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循環與民主出路

勝者王侯敗者賊，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兔死誰手， 逐鹿中原，你方唱罷我登場，鹿死誰手？這些短語概括了中國幾千年群雄割據，改朝換代的打殺史。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除了幾次對抗少數民族和抗日戰爭，中國人都是在打中國人，爭奪主宰和支配這塊土地的權力，以及象徵著最高權威的皇位。

每在一個朝代之末，都會有一群義軍領袖摧枯拉朽般地端掉已經垂死的前朝皇權，然後，諸如18路反王的多種力量再相互殘殺，勝者為王稱帝，建立一個新的姓氏 基業，開始為時不長的輕徭薄賦，讓老百姓在戰亂之後喘口氣。傳了10幾代皇位以後，不肖的子孫又驕奢淫逸，置百姓於水火之中。於是又引發出18路諸侯，再混戰一場，把歷史的座鐘重新調節到零點。停停打打，暴力爭奪，這就是歷史，這就是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在滿清王朝土崩瓦解后，一支新的政權建立了，遺憾的是他沒有離開老套。在解放戰爭中，幾百萬中國人打殺著另外幾百萬中國人，直到決出雌雄，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 無論從政權獲取的方式，還是政權獲取后所採取的體制，都沒有脫離自秦、漢以來的傳統，即暴力循環的怪圈和獨裁專制的社會。唯一的區別是由於開國元首子嗣不旺，把歷代的單姓王朝演變成今天的一黨天下。但是政權的體制和政府的性質依然是封建的延續。正如毛澤東鼓吹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而他的繼承者所採取的則是槍杆子下邊保政權。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最後結果是，勝利者建立一個獨裁專制的中央政府，成了國家和百姓的當然的主人。在本質上，和一個佔山為王的土匪集團沒有區別。勝出的政治力量緊緊地把控著到手的權力，小心謹慎，生怕稍有疏忽，便被推翻。他們像一個身上揣著幾千萬現金的富翁，雇傭了一群保鏢，唯恐遇上強盜把手中的財產搶去。在掌權者看來，他們手中的權力比富翁的錢財還重要，因為這會牽涉到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因此他們嗜權如命，利用各種手段監督著人民，把那些看起來對他們有危害的不同政見者送進大牢，甚至宣判死刑。對於任何反對政府的群體行動堅決鎮壓，殺無赦。 政權成了少數人的私有財產，軍隊、警察成了少數人的私人護衛，老百姓成了俯首帖耳的工蟻、工蜂和順民，把最好的食物和蜂蜜 獻給他們的尊貴的主人。最後，槍杆子裡面殺出來的政權逐漸變成了一個統治人民，發號施令，甚至胡作非為的強權；一個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讓百姓擔驚受怕的強權；一個小部分人高高在上，而大部分人被奴役的強權。這是中國的實際狀況，也是中國人的無奈的悲涼。

自夏、商、周開始，中國的政治變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治，中國的社會成了強者為王的社會。朝代的交替造成了血腥的爭奪，連年的戰爭。統治者們置老百姓的死活於不顧。幾千年來，中國一直迴旋於 這樣的一個暴力的怪圈，沒人能夠把中國從這個怪圈引導出來，老百姓成了這個怪圈裡的犧牲品，和炮灰。新中國成立后，曾經大規模地鎮反，大開殺戒。有不少國民黨的連長和保長以上的幹部都成了刀下之鬼。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暴力的文化，鐵血的文化。這種文化導致了文革中的兩派刀兵相見，屠殺俘虜，把文化上的革命楞給變成武化革命。其實，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服務的都不乏有養家糊口之士，把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殺掉有點殘忍。

除了暴力爭奪， 中國式的改朝換代的特點是，每個朝代開始后都有個相對和平穩定，甚至繁榮昌盛的時期。然而，由於無上的權力和累積的財富，皇族的後人逐漸地貪圖享受，驕奢淫慾。 再加 上滿朝文武貪贓枉法，蠅營狗苟，王朝又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最後，再加上旱澇天災的打擊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溫順善良的百姓們再次揭竿而起，去廢掉這個吃人的朝代。令人遺憾的是，由於民族傳統和思想的約束，取而代之的又是一個新的王朝。然後再從希望走向失望，環而復始， 重新走進暴力的惡圈。

解放后，老百姓喊了幾十年的毛主席萬歲和共產黨萬歲，如今毛主席撒手人寰，活 了不到百年。現在，只剩下一個共產黨萬歲了。嚴格說來，共產黨也不會萬歲，即使按照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到了共產主義，隨著階級消失，黨也自然消失。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除非你能證明，人類在1萬年前不會進入共產主義。但這又有悖於毛澤東所說的1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共產黨由強變弱是早晚的事，政權的更替也不可避免。遠的不說，唐王朝的壽命是290年，宋王朝321年，元朝短命只有88年，明朝277年，滿清268年。宋朝丟了兩個皇帝，偏安臨安， 內憂外患，居然還穩坐了321年。如果沒有蒙古的振興，恐怕還會長些。如果用中國的1400年的歷史來度量，今黨之天下怕是當在100年到300年之間。到底多久？那就要看中央領導幹部的努力程度了，如果他們每人再貪污得多些，他們的鳳子龍孫再霸道些，可能壽命會短。如果領導階層里能出幾個像張居正一樣的中興之臣，壽命又可能會長些。但觀今鑒古，很難超過200年。

既然當今的社會制度與歷朝歷代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總有那麼一天，黨政權會全面地脫離人民，走向反面。這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規律。擺在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政權將以什麼方式更替？無疑，這是一個帶有有多種答案的選擇題。然而， 思想界的統一認知和導向將會使這個更替更加潤滑平穩，而不會引起過度的動蕩，讓百姓不安。

首先是蘇俄的模式。1989年，繼戈別切夫摧毀柏林牆后，葉利琛拉下了一列飛馳的火車的緊急制動裝置，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像物理學中的深度非彈性散射一樣，分崩離析於一旦，其可取之處是長痛不如短痛，其不利之處在於一個大國禁不住這麼激烈的折騰。遺憾的是，蘇聯解體的國際影響和不約而至的64事件，對中國的變革在效果上起了消極的作用。北京統治集團誤讀了國際與國內的政治氣候，慌了手腳，把比較Liberal的趙紫陽打進冷宮，讓因循守舊的李鵬一派得逞。擔心丟失政權過度的敏感使得他們對那些原本沒有推翻政府意願的學生下了毒手。我雖然當初是64學運的同情者，但是今天看來，它來早了。或者說來得很不是時候， 其結果讓中國在政治改革上開始了大退卻。

蔣公雖然專斷獨裁，但他的大公子卻睿智偉大。在他的身後留下了一個多黨合法共存的民主制度，送給了台灣人民一件大禮。在短時間內，台灣在政治與經濟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經國先生功不可沒，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堪與華盛頓比美的領導人。台灣同胞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先行成了中國大陸同胞的表率，不能不說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影響深遠，遺憾的是我們只學了人家一半，把更加重要的政治體制棄之門外，把本來沒必要效仿的台灣腔和瓊瑤的大辮子戲卻全盤接過，以至於春節晚會上傳播的都是台灣口音，把丈夫都喊 成了老公。似乎說句「好漂亮呦」就能混進上層社會。台灣人也是華夏子孫，他們在政治上能做到的大陸應當也可效尤。無疑台灣的體制改革的方案最為理想，可惜的是，在越來越加保守的執政黨內，不知什麼時候能出一個類似蔣經國先生的偉人。

埃及模式的特點是民眾蜂湧而起，和平請願，領導集團沒有大規模地殘酷鎮壓，總統穆巴拉克被迫退出歷史舞台。這種方式的好處是百姓和士兵流血較少，缺點是政權變動突然，群龍無首，未來狀態很難確定。埃及的模式不大適合中國，因為中國人在殺中國人的時候從來不會手軟。64 學生只要求反對貪污腐敗就成了機槍和坦克下的冤魂。 要是有一群人站出來喊政府下台，說不定會用上地對地導彈。此方案雖然可取，但不可行。

利比亞模式有點接近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替，老百姓拿起武器，向統治者的大本營一路殺去。其壞處是流血過多，對國家破壞太大。利比亞人的生活水平不低。如果說中國曆次的農民起義是為了吃飯，即生存權，利比亞人民的鬥爭則是為了自由民主，即人權。比我們的前人略勝一籌。卡達非的倒台讓西方列強嘗到了干預的甜頭，如果今後幾年，64事件在北京重演，他們大概不會再坐視不問。然而靠外國人的捲入來獲得本國的自由民主，這無疑是一種羞辱。不能要了民主，丟了主權。中國應當向世界宣示自己能夠實現理想的目標， 不需要外人從中作梗。21世紀的非洲的動蕩會對國際局勢和民主潮流帶來新的影響。世界的政治形勢將如氣候領域的阿爾尼諾現象一樣，桀驁不馴，瞬息萬變。集權國家的統治者們將像走鋼絲一樣，極度地小心謹慎，嚴防內外勾結。深恐一不留神，就會失去平衡，墜入無底的深淵。

最後的辦法是中國自己的老祖宗傳下來的方案，揭竿而起，武裝奪權。無論如何，這個方案應予放棄，因為即使成功，一個新的強人也會把中國再次帶進獨裁專制的惡性循環，除非中國能湧現出幾位像美國獨立戰爭時的高人，諸如華盛頓、傑佛遜和弗蘭克林。即使如此，畢竟也免不了讓中國陷入戰亂之苦，讓百姓再受創傷。何況歷史上的揭竿起義，大多發生於饑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時候。到那個時候再改變體制無疑對老百姓是不公平的。獨裁專政的時日越久，對國家、對老百姓越是不利。中國不應當等到那個時候再談改變。

形勢與時局的變化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儘管國家機器還很強大，儘管國家財富還在上升，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總之，共產黨不會萬歲，隔代接班的模式不會持久，現有的體制不會一成不變，中央集權不會越來越牢固，中央領導人的威望和能力也會隨年代推移而逐步衰減。在毛澤東留下的陰影里，在馬克思學說獨霸的學術界，中國缺乏有遠見卓識的獨立的思想家，政治家。中國需要到西方學習先進的自由民主的觀念。我們可以接受牛頓，愛因斯坦，比爾蓋茨，馬克思，為什麼不能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哲學？顯然這些理念對執政黨來說可能是個棘手的挑戰，但是對國家對人民而言，卻是一種進步，並且能帶來好處。就此而論，高幹子弟出去留學是好事， 希望他們到了外國能脫離紈絝子弟 的惡習，把先進的哲學思想學過來，取代中國的古老的僵化的政治觀念。 100個這樣的人裡頭能出現兩、三個哲人就是中國人的造化了。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出現了不少到日本、歐美去留學的有志青年，遺憾的是他們沒有帶回伊藤博文，盧梭和亞當-斯密的學說，反倒帶來了軍事獨裁和共產主義，把中國引入歧途。希望在這次開放里唐僧師徒們能帶回民主自由和富國強兵的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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