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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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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園丁

作者：瀑川於 2022-3-28 23:5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紀實|通用分類:原創文學

偉大的園丁（選自作者文集《秋水長天》）

我上了初中

鈴鈴鈴……，一陣急促的鈴聲把一群素不相識的孩子，像羊羔一樣，從二層樓道趕進了西頭的一八班教室。他們在各自的位子上靜靜地坐好，一雙雙大眼好奇地向前探視著，靜待著初中第一堂課的來臨。不一會兒，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人，手裡拿著課本，從容地走上講台。他身穿一套灰色布料中山服，雙目略微突出，炯炯有神，灰白的頭髮向後背去。他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大字林萬選，然後詼諧地說：「我叫林萬選，是一萬個人里選出來的。」於是引起一陣輕鬆的笑聲，使得原本緊張的氣氛一下子緩和了許多。林老師接著又用英文字母寫了「林」字，其中L是花寫的，我覺得十分新奇。他自我介紹說，他畢業於輔仁大學，主攻英語，選修數學。他是我們的班主任，除了英語還教代數。接著他教我們用英語說早安，要求我們每天在老師來上課時全部起立，大聲對老師說: 「Ｍorning Sir！」他再回答我們：「Ｍorning boys！」面對這樣一位滿腹經綸學貫中西的老先生，我心中油然產生一種敬意，並且為有這樣一位老師而感到慶幸。心理思念著一定要把英語學好。

第一堂課相當簡單，只是重複地念「彼德和安娜 (Pete and Ann)」。老師又教了我們幾個字母，還有相關的國際音標。教音標的時候，老師非常認真。讓我們嚴格按他的口型發音。他引進了清輔音和濁輔音的概念。老師不厭其煩，一遍一遍帶著我們大聲念著，我都覺得口乾舌燥了，可從老師卻沒有一點倦意。林老師這麽高的工作熱情令我十分感動。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中蘇關係這樣深奧的道理，只知道在1958年以前都管蘇聯叫老大哥，幾乎所有的中學都教俄語。自打我們這一屆起增設了英語班。當俄語的餘熱尚存的時候，我不清楚我為什麽選擇了英語。那一屆初一八個班中只有兩個英語班，一個男生班，一個女生班。現在回想起來，林老師作為英語專家，刀槍入庫已有七八年之久。好鋼一旦用到刃上，蓄勢待發的積極性一下子在我們中間充分展現出來。放學回家我一改往常先玩耍一陣的習慣，第一件事就是把小飯桌搬到院兒里，拿個小板凳，坐在桌旁。我把老師教的單詞反覆地寫著、讀著，最後把它們一個一個記在小本子上。在每一行的左邊寫上英文，右邊寫著漢字，並且把它們編號。以後每學到新單詞，我都把它們按順序記下來，一直到初中畢業。把英語作業完成後又繼續學習其他科目。從初中第一天起，我好像搭上了一趟直快列車，前面有一個依稀的目標在吸引著我，為它我開始了新的生活，體會到學習的快樂。

九十中在金魚池西邊，離我家有十五分鐘的步行路程。這個學校建於1957年，只有初中部。我們是第二屆學生。校舍是一座新建的三層青磚樓，操場上有籃球場、沙坑和新置的雙杠、單杠與吊環。學生多數來自周邊地區，以勞動人民或城市貧民家庭為主。學生分佈很廣，北從前門、崇文門，南到永外沙子口，西起天橋，東到龍潭湖。學生分佈很廣，基本上屬崇文區範圍。當時九十中只有初中部。

九十中的老師

雖然九十中是一座新學校，但教師陣容強大。老教師資歷很深，新教師又多出名門。教語文的黨海寬、羅炳倫，教歷史的趙斌，還有我們的林老師都有多年的教學經驗。教數學的陳俊仰、徐松枝夫婦，剛剛畢業於師範學院。體育老師黃德元來自體育學院，音樂老師王吟芳來自音樂學院。地理老師是查瑞霞，人很和氣，講課很有條理。生物老師楊應翔是旅居印度的歸僑，說漢語時咬字不清，他的上牙床總露在外邊。雖然看上去他總有一副笑臉，但教學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他曾經手把手教我們如何解剖蛤蟆。化學老師是楊鳳祥。歷史老師姓佘，後來換成趙斌。物理老師是位年輕的姑娘韓麗，剛剛高中畢業。她課講得也好。可是我們畢業之後，她被調去教小學。

第一年的語文老師叫景玉瑞，戴眼鏡，個兒不高，是位共產黨員。初二時換成羅老師，夏天他常穿一件白色綢料襯衫，手腕上系著不鏽鋼條錶鏈，風度翩翩，身無點塵。他對學生要求嚴格，經常聽寫、背誦。有一次不少外校人來聽課，他連著點了幾個學生背誦《口技》的課文，他們都只說了幾句就卡殼了。還有人把「廳事之東北隅」背成「東北偶」。我自告奮勇，舉起手來，把課文從頭至尾背完，總算讓人知道了九十中還有幾個能讀書的人，沒讓老師失望。高三時，語文老師換成了師專畢業的李沛清女士。

講政治課的老師有楊鳳娥、盧立起和校長蔣榮文。教導主任叫葉冠雄，前額突出。雖然治學嚴謹，但有點兒古板。他為我糾正過兩次錯誤。一次是「別」字，他說我寫錯了。「口」下邊不是個」力」字，左邊那一撇應當乾淨平滑，沒有東西，（就像簡化字「萬」的下邊兩畫）。現在新華字典已經捨棄了葉老師強調的準則，索性約定俗成採用了「力」字。另一次是英語作業的手寫體字母h，他說左邊一豎上下兩個打結的地方應當分開，不能連到一塊兒。

林老師的啟迪

開學以後，我在英語課上每次聽寫和拼音測驗都得滿分。為了肯定我的進步林老師常常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買些小獎品，當著大家的面發給我。有毛主席像章、鉛筆、筆記本兒等。這些獎品雖小，對我來說卻是很大的鼓勵。有一次我在英語作業中，寫了一篇魚和水庫的短文。雖然只有幾行字，老師拿到另一個班上去讀，說是一八班五號寫的。從那時起大家都知道五號是我了。老師這種勤於褒獎的教學方法確實行之有效，每次都象一根鞭子，輕輕地抽在一匹小馬的身上，讓他別鬆勁，持續地跑。我剛進這個班時，什麽職務都沒有，大概因為我的小學紀錄實在平庸。幾個星期以後，由於我的英語成績總是滿分，被推選為英語課代表。對英語課的興趣使我端正了對其他課程的態度。代數、語文、歷史、地理、無一落後。於是過了一兩個月，大家又推薦我做了學習委員。從此我不但堅持努力學習，還逐漸樹立了責任感。到了第一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我成了一八班的班長。一個在小學不起眼的孩子，如今當了班長了，這其中又融合著多少老師的心血和汗水。

在慶祝新年的全校大會上，林老師用英文寫了一個講稿，讓我去讀。那時我才學了四個月的英語。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我感到這是一種莫大的激勵，林老師在引導學生上進方面可說是用心良苦了。如果說我是一棵小樹，林老師則是第一個把我扶正並且精心澆水的園丁。遺憾的是我年輕的時候，沒有時間回憶園丁的苦心，從未專程去看過林老師一次。如今，林老師已經永別人世，我只好把眼淚化作墨汁，回憶起那一幕幕的往事，算作對林老師的感謝和悼念吧。一個人長大以後都會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僅因為血統，還有那千金難買的養育之恩。可是有多少人會記得他們的老師，以寸草之心去回報那三春之暉呢？就連我這飽受厚愛的弟子，也未能盡晚生之情，行尊師之道。作為老師，他們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卻從未想過回報。這大概就是老師這個職業的高尚與偉大之處吧。

林老師的熱忱不僅表現在認真負責的教學工作中。他還努力跨越年齡的代溝，經常同我們在一起。班上有幾個同學喜歡吹口琴，他也從家裡拿來幾個兩邊有孔的口琴，同我們一起吹奏。他還教我們唱英語歌，開始時教唱早晨好，用的是現今流行的「祝你生日快樂」的曲調。後來他又教我們唱那首《Our battle stand is our red flag》（《我們的紅旗就是戰旗》）。他還在努力跟上社會形勢。學校提倡勤工儉學，他也不甘落後。為我們構思出做黑板擦的課題。在學校木工老師的協助下，我們班做出了幾十個板擦。後來還到師大附中去參展。這些活動培養了我們的集體主義精神。輔導員沈國英還為我們編寫了班歌。歌詞是：「我們是一八班，真是不簡單。大同學小同學，團結意志堅。嗨嗨，要做紅旗班。」林老師常常親自指揮我們唱班歌，增進我們對集體的熱愛。這班歌把四十多顆心擰到了一起，在一次班級比賽中，一八班如願以償，真的成了紅旗班。

林老師對學生嚴格要求。他對我們做的每件錯事都嚴肅批評。星期天上午，我們班有七八個同學到台基廠附近的體育場去打籃球。球場明文規定不許在裡邊騎自行車。可是我們幾個在打球之餘竟然繞著球場賽起車來。當我們騎得正起勁兒的時候，管理人員出來制止，並且通知了學校。第二天一早，林老師把我叫到教師預備室，他的嚴肅表情令我感到不安。他狠狠地批評了我。他說我是班長，應該帶個好頭兒，以後不許再犯。

圖 SEQ 圖 \* ARABIC 11九十中一八班合影，右一是林萬選老師。

在英語課上，老師叫起郭起東同學，讓他用「you are 」造句，他不假思索地說：「you are banana。」然後用「I am 」再造一句，他說：「I am father。」立即引起一片笑聲。老師很生氣，把他罰到了門外。老師從他的課桌上拿起他的筆記本，念著用漢字寫的注音，「你死賊死不可死」（這是不是書），讓老師哭笑不得。還有一次林海同學在課堂上看小說《林海雪原》。老師把他叫了起來，問他為什麽上課看小說。他說他沒看，就是瞧瞧。老師把他的書給沒收了。

提起林老師的往事，不能不說說坐在他面前的四十幾個學生。北京市第九十中學是個創建才有一年只設初中部的新學校，它位於金魚池西側，離昔日的龍鬚溝只有幾十步之遙。是北京窮區里的窮角落。大部分學生都來自勞動階層，家長們以賣苦力者為多。有的竟連個正經活兒都沒有，交不起兩塊錢的學雜費。作為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對這些窮孩子從未有過歧視和譏笑。相反，從他的言行經常看出他對這些勞苦大眾的同情。每當發現有人不好好學習的時候，他都會苦口婆心地說：「你們的父母為了養家糊口，披星而去，戴月而歸。你們怎麽向他們交待呀。」老師多麽希望他能把這些孩子培養成材，改變家裡的窘境，幫助他們的父母分憂解難。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他調教過的這個班，居然有好幾個人上了高中和中專，接著又有五個進了大學。這五個人里，有兩個進了外貿學院，一個去了外語學院，一個去了電力學院，我進了清華。其中三人的專業都和英語有關。林老師的英語教學算得上碩果累累了。同東、西城的二中、四中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的升學率未免低得可笑。可是在一個輟學率高於百分之十的九十中學，能夠培育出這幾棵秧苗，已經是不小的豐收了。

就我個人而言，家裡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我父親十四歲到北京學徒，母親不識字。他們忙於工作和家務，沒時間也沒能力對我進行學齡前教育，以致於我連續兩年都考不進市立小學。到了八歲，幸好有位私立學校的劉老師接納了我，成為我的啟蒙老師，讓我告別呆傻，能夠和其他孩子一起學習。然而直到小學畢業，我還只是個頑童。學習一般，品行中常。我未來的目標就是象我父親那樣守在家門口當個工人。林老師成了我心中一個熠熠發光的亮點。他高擎著一根蠟燭，一步一步引導著我進入一個從未聽說過的理想境界。一點一點地激勵著我求知的慾望，把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轉變成一個好學上進的學生。

他的教導和培育使我們這個工農世家家庭出現了第一個高中生，第一個大學生，第一個留洋的博士。當我進入花甲的時候，朝著我起步的坐標原點望去，我彷彿看到一位頭髮斑白的老人站在九十中學的門口，默默地向我微笑。他就是當初把我推上求知列車的林老師啊。敬愛的林老師，您的音容與笑貌，您的奉獻和熱忱，將永遠留在我的心間。林老安息吧。

陳老師的熱忱

到了初二，林老師繼續教我們英語，班主任換成剛剛畢業的年輕才俊陳俊仰老師。如果說林老師的風格是諄諄教誨和循循善誘，體現了一個老字，那麼陳老師則是熱情洋溢，成功心切，又代表了一種新意。他不光鼓勵大家好好學習，並且還把學習的目的從對得起父母提高到報效祖國。在他又紅又專的思想引導下，我們這些孩子開始在政治上要求進步，爭取加入共青團。他物色了幾個積極分子，經常個別交談，鼓勵他們關心時事，關心政治，多做好事。這幾個同學，包括我，每天早晨提前到校，每人拿起一把掃帚，在校園裡打掃衛生。儘管那時《雷鋒日記》尚未出版。

他組織大家跑接力，在教室里貼著一大張表格，每人把每天跑過的長度填在表內，目標是全班跑的總長度要等於從北京到莫斯科的距離。看來儘管他的政治熱情很高，但對中蘇關係的演變卻還蒙在鼓裡。跑莫斯科的事倘若再晚上兩年，麻煩就大了。往小了說叫裡通外國，往大了說他就是率部投敵。吃不了兜著。

一天上午，陳老師來上平面幾何課。他放下三角尺和茶杯，拿著一本蘇聯雜誌，興緻勃勃的講述了麥爾哥良的事迹。此人二十歲，年輕有為，是位數學家，又能彈得一手好鋼琴。陳老師讚賞之餘，無非希望他的學生也能出個麥爾哥良。遺憾的是他眼前的這些窮學生，不要說鋼琴，就是一把鐵琴也買不起。在他的感召下，我們班有了第一個共青團員，他是位科級幹部子弟，思想比其他同學進步。我也倍加努力，緊追不捨。在第二批成了團員。陳老師苦心經營不到一年，班裡有了五六個團員，並成立了團小組。

圖 SEQ 圖 \* ARABIC 12陳老師（前排中）和早期入團的六個同學。前排由左到右，劉衍柱、陳俊仰、劉志山；後排由左到右，王克斌、姜玉祥、劉國勝、鞏金梁。

陳老師是緬甸華僑，為了報效祖國，他放棄了國外優裕的生活，把一個年輕人對祖國的熱愛，全部傾注到教學工作中。由於不適應北方的飲食水土，他患了十二指腸潰瘍。住進醫院后他也不忘工作，幾個骨幹學生輪班去向他彙報工作。陳老師廢寢忘食，潰瘍病多次反覆。由於他的工作狂熱，第一個小孩生病後，耽誤了搶救，不幸夭折。他的工作熱忱讓大家無不感動。有了團小組后，他建立了團小組寫日記的制度。幾個團員中每天都有一人寫日記，定期向他彙報。忙的時候，幾個骨幹星期天到他在西單大沙果衚衕十九號的住家去開會。

他引導大家熱愛集體，為集體贏得榮譽。在一次歌詠比賽中，他展示了藝術才華，精心安排策劃，親自拉手風琴伴奏。歌兒也是他選定的，二聲部的《歌唱祖國》蘇聯的《哥薩克之歌》《青年近衛軍》和《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們班得了全校第一。不知是由於家庭出身還是得罪了人，陳老師的政治仕途不大通暢，一直被黨拒之門外，文革后還挨過整。最後竟然加入了民盟。師高弟子強，作為陳老師帶出的徒弟，我比他混得還慘，雖然也曾帶著十分狂熱，後來在運動中碰得頭破血流。非但沒入上黨，還差點賠上小命。如果說陳老師是「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到了我這兒，就只落得「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了。經驗告訴我，搞政治光有熱情不行，必須得有頭腦，善於思考，觀測風向。

初二時團小組裡掀起一股學哲學的風氣。下課後，熱烈地討論著精神與物質，什麼是辯證。最常說的就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這期間我買了不少書，《實踐論》《矛盾論》《青年團底任務》《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論列寧主義基礎》以及《哲學名詞解釋》等。由於知識與閱歷的限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能看懂一點，馬列原著很難搞清楚。儘管學到的不過是一知半解，對辯證唯物的基本原理，還是建立了初步的觀念。唯物論、無神論對我影響如此之深，無法被任何宗教所感化。在國外見到那麼多基督徒發善心、做好事後，我對馬克思「宗教是人類精神枷鎖」的論斷有些動搖。感覺到宗教更像一種文化，一種傳統，它對穩定社會和增進人間的和諧起了積極作用。

圖 SEQ 圖 \* ARABIC 14團小組的合影，我在前排右二，中排右一是陳老師，後排右二是蔣榮文校長。

初二暑假，陳老師挨家訪問，嚴肅地向我父親提出了一個問題：「你願不願意培養他上大學？」父親說：「只要他考得上，我就支持。」也就是從這時起，我第一次把上大學當成了目標。那年夏天九十中學把原址讓給了光學儀器廠，搬遷到永定門外琉璃井的東頭路北。正面是新起的紅磚大樓，後邊是操場，再靠後則是京漢鐵道和天壇公園的南牆。搬遷後學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操場。大家熱氣高，幹勁大，團員和積極分子帶頭。每天下來這些學生一個個都像個土猴似的。到了三年級時，上課搗亂不愛學習或生活有困難的學生，都已離開學校，去擔當養家的重任。原來的八個班縮編成六個班，我們的編號從原來的一八變成三六班。最後一年，留下來的都是想繼續學下去的，班上秩序和學習風氣改善了好多。

躍進的年代

上了初中，生理上從兒童進入少年，意識上從少先隊提升到共青團，對國內形勢和發展已經開始關注，甚至直接參與。初一時全國掀起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熱潮。這場運動像洪水一樣，洶湧澎湃。「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大標語高高懸起。舉國上下到處是《社會主義好》的歡快歌聲。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鋼產量的目標是1070萬噸，要超過英國，追趕美國。城鄉並舉，土洋並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天等於二十年。全國人民意氣風發，投入到大躍進之中，盼望著早日進入「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九十中也不甘落後，在校園裡砌起了鍊鋼爐，老師和學生貢獻出家裡鋼和鐵。為了積極響應號召，我不但找來了舊鐵皮、破鍋、破勺，就連普濟小學的校徽也都獻出去了。到頭來，這些本來還能算鋼的物件又被回煉成礦渣。

初一時教音樂的王老師見我喜歡胡琴，就把學校的二胡借給我，還推薦我到崇文區夜校去學習，校址在花市大街的馬神廟。老師姓劉，是五十中的音樂老師。開始時拉練習曲《卜運算元》，後來學了《良宵》。從此我對劉天華二胡曲有了興趣。先後學了《光明行》《月夜》等。劉天華曲多以悠緩抒情為主，因而我沒得到快弓的訓練。速度加快后，持弓的右手和按弦的左手不能同步。

黃老師是體院體操系畢業的，故而他的學生也喜歡體操。我每天課餘都要練單杠、雙杠。在雙杠上可以悠上百十來下。我也學會登空起、單切、后拉起和雙肩倒立等簡單動作。初中三年後我的胸部、臂部肌肉長了不少。全面告別了幼年體弱多病的狀態。初二暑假我還同孫守義同學一起參加了電機夏令營，地點在西直門外頭堆村的電力學校。學員來自北京的幾個中學，大部分是臨近畢業的高中生。除了電機的基本知識，也從這些高中生里學到勤奮向上的精神，並加深了考大學的心愿。

到了1959年，糧食和副食都有了嚴格的控制。除了糧票，還要有油票、布票。買肉、蛋、糖、豆腐得用副食本，按人頭分配。回家吃飯，一人兩個窩頭，按量做的，吃不飽也得離開飯桌。家裡人總讓我多吃一點兒，我也不好意思。一人定量三十斤，父親是崗位工人，定量雖然多了幾斤，但也不夠吃。這麼一來，肚裡的油水沒幾天就耗光了。誰料到這一耗就是三四年的時間。十四五歲的孩子，正在長身體，又好運動，上課時，經常聽到肚子里咕嚕嚕的叫聲。但大家都在要求進步，為了表現積極，還要主動把糧食月定量降低到28.5斤。下鄉勞動時，一頓飯只有兩個韭菜餡糰子，吃不飽，幹活沒力氣。蔣榮文校長給大家講話，讓大家克服困難，吃個八成飽就行了。這些學生大部分來自貧困家庭，本來就沒幾個胖的，經過這麼一餓都變得皮包著骨，面帶菜色了。

飯館也不像往常供應兩菜一湯，能買到的只是蓋飯。即盛些米飯到盤子里，上邊扣上單一的炒菜。就這還得排隊，去晚了就沒了。商店的點心也要收糧票，免收糧票的叫高級點心，價錢是普通的五倍。說來也怪，那時的人雖然都餓著肚子，可大家的精神面貌卻很振作。無論是學校，還是社會，人們都能理解國家的困難，共度難關。打架鬥毆、流氓盜竊的在市面上少見。買東西也能自覺排隊，遵守秩序。北京還真有點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像創業里的王鐵人先生那樣，人人都憋著一口氣兒，較著一股勁兒。這倒符合毛主席的辯證邏輯，「精神變物質」的原則。物質少了，精神卻多了。那段歷史值得社會學家認真研究，或許對構建崛起后的和諧社會有所啟發。

值得一提的是1960和1961年雖然吃不飽，但就業市場良好。初中沒畢業就能找到工作。有些還是蠻不錯的崗位。我們班有四人進入電話75分局，其中鞏金良同學還成了中南海的電話維修工。兩個同學進入新聞電影製片廠，一個學攝影，一個學燈光。學燈光的郭維鈞同學在文革時成了英國電影工作者伊文思的助手。林彪副主席折戟沉沙那天，中國的領空上只有一架飛機在藍天翱翔，裡邊的乘客就是伊文思攝製組，郭有幸在其中。比我高一班的范青山學長進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後來成了有名的能上字幕的化妝師。到了現在就是大學畢業生要找這樣的工作恐怕也不大可能了。

這三年家裡狀況也有了一些變化。1959年制帽合作社整編，母親調到崇文門內的一中服裝社。因為一雙小腳，她去了幾個月就被辭退了，發了幾百元錢退職費。父親調到永定門外的玻璃廠做工，月薪六十元。姐姐1960年初中畢業，當了小學教師，月薪三十二元，一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沒給增加過。經濟情況大致還過得去。可是父親是體力勞動者，飯量大，三十幾斤不夠吃。再加上我在長身體，吃少了也不行。於是，父親在周末常去郊區弄點能吃的東西回來搭著用，比如紅薯葉、紅薯面、紅薯、豆面、毛雞子、兔肉、黃羊肉等。搭著搭著，家裡的一點積蓄也就耗光了。於是除了飢荒，又有了錢荒。我家很快進入了漫長的拮据時期。從1951到1958年的好日子自此告一段落。父母、姐姐沒有因為困難而要我終止學業。全家勒緊腰帶，節衣縮食，保證我學照上，書照讀。父親1962年退休的事一直沒告訴我，怕我退學。他們希望我能一改門風，成為老王家的第一名大學生。我也不負眾望，不斷取得好成績。三年裡，我各科成績都是5分，每年都有一張優良獎狀。而三年全5分的優良生，可以獲得金質獎狀。有了金質獎狀可以免試升入高中。

園丁把我改變

按照小學畢業時的打算，讀完三年中學，已經修成正果，應該回歸自然，找個工廠，學門手藝。或者文明一點，當個小學教師或店員。然而九十中的三年把我推上一個階梯，使我超越了龍鬚溝老少爺們的視野，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廣闊的世界，一個新穎的世界，一個神奇的世界，一個斑斕的世界。這個世界像磁石一樣吸引著我，而闖進這個世界的金鑰匙就是高等教育。於是升高中成了我唯一的選擇。本來我要報外語學院附中，在陳老師的堅持下，我填寫了清華附中。這是陳老師第一次為我的未來掌舵，讓我踏上了做清華人的跳板。很快我就被錄取了。

一天下午，我騎著自行車從學校回家去，和蔣榮文校長同路。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山外有山，到了一個新的地方，要謙虛謹慎，不斷進步。你學習不錯，還有比你更好的。」校長的話令我深受教育，永生難忘。到了天橋，我要往東，同校長告別。以後再也沒見過她。文革時聽說這位兢兢業業的好校長因病去世。

當我高堂明鏡悲白髮，終於熬成了卧龍崗散淡之人的時候，回過頭來遙想當年的那些老師們，深深地感悟到他們是那樣的崇高偉大。我一生最大的幸運就是遇到了最好的老師。他們像一批勤勤懇懇的園丁，每天都在為那些小樹施肥澆水、修枝剪葉。他們不求回報，不辭辛苦。從小學到大學，我沒交過一分錢贊助費、補習費或輔導費，沒單獨送過老師一份禮物。但是我受到了高質量的教育。老師們像蠟燭，燃燒了自己，指引了我們。可是由於學業和工作的壓力，我很少得空去看望他們。畢業后我孝敬了父母，回報了舐犢之恩，然而卻忘記了那些為我的每一步成長都付出過代價的老師們。

如今老師走的走，老的老，連我本人也邁向古稀。我只好藉助於一篇深切懷念的短文，獻給那一代偉大的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