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後餘生

1971年2月，嚴酷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把我推進人生可怕的低谷。在政治上，不見天日；在業務上，前景暗淡。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牛頓先生的慣性定律繼續吃、喝、睡，外加煙酒消愁愁更愁，消極地維持著行屍走肉般的年輕生命。那是我心灰意懶的一年，得過且過的一年。我親身領略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革進行到底」不過是一句騙人的鬼話。

我開始厭倦政治，我不具備政治鬥爭的聰敏與才智。今後只要政治不找我，那就算幸運。開會時，能不說話，我就閉嘴。非說不可的時候，就按領導的意思鸚鵡學舌，重複幾句。業務方面，我沒有固定的崗位，自然也沒有進取的機會。然而除了背上的反革命包袱，除了三天兩頭專案組的訓斥，日子過得倒也開心。只要有工作，只要每月有46元的收入，我就能侍奉老父老母，一家人默默地活下去。

我的工作很簡單，除了電鍍、陽極氧化等粗活之外，就是給複員軍人和小青工上課了，主講加減乘除、分數小數。不久，領導又先後讓我為工農兵學員輔導英語、普通物理和電工課。於是我有機會和基礎課教師鄭金安（英語）、范汝鹽（普通物理）和馮大鈞（電工）等老師相處。這幾位老師都是純業務型的知識分子，非黨員，他們不大關心政治。故而跟他們在一起感到比較隨便，沒有挨整的恐懼和被歧視的壓力。有時我們相互間還開些玩笑，說范老師賣他的鹽，把鄭老師的皮鞋放到他本來就雜亂無章的辦公桌上，以至讓我忘記了自己還是內查外調的對象。

電工對我來說是新課，我學了三相電的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和複數阻抗，建立了功率因數和趨膚效應等概念，還學了可控硅的基本知識。我欣賞通過電子開關在示波器上顯示的三相電的正弦波紋。電工教研組的馮大鈞老師為人謙和，有問必答，跟著他我學了不少知識。

這一年，北大200號的四連出了兩起衛生事故。一個是職員高緒芝被診斷為麻風病，送往外地隔離治療。小高是共產黨員，30多歲，愛游泳。麻風病在連隊引起了極度的恐慌，大家擔心會否在游泳時被傳染。還好，後來沒再發現第二個病例。不知道因為什麼，也沒人調查，四連一時出現了開放性的結核病菌。自春天始，一下子有四五個人都得了結核性胸膜炎或肺結核。在隨後的一年裡，四連的工作人員竟然有10多人患上了結核病，幾乎佔了10。和我同處一室的范天民、王澤民老師和一個叫何清建的轉業軍人也都先後染上結核病。四個室友中三個結核，唯獨我倖免。我還真有點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感覺。難道我身上具備結核病的免疫能力？

何清建老實寡言。有時候也說句風涼話。當鄰居北京大學組織人力到清華的宿舍周圍拔雜草時，他說了句「兔子不吃窩邊草。」倒也十分貼切。

三月，高中同學介紹我認識的北工大剛畢業的拉吹后，找女朋友的事停了兩個多月。我在北京重型電機廠勞動時跟劉鳳歧師傅交上朋友，劉師傅來家看我。我對他講述了運動中的遭遇。他深表同情，憑我在工廠的表現，他不認為我是壞人。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外甥女，一位姓齊的姑娘，她父親是基層幹部，母親偏癱，她在懷柔縣醫院當護士。

見過兩面之後，因為嫌我土氣而失去興趣。劉師傅沒灰心，又幫我介紹一位第二毛紡廠的女工。在天安門廣場等班車時匆匆見了一面再無下文。隨後接連有人給我介紹過幾個對象，都沒成功。有一次我姐姐的同事介紹一位小青年，要我到東單花園會面。她只在遠處瞥了我一眼，二話沒說，扭頭就走。從那天起，我開始自卑，埋怨自己太沒女人緣了。可咱再不濟，也算得上清華一蟲哇。

年邁的父母就我這麼一個兒子，他們心裡著急，巴不得趕快找到一個合適的，早點成婚，生個大孫子。那時候，知識分子繼「地富反壞右、特務、叛徒、走資派」之後，排名第九。與這麼多壞傢伙為伍，老九的名聲自然不好。再加上我衣著素樸，不修邊幅。人家見了照片，還把我當成農民。就我個人來說，對結婚成家並不急切，畢竟反革命的陰雲尚未消散，哪有花前月下的閑情。

我和兩位同學在文革時留下的一張照片上，我穿著母親親手縫的黑布棉襖，帶著最便宜的棉帽子。您別說，整個兒一個農民。

那年夏天，繼《一把大銼捅破微積分的窗戶紙》之後，上邊有傳達了《教育工作紀要》。《紀要》總結了一年來教育革命的輝煌戰果，繼續堅持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和改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大學的主人，知識分子要接受再教育。後來清華又提出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的革命口號，讓所有的工農兵學員都能跟上隊伍。

暑期，南口附近經常見到解放軍駐紮、活動，我還以為那是軍事演習。後來才知道這和林彪事件有關。那年，毛主席針對林彪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原則，「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 ；要團結，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久，陳伯達被揪了出來，成為繼王關戚之後中箭落馬的中央文革最高官員。這時清華200號還出過一個插曲。在伯達倒台文件傳出的前幾天，有人去找軍宣隊的鄧代表彙報思想，他說他懷疑陳伯達是壞人。實際上，他事先聽到小道消息，想押一次寶。先把自己說成有問題。一旦通知下達，他又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有路線覺悟的革命左派。文革扭曲了人們的本性，利令智昏，投機鑽營，可見一斑。他的彙報令軍代表驚愕。後來，這個人被當成一般的投機分子處理，沒有達到一鳴驚人的效果。

1971年9月，支部書記劉桂林老師找我談話，要我到清華200號的果木園勞動鍛煉。作為連隊為數不多的閑散人員之一，自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況且一個苟且度日的人，幹什麼活兒還不是都一樣。果園裡有百十來棵蘋果樹，管理員是工農幹部老栗。他向我們介紹了果園狀況，講解了上虹吸和下虹吸的灌溉方式。試化廠從各個部門輪換抽調10來個人到果園工作，每期三個月。在這批人里，有幾個複員軍人（呂卯、劉以中等）、試驗員（李佩霞等）和小青工（王淑英、莫玉華等）。剛畢業不久的新工人里，除了我還有工化系的老葉。

我們的工作包括挖水渠、搞灌溉、噴農藥、摘蘋果等。有時還到清華校園去挖白薯。雖說是體力活兒，但換個環境，結識不同的人，對我精神上反倒是一种放松。工間休息，大家席地而坐，東拉西扯。老葉給大家講阿凡提的故事，阿凡提專愛戲弄那些心眼不好的財主。有個故事說到一位理髮師用「要與不要」的巧妙問題，刮掉了老財主的兩道眉毛。還有個利用大鍋會下小鍋的荒謬，巧妙地扣留了財主的大鍋。複員軍人也介紹老家的風土人情，有時還帶點黃色。晚上我們聚在一起打撲克，我學會了拱豬，豬是黑桃Q。星期六乘班車進城，我們幾個坐在一起。在SCODA大轎車上玩牌，大聲吆喝，旁若無人。老實說，那三個月過得還挺痛快。

10月里的一個下午，我們乘班車從200號來到清華大學禮堂，聽校黨委書記劉冰同志傳達黨中央的重要文件。劉冰同志上來就大聲宣讀，「反革分子林彪……」 天哪，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昨天在人們的心目中他還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副統帥，怎麼一下子就變成反革命了。180度的反散射，正能量陡然變成負能量，一時間還真轉不過彎來。因為六廠（新華印刷廠、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第二化工廠等六個工廠）二校（清華和北京大學）是毛主席親自抓的典型，我們有機會提前幾周知道了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領導要求我們嚴格保密，不許私下外傳。結果還是有人沉不住氣，有位新工人黨委成員走漏了風聲。

我是斷然不敢亂講的，一個婁子還沒結束，我怎敢去捅第二個。回到家裡，對誰都沒提這件事。然而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清華政工組的幹部和政治老師，他們像風車一樣，一下子改變了方向。不知道從那裡躉來的材料和見地，一個個像上甘嶺的勇士一樣端著機槍，向敬愛的林副主席猛烈掃去。

200號政工組長張希倫，因為一臉大麻子，外號坑人。他到四連聲討林彪罪行，把林比喻成封神演義里的申公豹，腦袋轉了180度，總向後瞧。政治老師劉元亮背個草綠色軍包，清點著林彪歷次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狀，從「紅旗還打多久」到遼瀋戰役的不聽指揮。好像一個走街串巷賣薄荷涼糖的小販，忽然吆喝起冰糖葫蘆，莫名其妙。黨內鬥爭還真需要這麼一批緊跟形勢的嘴皮子和筆杆子，要不然，那些獃頭獃腦的百姓無法理解瞬息萬變的黨內鬥爭。

林彪在文革前後的貢獻有「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開啟了政治思想工作的新方向，成為軍隊建設的基本方針。毛主席肯定過「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林彪還提出過三八作風。他曾為毛主席語錄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作毛主席的好戰士，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他為毛主席語錄寫了再版前言，發明了「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沒想到對毛崇拜得死心塌地的皇太子，居然成了要殺害他的兇手。

1971年10月24日，鄰居張師傅把他們廠的一個青年工人介紹給我。我在張師傅家見到了這位姑娘。她姓金，22歲，比我小五歲。個兒不高，人也不胖，白凈臉。和當時的大部分同胞一樣，顯得營養不足，面帶菜色。她剛剛轉成一級工，工資30多元，在永定門外水磨石廠上班，乾的是體力活。

我也自我介紹，清華畢業留校，在昌平工作，周末回家一次。經過短暫的相互了解，天色已晚。她推著自行車，我陪著她，穿過東曉市，沿著水道子衚衕走到三里河大街，我就回家了。

這位姑娘簡樸實在，給我留下良好的印象。我們約好下星期六再見面。那時的人愛說：「老九不能走。」沒想到這第九個對象居然成功了，她成了我忠實的伴侶，成了我兩個兒子的母親。在我出國的前九年裡，她無怨無悔，除了上班還要照顧我的老母親，帶大兩個孩子。10月24日這天好記，把月和日連在一起，是1024， 正好是2的10次方，也就是說把10個2連乘起來。採用二進位，應當是1的後邊掛10個0。

1971是我一生中情緒最低落的一年，她在這個時候闖入我的心田，給我帶來了情誼與溫暖，無異於對失路之人伸出了援救之手，對我的自卑心理也是一種鼓勵。她的出現，彌補了我在政治上的失望和業務上的空虛，讓我重新品嘗到生活的樂趣。從此，我慢慢地振作起來。

回到200號，我收到她的一封簡訊。意思是願意和我保持聯繫，星期六晚上繼續會面。那時為了合理用電，北京市的工廠輪休，水磨石廠的周末是星期二。清華是事業單位，歇在星期天。因而我們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見面。那天晚上，她下班后直接來到我家。母親和姐姐對她笑臉相迎，老父親患有半身不遂，獃痴地坐在木椅上。在一個拆掉了一半破舊不堪的小雜院里，我家有兩間連通的小屋，每屋七平方米。屋裡有一個大炕，一個小炕，一個小飯桌和幾個小板凳。讀書人居然連張書桌都沒有，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難得的是她沒嫌棄。

後來我問過她：「我歲數大，家裡條件又差，為什麼選擇了我？」她說：「我從小沒有讀書的機會，上中學又趕上文革，願意找一個有文化的。」

她穿著一件藍色布料棉襖，一條藍褲子，一雙翻毛皮鞋，梳著兩根短辮，還是個中學生的模樣。她家住在東四牌樓的弓箭大院，每天騎自行車到永外劉家窯的水磨石廠上班，是位能吃苦耐勞的女孩子。她家有父親、母親和兩個妹妹，還有個弟弟在北疆的建設兵團。父親在旅館當會計，母親沒有工作，在家裡做點手工活兒。第二次見面后我推著她的自行車，送她到了東單花園。說好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見面。回家后，老父親滿意地說：「就是她了。」

幾周以後，我們開始熟悉起來。由於家裡地方狹小，只好到天壇公園或東單花園坐在椅子上交談，增進了解。我把她當成小妹妹，給他講一些書上讀過的故事。請她到家裡來吃飯。廠子里發電影票時，她多領一張，讓我也去。但是由於怕羞，不坐在一起。散場后，再找個地方相互交談。我們在天橋看過朝鮮電影《摘蘋果的時候》。

有時，我會領到20多元的放射性健康補貼，囊中不再羞澀，於是帶她到外邊吃飯。我們去過西單商場里的峨嵋餐廳，什剎海後身的烤肉季。我還從烤肉季給老父親帶回一套燒餅夾羊肉，碎嫩可口，父親愛吃。清華組織大家觀看遼寧對廣東的女排比賽時，我帶她一起去了紫竹院體育館，順便讓她看到我的同學和同事。

除了周末晚上，我們兩個在星期一的早晨還能匆匆見上一面。我在天壇北門的5路無軌站等車，她騎著自行車見到我，停下來，把事先買好的兩個糖火燒塞到我的手裡。一個火燒雖然只需8分錢一兩糧票，但我心裡卻感到甜甜蜜蜜。除了父母姐之外，有人關心我

我們倆的家境都不寬裕，每月工資的大頭都得交給父母，手頭上只留飯錢。在一起散步時，我連根冰棍都沒給她買過。好在那時的人沒多少物質慾望，能吃頓飽飯就不錯了。不久我也到了她家，見到了她的父母，都是勞動人民，算是門當戶對。見了幾面以後，我寫了首詩送給她，前四句是「秋月明明明若鏡，克斌戀戀戀淑英，碧空湛湛湛如水，此意純純純似晶。」

那一年，不知道是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還是要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清華組織我們到蘇聯展覽館影院連續看了七個小時的電影。《山本五十六》《 啊，海軍》和《日本海大海戰》。我第一次看到東寶株式會社的寬幕彩色影片。那色彩、畫面，及人物的演繹都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本來上級想教育我們憎恨日本侵略者，結果由於藝術上的超越，大家竟然忘記了影片的反動。當手握軍刀正襟危坐的山本將軍在飛行中被擊落的時候，觀眾席里傳來不只一聲的嘆息。　

從《あ，海軍》里平田一郎的思想轉變，我看到了可怕的武士道精神。他們唱著軍歌，「讓戰士去征服荒山，把屍體埋葬在荒山。讓戰士去征服海洋，把屍體埋葬在海洋。」《日本海大海戰》里的東鄉將軍則是風度翩翩，儒雅溫文。海戰之後還到醫院去看望被他打敗的沙俄將軍，英雄相惜。從甲午戰爭的1894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對峙了半個多世紀。我們真該認真研究一下日本人能夠佔領中國並且大開殺戒的原因。

1972年春節過得還挺愉快。平時我和小金不在同一天休息，假日里，卻可以天天會面了。有時在我家，有時在她家。在弓箭大院的簡易樓里，我坐在炕沿，觀摩著勤勞的一家人一起裝訂毛澤東選集，忙到夜晚。一個月只能掙上二三十塊的零花錢，真不容易。30 晚上，我在她家待到10點多才離開。初四晚上，我們不怕寒冷，在東單花園一起坐了一個多小時。然後，我們又走到東四，一共10多里路，不覺得累。

我給她拿來一本電工教材和英語課本，打算讓她自學成才。可是她白天上班，晚上釘書，哪兒有學習的時間。

春節后的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總統參觀十三陵的那個周末，為了安全，200 號的全體人員不許進城回家。四連有位林琴茹老師，碰巧出差買東西回來，從昌平舊縣的公共汽車站經小路走回200號。路上，她被當成特務分子抓了起來，拘留了幾個小時，最後由領導帶回單位。可見革命群眾雪亮的眼睛。

2012年1月，200號黨委決定把教學和生產分開，師生一起搬回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那些日子的主要工作就是搬遷，把各種用具、桌椅、儀器搬上卡車，運回校本部的工物系館。上了卡車后，由於天冷，范天民老師發現我沒有帽子，連忙回到宿舍，幫我借了一頂棉帽子。雖然有點大，晃晃悠悠，但是戴在頭上，暖暖和和，我由衷地感激他。當初，我貼過一張大字報批評他右傾保守，傷害過他。然而在我被打成反革命時，他卻不擲一詞，沒有幸災樂禍。在沒有幾個人願意搭理我的單位里，他居然還想著我會在路上受凍。范老師是一個良心上大大的好人。　

回到工程物理系館，我開始和工農兵學員一起聽課，聽過劉桂林老師講的核輻射劑量防護，聽過安繼剛老師講的核輻射探測技術，以及錢永庚老師講的核電子學。這段時間學了不少新東西，總算打下一點專業基礎。

此外，我在教學試驗課上，邊學習邊輔導。學會了使用單道譜儀、示波器和定標器來測量Cs137 和Co60伽馬射線的能譜。那時，1045示波器只有微妙的精度，但對付起碘化鈉晶體250微秒的上升時間還可以應付。我還學會了用兩個探測器的符合方法測量Co60兩支伽馬射線的角關聯。實踐了使用50毫居鐳鈹中子源激活穩定同位素銦113，使之成為貝塔放射性的銦114，然後用鐘罩形計數管測量銦114的半衰期。暑假，我和陳澤民老師等一起編寫核輻射測量的新教材，為此還跑過一趟居庸關附近的三堡。這一段的日子沒有白過。　

我們平時住在八號樓的職工宿舍，周末回家休息。除了學習專業知識，政治活動也多。當然有了先前的教訓，我只是消極地參加，因為不參與是不行的。有時，星期天的晚上還得趕到學校參加學習。大部分時間用於學習討論中央文件，批判林彪父子的《571工程紀要》。

紀要中稱毛主席為B52 （轟炸機），深居簡出。稱文革使得國民經濟停滯不前，教育界人才青黃不接。批林的活動延續了幾個月。

不久，清華大學清理階級隊伍落實政策也「初見成效」。在全校大會上，土建系教授汪坦坦白了他的美國特務身份，儘管那不是事實。著名的右派分子錢偉長教授娓娓動人地講述了他在首鋼勞動改造的心得體會。他說，知識分子每寫完一本書，都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可是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在他們煉出的鋼錠上刻上他們的名字。相比之下，可見知識分子之自私。還有一個老師在五七農場勞動時想到 「十年寒窗苦，為了把名出。早知來種田，何必來讀書。」暴露了知識分子輕視體力勞動的修正主義觀念。

錢偉長先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號稱萬能科學家。據說，他在汽車廠勞動時翻譯資料不需字典。後來他給學生將講變分法時，不用講稿，直接在黑板上推導。快下課時，學生還沒弄清他講的是什麼，他卻用板擦擦掉所有公式，說：「今天講錯了，下次重來。」 清華還有個數學教授孫少先先生因為兒子孫立哲的模範事迹被提前解放。孫立哲同學到陝北插隊時，看到農民病了沒處瞧，就自己學習醫療技術，開刀做手術，搶救過不少病人。

1972年暑假，我和小金一起去了頤和園。那天，我請了假。我們兩個劃了一個小時的船。我們還到什剎海的天然游泳場游過一次泳。她休息時，我請她到清華大學玩了一天，在8號樓宿舍，把她介紹給我的同事和朋友。

在校期間，分配到核試驗基地（8023部隊）的高班同學袁仁峰來看我，我和他一起在七飯廳吃午飯。和一位解放軍在一起，我很高興。在我政治低落的時候，還能有個軍人做朋友。物02的王志忠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從大同煤礦回來探親，與王汝贍老師一起請我到翠華樓去吃晚飯，那是我去過的最好的飯館。那年暑假，小金還認識了我高中朋友姚保綸、劉序明。她和我一起送寶輪到北京火車站返回貴陽。我還帶她去大學同學鍾攸明家，她是我的朋友圈裡級別最高的幹部子弟。攸明的父親曾經是重工業部的副部長，文革期間去世。攸明家在乾麵衚衕的一個三連通的四合院里，中院住著郵電部副部長鍾夫翔。 

序明從綿陽651分校來京時，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同學給他一盒帶薄荷味的美國香煙，他送我兩根。我沒捨得抽，借花獻佛，轉送給未來的岳父。那天晚上，序明到小金家做客，准岳父把一根洋煙遞給序明。序明朝我做個鬼臉，不好意思地抽了起來。出國后，我託人給序明帶回一條那個牌子的香煙，以報當日贈煙之情。

1972夏天，北京下了一場大雨，街上的水沒過了膝蓋。那天下午我回家時，發現房門上鎖，於是到處打聽父親和母親的去向。原來，街道辦事處擔心我家住房過於危險，把二老接到西園子小學去躲避。我連忙跑到小學校，父親和母親正坐在課桌上休息。於是我放下心來，到紅橋買了火燒、熟肉，當做晚飯。雨停后，把二老接回家。那年秋天，位於東四附近的外交部大樓起火，火勢兇猛。東四大街北口全部封閉，不許行人通過。

11月，政府批下來兩間平房，我們全家終於從居住了幾十年的小雜院搬到了魯班衚衕的一個新蓋的小院。新街坊共有三戶，居住在毗連的6間北房裡。新房帶後窗，夏天涼爽。我父母住在外屋，我在裡屋。那年冬天，老街坊曹叔來訪，他聽說我要結婚，想看看新房的布置。打開門后，他詼諧地說，「整個一個菜站。」原來屋裡空空蕩蕩，只有一大堆過冬的白菜。

從魯班衚衕往北經過鞭子巷走不遠就是三里河大街，那裡有副食店和早點鋪。往西走幾分鐘就是北橋灣，那裡有百貨公司。這次搬遷給結婚創造了條件，1973年春節期間我和小金打算在三月初辦事。當時，一來手頭不寬裕，二來買東西都憑票。結婚可不是容易的事。

好友張泉田介紹一位業餘木匠，幫我打個木板床。我只好搜尋一些破舊的木板、木棍，長短不齊，可以勉強拼出個雙人床架。材料雖然破舊，刷上油漆，罩上床單也是件擺設。單位發給我一張單門小衣櫃票，價值70元。立在屋裡，光鮮亮麗，成了鎮宅之寶。儘管寒酸，能有一間十幾平米的新屋，已經十分幸運。為了把婚事辦得像樣，我還跟三位老師借了共90元錢，兩位姑表哥每人給我10元。

正當我緊鑼密鼓籌辦婚事，教研組黨支部書記劉桂林同志忽然找我談話，要我三月一號到北安河公社插隊半年。我說：「您知道我正在準備結婚，能否推遲插隊？」 他毅然決然地說：「不行！」建議我把婚期推遲到半年以後。既然沒有迴旋餘地，不是黨員也得聽從黨召喚，我只好點頭同意。由於已經通知親朋好友，我堅持在3月4日結婚，三天婚假後去北安河。到現在我也不明白，幾十人之大的教研組，劉老師為啥非要把結婚在即的我下放，還要推遲婚事。

1973年3月4日是個星期天。3加4等於7， 7是妻的諧音，三四得妻。來客里有我的姐姐、姐夫、兩個表哥、清華的同事、磨石廠的師傅，以及諸位老鄰居。婚事雖然簡陋，人來人往，還挺熱鬧。送來的禮物有暖瓶、床單、臉盆、糖罐、插花瓶、圓鏡等。 黃鐸借給我一台電唱機，我又借了幾張《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的塑料唱片。婚事辦得還挺紅火。

教研組的領導講了話，祝我們幸福，共同進步。我喝了4兩白酒，依仗酒興大放厥詞，要把結婚當成動力，徹底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堅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57道路。父母年過70，見到這麼多人為我慶賀，自然也如願以償高興萬分。

從此，我不再孤獨，王克斌的生命里有了位忠實的伴侶。三天婚假過完，星期四的早晨，我依依不捨含著眼淚，目送新婚妻子騎自行車去工廠上班。然後獨自一人扛著鋪蓋卷，拎著臉盆兜，帶著一斤送給新戰友的雜拌糖，乘坐公共汽車，到溫泉北邊的北安河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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