有幾個人對我拳打腳踢，還有人揪我的耳朵，我對他們說：「要文斗，不要武鬥。有理講理，可以辯論。」

他們把我帶到附近一個汽車運輸隊的傳達室中，有幾個人看管著我。有人問我，吃過飯沒有？我說，還沒吃。於是，他們端過一罐米飯和一份菜給我，既來之，則安之。儘管前途未卜，吃飽了肚子再說。我那頓不尋常的晚餐吃得還很香，很痛快。

過了個把小時，他們調用了好幾輛卡車，車上站滿了赤衛隊員，把我放到中間的一輛，讓我在人群中間蹲下來，不得向四處張望。憑著搖搖晃晃的感覺，我知道卡車上了山路。大約一個小時，車隊停了下來，赤衛隊員把我帶進一間空空蕩蕩的大房子。我坐在前邊，面對著上百名來自南昌各個工廠的工人。 開始時，他們對我厲聲指責訓喝，我保持著心平氣和的態度，竭力剋制對立情緒，並表示有不同的意見，願意同他們討論。我講了修正主義和走資派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危害，文革是毛主席親自倡導的偉大運動，讓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我還表明，不同意把廣大的工人兄弟叫做「臭老保」，應當密切聯繫，多作交流。

由於夜深天涼，有幾個人找了一大把松枝，放到大屋子的中間，噼噼叭叭地燃燒起來，帶來一絲暖意，氣氛也漸漸緩和。一個小時后，又有人送來幾笸籮熱呼呼的肉包子當夜宵，大家邊吃邊說。到了後半夜，有位工人師傅立起身來指著我對大家說：「他是坐我的車來的，我有責任把他送回去。」他的要求得到了眾人的同意。分手時，有好幾個工人還記下我的住址，有個油脂化工廠的後來還真登門找過我。在回來的路上，送我回去的那位師傅讓我坐進解放牌卡車的駕駛室，跟我邊走邊聊。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叫魏安恆，還知道了這個地方是梅嶺。

魏師傅一直把我送進江西醫學院，為我的這次「賓諾奇歐歷險記」畫上了安全的句號。後來，我又去那個運輸公司看望過魏師傅，送給他一本馬恩列斯語錄。我雖然懷著很深的謝意，魏師傅卻不以為然，只認為這是他應當做的事情，施惠於人又不圖報答，這就是平凡中的偉大。

回到住所，天已快亮，大家也在擔心我的去向。炮打司令部兵團的辦公室和宿舍被攪得亂七八糟，農機學院的幾個高個子同學甚至難受得哭了起來。這是我們在江醫遇到的唯一的一次洗劫，好在人員沒有受到傷害。

天涼了。幾天後我便回京去取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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