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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門關下的徘徊

作者：瀑川於 2022-2-26 00:2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紀實|通用分類:原創文學|已有3評論

鬼門關下的徘徊（《依稀夢清華》）

不當老爺兵

1970年11月，毛主席發出了「不當老爺兵」的最高指示，部隊和高等院校做出了野營拉練的安排。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和教師參加了這一活動。1971年1月中，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裡，限定口糧，不進肉食，餓著肚皮，背著行李槍支，徒步行軍一千多里。第一天走了七十里，宿營在通縣的丁里屯，屬於六合村地界。我姑姑家就在附近，按說我可以到她老人家那兒吃塊饅頭墊補一下。可是我不想違反組織紀律，硬是沒去。第二天繼續往東經過潮白河、北塢、夏店，來到薊縣的段甲嶺，駐紮了兩天。我們幫老鄉挑水、刨土、做好事、搞宣傳。

我參加過工物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所以分到宣傳隊。除了我是職工，其他隊員都是學生。女生有孫海燕、潘豫沙、劉裕芳、黃玉蘭；男生有楊述田、鄔祥齡、陳建國、胡耀坤、金成峰。宣傳隊有兩個任務，一是在行軍中鼓舞士氣，二是到駐地為老鄉演節目。我會吹小號，連隊起床、集合時我當號手。

接著往東北方向直奔盤山。爬山時宣傳隊的差事很苦，我們總是搶先爬到一個高度，然後等大部隊過來再唱歌、說快板，給大家加油。爬到頂峰時，小號的三個鍵鈕全凍上了，我摘下汗淋淋的棉帽子捂住小號。等冰融化后，吹起毛主席的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當我熱情奔放，忘記苦累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到，我距離一生最可怕的厄運只差三個多星期了。

過了盤山，在韓庄休息。去北庄的路上，宣傳隊出了點問題。平時開會時，有個同學喜歡把我的小號箱子當板凳坐，導致箱子破裂，丟了號嘴。於是連隊集合時就不再吹號了；此外一隻步槍的槍栓在路上失落。我們成了連里批評的典型。

由於伙食限量，一人一頓只能吃三四個小饅頭或窩窩頭。長途跋涉要消耗大量的體能，大家只好餓著肚皮硬撐著。有幾個五十歲的老學員，路上從老鄉那裡買幾個餅子充饑，還挨了批評。在北庄休整了兩天，不知道司務長從哪兒買了一堆豬下水，總算見了點葷腥。

由於天冷每天晚上都是兩人合睡，把兩床被子摞在一起。有一天趕上老鄉過年蒸饅頭，我們睡的那個土炕，足有攝氏四五十度，那不是熱而是燙了。後來，老鄉把幾塊木板鋪墊在炕席上作為絕熱層，我們才勉強睡著。早晨打水的時候井台周圍都是冰，一不小心就會滑倒井裡。訪貧問苦時，我們經常演幾個小節目。有一次劉裕芳唱到「槍聲響」幾個字，一位七十歲的老大爺嚇得直哆嗦，一個勁兒地往被子里鑽。老太太說，他讓日本鬼子給嚇病了。就怕提「槍響」二字。

我們在拉練中經常唱語錄歌、「說打就打，說干就干」、「我是一個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建立了革命根據地」、「野營訓練好」，以及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宣傳隊演節目時會唱樣板戲和革命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莊稼蓋滿了溝」，回憶當年的老八路。

半夜站崗的時候，又冷又餓，我和一個海軍學員小金一邊吸煙，一邊聊天。我倆聊的都是拉練回去后吃些什麼東西。用吃餃子和吃燉肉的話相互解饞。在行軍過程中，還安排過一次射擊訓練，但清理階級隊伍的對象不能參加。中途聽了清華大學第一把手軍代表遲群的講話，強調開展階級鬥爭。我隱約地感到又要搞運動了。但是還沒想到這次該輪到我了。接著又行軍到延慶。

快到北京的那天，連續走了一百六十里路，又累又餓。到了宿營地，腿都抬不起來了。我還是咬著牙，兩手各提著一桶熱水，送給工農兵學員，讓他們燙腳解乏。這時離我當反革命大約還有十天的時間。拉練途中有不少人都凍傷了手和腳。拉練后，不少人的肝指標也上升了好多。我還算皮實，轉氨酶不到140，但是已經瘦得皮包骨了。在這次訓練中，起碼我的身體和意志都經住了考驗，有機會周遊了北京的四分之一的遠郊區。

失竊

拉練結束后，先在清華校本部住了兩天，整頓總結。時已舊曆年底，我領了工資準備回家過個愉快的春節，這是我參加工作后的第一個春節。第二天中午去照瀾院買東西時，我忽然發現錢包里四十六元工資變成二十幾元了。我的心一下子懵了，回家過個好年的念頭涼了一半。

我連忙走回會場，找到宣傳隊的隊長海軍學員陳建國，他和我住在同一間屋裡。他是共產黨員，幹部子弟，值得信賴。我把丟錢的事告訴他后，他不慌不忙地幫我分析。一個屋裡六個人，誰偷錢的可能性最大？最後他把懷疑目標放到一位農民學員的身上。他抽煙但不愛買煙；他怕苦經常吃病號飯。後來他還語重心長地問我有沒有對象等個人問題，我覺得他對我還挺關心，感謝他的分析。當然沒有證據，我只能疑人偷斧，對那位農民同學產生了不好的印象。

隨後我又把丟錢的事告訴了負責學生工作的栗乃志，他帶我去見工宣隊的賈興緻師傅。賈師傅倒背著手，綳著臉皺著眉頭，只說了一句：「這件事不許聲張！」一句話把我的嘴給封了。一年以後，陳建國作案被抓，承認偷過我二十元錢，我聽到后還真佩服他的沉著與冷靜。新華印刷廠的賈師傅知道后，也講了句公道話：「他還真丟錢了。」

春節前的一天晚上，連隊里唱革命歌曲，讓我指揮。唱的是「工農兵聯合起來，向前進」，以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我還不知道這是我最後一次在連隊里被當人看了。

舊曆年底姐姐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姓章的小學教師。我們匆忙在北海見了一面，沒留下什麼印象。大年初二下午栗乃志來到我家，要我和他去看望一個工人學員，西安262廠的林秀臣。他家在沙灘附近。然後我倆又到東四五條去看望工物系9字班的曹同樂同學，他剛好從鞍鋼回來與清華同學結婚。在同樂家我們吃過晚飯，各自回家。

這是我和乃志在一起的最後一次活動。我父親見了他后，說乃志眉宇寬闊，是個沉得住氣、能做大事的材料。但是我彷彿覺得，乃志那天似有心事，不像往日那樣無拘無束快言快語。或許他當時已在清華校黨委會上獲得一些信息，感悟到一場大難的降臨，比我提前幾天挎上了沉重的包袱。可惜他沒對我說什麼，十天後就匆匆地走了。

風雲突變

1971年2月1日，星期一，從平安里乘班車來到200號四連臨時所在地，昌平的北大200號，我發現氣氛不大對頭，有點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的勢頭。在全連大會上軍代表作了動員，要轟轟烈烈地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的運動。我們連隊就有不少五一六兵團的成員，責令他們必須老實交待，要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的群眾專政。五一六集團的重大罪行是反軍亂軍，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周總理和反對中央文革。

會後工宣隊的小李師傅立即找我談話，要我老老實實交待各種罪行。我一下子傻了眼。一年前，我曾通過多次政治運動，悟出了三條警語。一不犯政治錯誤，二不犯經濟錯誤，三不犯生活錯誤。有了這三條，我就可清清白白地做人。怎麼一下子讓我交代起罪行來了？我覺得這或許是種誤會，不知不覺做過什麼錯事，檢查一下就完了。於是我開始了長篇的回憶，從1966年文革開始，一直寫到工宣隊進校鬥私批修。把五次去南昌辦聯絡站的時間、地點，都寫得一清二楚，我覺得這些似乎都夠不上問題，沒什麼可隱瞞的。但是工宣隊不相信我的交待。連隊成立了專案組和專政小組，我一下子失去了自由。這時我才感到沒那麼簡單，大概真的完了。但還是停留在「墨悲絲染」的水平上，擔心我的歷史會留下污點。

局勢進展得很神速，一兩天後我已經不能坐下來寫材料，每天要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回答問題交待罪行。當我說我出身貧窮，為能上大學而感謝黨時，他們就指著我狠狠地說：「你是要混進黨內。」當我說我到贛南營前的獨立營去促進軍民關係時，他們就說：「你要當營長。」時不時地有人領呼口號，「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王克斌老實不老實？」，「不老實！」。氣氛之熱烈與冷酷，讓人不寒而慄。

我的專政小組有新工人（70屆畢業生）蔡某，他是最積極和最可怕的；還有杜某、王某等；幹部里有劉某，他是背後出點子的；數學教師老武，還有幾個海軍、陸軍，和工人學員。他們經常在半夜兩點鐘左右，把我揪出去提審。從蔡和劉的積極表現，似乎他們欲置我於死地。我當時認為他倆都是井岡山對立面414的人，對團派懷恨在心。而且蔡曾向栗乃志爭取過團支部副書記的位置，沒有如願，我當時是團支部副書記和200號團委委員。把我整垮對他是個進取的機會。我們幾個新工人在反右傾回潮時傷害過劉等知識分子幹部，這次運動是再好不過的報復機會。

然而讓我不能理解的是來自農村的學員黃某。拉練期間她親眼看到我是如何虛心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的。我每天和她一起宣傳鼓動，應當算戰友了。可每次開鬥爭會，她都按耐不住對我刻骨的階級仇恨，帶頭高呼著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讓我大惑不解。除了她，陸軍262部隊的兩位幹部和北綜廠的一位工人，還有海軍幹部陳某也都氣勢洶洶拍桌子瞪眼。尤其是那個姓陳的湖南人，他單獨審問我時陰陽怪氣，讓我覺得受了人身侮辱。

樓道里每天都戰鼓隆隆地播放著針對敵對分子的文章，《南京政府向何處去》《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等。整個宿舍樓猶如潑了一層發煙硫酸，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濃烈氣味。讓你覺得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心急如焚，卻無處棲身，只好束手待斃。連隊里到處是毛主席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現在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

我交待了

從一個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青年一下子淪落為「反革命」，吃飯、睡覺都像犯人一樣被人看著，不分晝夜隨時被揪出來批鬥，厲聲斥責。我不光是接受不了，簡直是一種煎熬。精神上的折磨讓我坐卧不寧，亂了方寸。當時我一怕姐姐和姐夫知道這件事，給他們造成麻煩，她們都是黨員。二來想到，串聯時我因為好奇留下了幾粒半自動步槍子彈。這的確是說不清的問題。由於恐懼、疑慮和不安，造成了精神上的混亂，失去理智和判斷能力。

一天夜裡，大概凌晨3點左右，我正面對十幾個人的無情批鬥。知識分子幹部劉來到敞開著的批鬥會門口，和辦案人員交頭接耳，切切私語，但又隱隱約約能讓我聽到一些。我誤以為他們把我姐姐和姐夫找來了，這意外的精神衝擊使我成了北宋時期夜審的潘洪，完全失去了控制力，哇地一聲哭了，說：「我交待。」於是，我把那幾顆子彈的事說了出來。劉的招數果然見效，鬥爭大會勝利地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我在蔡和王某的押解下去抄家。父親和母親都穿者棉襖，在炕上坐著，見我低頭不語神情獃滯，知道犯事兒了。他們眼睜睜地看著我打開一個木箱，兩位解差一件一件地搜尋著可疑的物品。父親患有半身不遂本來手就哆嗦，這下哆嗦得更厲害了。蔡、王二人搜出一把我在武鬥時用銼刀磨成的匕首，在江西串聯時寫的文章的底稿，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歌詞、樂譜，一盤錄音帶，一個紅五星帽徽，一張軍人通行證。可是沒發現子彈，我問父親見過幾粒子彈沒有。他顫微微地說：「害怕出事，早就扔到天壇北門的茅房坑裡。」

然後父親和母親焦慮不安地看著我走出家門，連一句話都沒敢說。我這時有了一種生不如死的感覺，在公共汽車上想著用什麼辦法來結束失去希望的生命。在昌平等公共汽車時，我想鑽到一輛大卡車的下邊，來個撞死，簡潔痛快。於是我借口到對面的廁所去小便，尋找時機。可是董超、薛霸跟得挺緊，寸步不離，讓我我無從下手。

生與死的競賽

回到北大200號的宿舍，我計劃用一根背包繩，一頭挽過來系個活套兒套在脖子上，繩子繞過枕頭上的床棱，當成一個定滑輪，再把另一端系在右腳上。入睡時右腿彎曲。等睡著后不知不覺在右腿伸直時，把自己在睡夢中勒死。正當我思慮何時動手的時候，半夜一點多鐘樓道里傳來了大嗓門的老武的叫聲，「栗乃志跑了，栗乃志跑了！」，整個樓道頓時騷動起來。幾分鐘後傳來了栗乃志跳樓自殺的消息。我的宿舍馬上增派了幾個海軍學員，嚴密地把我看管。

這時我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再也躺不住了。我穿著內褲和背心，兩眼發直，站在床邊。當著幾個看守的面，渾身上下一陣哆嗦、痙攣，上牙和下牙不住地嘎嘎碰響。那時節說不清我是害怕死亡的降臨，還是痛惜失去了一個要好的朋友。相比之下乃志死得壯烈，我過於猶豫晚了一步，苟且偷生。乃志人沒了，但他的精神還活著；我人活著，可精神已經死了。應了中國人常說的那句老話，「好死不如賴活著」。

第二天一早全連召開大會，有好幾個人上台發言，口誅筆伐聲討栗乃志。罵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和人民頑抗到底。與栗乃志素有芥蒂的軍代錶王賀宇當場宣布開除栗乃志黨籍。那時的領導和革命群眾，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見了棺材都不會落淚。一個大學畢業剛剛半年的小夥子，就是有罪，也罪不當誅啊。他失去的不僅是生的權利，還有死的自由。會後我出了一身冷汗。一位姓王的教師指著我說：「嚇了一身汗吧。」算他說對了。

然而整死人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專案組色厲內荏，改變了以往殺氣騰騰的討伐手段。栗乃志死後的星期六上午，蔡過來問我：「想不想進城回家？」我說：「你們讓我走我就走。」乃志的死帶來了我的自由。如果沒有他以死相拼，我可能兩個月甚至半年也回不了家，那時我的老父和老母大概也會因擔憂害怕而過世。

塞翁失馬

不管栗乃志的主觀動機如何，他是我也是我家的大恩人。這幾十年，無論走到哪兒，我也沒忘過他。在那次清查中，連隊里整了十來個人，包括一年前跳進地溝淘糞尿的四個新工人，何元金、張良駒、栗乃志和我，還有原來414派的周宏余、桂立明等。栗和我的問題最嚴重。我的問題在井岡山兵團駐贛聯絡站，全校留下的唯一一張軍事調查提綱就是我在江西翻印的，不知聯絡站的哪位同學把它交了上去。但是反軍亂軍的事情，我們一件也沒做過。

專案組的人跟我說過，我們江西聯絡站的賬目最清楚，抄家時發現的那盤錄音帶錄的是和地質學院爭辦三司聯絡站的長途電話，也沒有什麼反革命證據。回家后我對姐夫講述了這次誤闖鬼門關的不幸遭遇，他形象地引用樣板戲《紅燈記》里的台詞，「跳車的沒有，可疑分子不少。」到現在，也不知道有沒有五一六兵團，也不知道哪些人真的加入過這個組織。一筆糊塗帳造成了那麼多屈死的冤魂。

痛定思痛，為什麼栗乃志會死在我的前面，大概是因為他心理壓力大。他不僅是九大后的納新黨員，還是學生黨支部書記和清華大學黨委委員，他要失去的東西太多，特別是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包袱太重，壓力太大，因而橫下一條心，走上了絕路。

相比之下，我連黨都沒入成，沒有政治負擔。大不了一輩子入不了黨，但我還是原來的我。想到抄家時含著眼淚滿面愁容的老父老母，他們還得靠我去撫養。因而顧慮多，下不了狠心，讓乃志搶到了前面。幸虧去年夏天有人給我父親貼過一張大字報，我因此沒有領到入黨志願書，從而沒有被開除黨籍的心理負擔。塞翁失馬，焉知禍福。感謝那位貼大字報的人，雖然他想加害於我的父親，雖然讓我永遠失去了入黨的機會，但是他幫我留下了一條生命，也留下了我們一家人的溫馨。

聽專案組的華如星學長說，從日記里發現乃志在中共九大后思想一度灰暗，因為他妹妹自殺身亡，家裡還有孀居的老母。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兩個孩子都死於非命，白髮連哭黑髮兩次，好不凄凄慘慘戚戚。乃志死後的當天，尚未收屍，他在白紙坊工作的黨員哥哥來到北大200 號，連屍體都沒看一眼就走了，大概害怕慘不忍睹。聽說乃志在那天夜裡，找個看守的漏洞，把背包帶拴在暖氣片上，從二樓窗口順著繩子逃了出去。馬上跑到旁邊北京大學的宿舍樓，從5層樓的樓頂頭朝下沖了下去。

北京大學的一個小青工下夜班回來，聽見一聲絕望的慘叫。乃志在水泥地上留下一灘鮮血，一個剛剛踏上征途的朝氣蓬勃的年輕人就這樣了結了生命。這場運動實際上就是文革的「秋後算帳」，把這些搖旗吶喊煽風點火的小嘍羅、小猢猻像雞和狗一樣隨意屠宰。

又一次冤案

和歷此運動的冤案一樣，這又是一種莫大的悲哀，中華民族的悲哀。這些熱血青年當初都是聽了毛主席的話，聽了中央文革的話，積极參加了這場運動。如今出了事情，他們沒有任何責任，這些年輕學生卻成了犧牲品和殉葬人。作為一心想報效國家的熱血青年，多麼可悲，多麼愚昧。那個年代，打死人都不償命，逼死人就更不用說了。後來聽說「清華井岡山」分配出去的幾個總部委員也被揪回學校，接受批鬥審查。

清查五一六是一場全國範圍的大運動，被整肅的有千萬之多。尤其是學校和科學院系統，大學生多的單位。鬥爭手段兇殘，曠日持久，先抓后查，大搞逼供信，製造莫須有的罪狀。僅清華大學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就有五人自殺，還有不少自殺未遂。這場運動是繼反右鬥爭后的又一冤案。所謂無產階級群眾專政，不過是群眾斗群眾的翻版。從王、關、戚，到陳伯達、康生、乃至四人幫，他們煽動年輕人做了過火的事情，到頭來又把這些盲目的追隨者一網打盡，置之死地而後快。

八十年代初不少同學又被舊帳重算，被當作三種人審查了數年之久。幸好我此刻已去美國。這批熱血沸騰的年輕人，為毛主席的文革奉獻了青春，想不到又成了秋後的罪人。

從小學到大學，家裡勒緊腰帶供我讀了十八年書。剛剛拿到工資，能夠侍奉父母，剛剛進入社會，邁出人生的第一步，正想著要為祖國效勞，為人民服務。可是才工作半年，就遇上滅頂的劫難，讓老父老母跟著一起擔憂受怕。一個生龍活虎無所畏懼的青年，一下子墜入到失望的深淵，變得深沉木訥，心寒膽顫。按心理學的說法，一個正常的人把眼睛盯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不會超過五分鐘，而我卻常常兩眼發直，盯住一個地方長達二十分鐘以上，幾乎到達了獃滯的地步。回家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王府井的舊書店去賣書，然後買煙酒，消散哀愁。

我在街上頂風騎車的時候，厲聲疾呼：「安得金勺入心竅，一舉盡將憂思掏。安得豪雨掃世塵，克斌得以重做人。」我決定從此趴在地上過日子，免得重陷囹圄。暴風驟雨式的群眾專政告一段落，但事情還沒有完結。專案組一方面派人外出調查，一方面三天兩頭對我「政策攻心」，促我老實交待。有時還像捷爾任斯基一樣拍著桌子大喊大叫。由於恐懼心理，每次找我攻心后，我都像小爐匠灤平那樣說：「我想想，我想想。」於是又有了下一次。專案組沒空，就讓小青工來逼我。過了兩三個月，沒完沒了的追問讓我不耐煩，就說: 「就這麼多了，想不起來了。」沒想到這招還挺靈，後來他們就不再來找麻煩了。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雜。小青工扔下一把紙屑，讓我這個反革命去撿；我在檢查一個440V 變壓器時，一個複員軍人在我不知曉的情況下，把電源線插到了220V的插座上，我左手觸到了輸出端，啪的一聲左臂被電打得甩了起來，拇指留下疤痕。我不敢聲張，繼續尊重工宣隊，碰到他們還打招呼，直到賈師傅惡狠狠地問我：「幹什麼？」我才知道我的身分不配和工人階級講話。同學結婚辦喜事，也不敢叫我出席。整個北大200號里只有一個人願意和我講話，他就是北大歷史系的張泉田，我在南昌串聯時結下的朋友。他當時在北大政工組工作，每天晚上，都陪著我在院子里散步，耐心地開導我。

柳暗花明又一村

當然，我也沒有白白地挨整。有了這次奪命的經歷，我獲得了自殺免疫力，跨過了這一劫，我面前再沒有過不了的坎。不管再遇到多麼激烈的運動，我都會挺住。敵人圍困萬千重，我自巍然不動。不管風吹浪大，勝似閑庭信步。態度越好，遇到的麻煩就愈大。我提前看清了四人幫的嘴臉，認識到這場文化革命是扭曲了人類本性的災難，夫妻離異，父子反目，每次揪出5%的無辜群眾，無情地批鬥。當然我只能在心裡默念。

到了1976年天安門四五事件時，我什麼也沒交代，沒遇到任何麻煩，因為我有了對付運動的經驗。你如果說了去過天安門，他們就會咬定你抄了詩。我不再聽信任何人的蠱惑與煽動，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再為別人去賣命，命是屬於我自己的。1973年 9月教研組書記在兩年多的調查后給我定案。屬於一般錯誤，不入檔案。他問我要不要向全組宣布，我說不必。

春節前我和一個姓章的小學老師見過一面，經過這場暴風雨，我已經對搞對象失去興趣，沒有再見她。3月經同學介紹，我到北工大去見一位姓門的畢業生。見面后我先告訴她我是五一六運動的清查對象，如果她在意，馬上了斷。第二次見面時，她問我是否認識蒯大富。我說我是工物系分部委員，我認識他，但他不認識我。門女士還是嫌我不誠實而中止了聯繫。感謝她這麼快就做了決定，因為剛剛經歷了一場精神打擊的我，已經沒有氣力再承受一場情感上的傷逝。

用量子力學的語言說，我像一粒自由電子，突然落進一口無窮深的勢阱。頭上是一層一層數不清的束縛態能級，永遠見不著天日。我只能在這位阱的下邊，吃著、喝著、呼吸著，維持著行屍走肉的生命。年紀輕輕就失去了希望。有時我問自己：「你為什麼活著呀？」我卻找不出原因，只好按牛頓的慣性定律解釋，因為我還活著，所以活著。

當時我的確過於悲觀失望。七年後終於有了一個重見天日的機會，華國鋒主席恢復研究生制。為了抓住這個機會，我頭懸樑，錐刺股，徹夜苦讀。我終於積蓄了充足的能量，貫穿了清華大學的勢壘，考到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離開了這塊哀莫大於心死的地方。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見到了一片嶄新的天地，找到了希望，找回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