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院的日子

1978年10月初，經過十年浩劫我又重新回到學校，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又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三十四歲的時候，又戴上了白底紅字的校徽。原單位清華大學照發工資，我的實際身份相當於文革前的調干生，儘管我既不是黨員，也不是幹部。

研究生院本應當設在位於玉泉路的科大舊址，可是因為房子騰不出來，暫時安排到清華東側的北京林學院，借用一所大樓，教室、宿舍都在同一樓內。院長是嚴濟慈先生，常務副院長是物理學家湯拒非先生，教務長是吳塘先生。教師來源於科學院各所。除了英語教研組，幾乎沒有固定的專職教授。

英語教研組的主任是李佩女士。李老師五十多歲，看上去就知道她是精明強幹的人。聽說她的丈夫是火箭專家郭永懷先生，文革中不幸因飛機失事遇難。遇難時他用身體保護著文件夾。教研組有三位外籍老師，一個是美籍華人白克文，一個是蘇格蘭人范德水女士，後來又招聘了來自澳大利亞的年輕姑娘林德爾。

除了這些英語老師，常見面的還有研究生院辦公室的孫老師和辦事效率極高的秘書張雪羅女士。研究生院的入學儀式在北京航空學院的禮堂舉行，由科大黨委書記作迎新講話。會後我遇見了大學同班的鄭元芳同學，他從寧夏考進電子所，直接被選送出國。

由於研究生制度在中國已經叫停了十三年，這次研究生考試有點像1977年冬季恢復的高考，報考人多，學生成份複雜。首先這些學生的年齡差很大，資格最老的要屬學業有成的陳成鈞先生，1957年就已在北大讀書 。還有植物所早年畢業於北大的孫谷疇學長。年紀最輕的是一批二十歲左右的少壯派。

從文化程度上說也是參差不齊。大師兄馬中騏學長文革前就已經是著名物理學家胡寧先生的研究生，後來他成為中國培養的第一位理論物理博士，他的博士學位證書在人大會堂頒發，他在會上代表研究生髮言。

有些人畢業於1966年之前，他們接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算是名副其實的研究生。有不少人畢業於文革當中，接受過一到四年的不同程度的教育。還有一批參加過「上、管、改」的工農兵學員。甚至還有一些文革中的中學生，或上山下鄉，或去過工廠。 這些同學中的一部分接受過到工農兵學員的訓練。還有一部分靠自學成才免過了1977年的高考，直接跨進了研究生院的門檻，開了教育界之先河。學生的經歷也各不相同，有人當過右派，有人是共產黨員，有人已有著述，水平卓著。也有人年紀輕輕，如爛漫山花。

入學目的也多種多樣，有人為了學術深造，重歸研究生班；有人因為大學沒有讀完，想爭取一紙實在的文憑；有人為了換工作；有人為了轉戶口。從年齡、成份上看，這些學生可稱是從紅到紫的連續光譜了。總之大家懷著不同的目的，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儘管成分、年齡差距很大，都能共同聚集在起跑線上，在科學的春天開始了不同距離的長跑。

研究生院的學生中瑰集了不少名門子弟，宋任窮將軍的兩個女兒，宋彬彬、宋真真，錢三強先生的公子錢思進，張文裕先生的公子張哲，趙忠堯先生的公子趙維仁，余瑞璜先生的公子余理華，于光遠先生的女兒於小康等。宋彬彬女士就是文革中名噪一時的紅衛兵小將宋要武，不過人如其本名，看上去文質彬彬。

值得一提的是何祚庥老師，他是位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物理學家，為鄧副主席證明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何老師選人不拘一格，當過右派、身世反動，他都不在乎，只要有才便可。何老師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後來堅決反對和抵制過特異功能。

化學所有一位年輕的上海姑娘袁和，活潑熱情，和大家都很友好， 我們一起上過英語課。在課程結束時，她挨門挨戶找英語甲班的學生出錢為范德水老師買紀念品。平素話語不多的陳鳳至師兄在晨煉時見過她。袁和熱情主動地打招呼，作自我介紹：「我叫袁和。這個名字很好記，袁字和圓字同音，盒子是方的，所以只要記住圓圓方方，就記住我的名字了。」她當時身體不大好，常煎中藥。後來她到美國豪力耀克女子大學攻讀博士。入學不久便患上乳腺癌。一個朝氣勃勃性格外向有理想有抱負的年輕姑娘，憤然離開人世。求學未成身先去，常令學子淚沾襟。

給我們上英語課的是二十幾歲的美籍華人白克文。他戴副銀絲眼鏡，辦事嚴謹認真。聽寫測驗后，他一個個地找學生談話，鼓勵進步，指出不足。有一回他說我有了進步，我說我還有很遠的路要走。他說我們大家都要努力進步。他講不好漢語，有一次到商店去買鬆緊帶，他不知道怎麼說。於是用手比劃著：「你一拉它就長，你一松，它又短了。」售貨員以為他在開玩笑，說他「冒傻氣。」

他去協和醫院看病走外賓門，看門的把他攔住了，說: 「中國人得走大門。」還有一回他在午睡時，范德水老師和她的學生大聲說話，吵醒了他，發生了爭吵。院方沒有支持他的要求，他要告學校種族歧視。華人到中國等於嫁出的閨女回了娘家，居然還會感到種族歧視，有點可笑。白老師思想進步，聽說他要求過與中國教師同等的待遇。後來有人說他到中央電視台工作去了。

瑪麗•范德水女士身材消瘦，有工作熱情。入鄉隨俗，暑期她戴著草帽和大家一起去幫東升人民公社收麥子。有一次她搞到兩張電影票，讓大家抓鬮。我碰巧抓上了，騎著自行車到建國門外的國際俱樂部看了美國電影《轉折點》。前排中間坐著大腦袋的美國外交官伍德科克。聽說范老師後來去了英國。我沒聽過林德爾的課，她年輕體胖。上下班騎自行車往來於友誼賓館和林學院之間。後來聽說她與師資班的一位中國同學結婚，居住在美國弗吉尼亞。

研究生院按所分班，高能物理所為105班。除各所外，還設立了一個英語師資班。105班約有四十幾個人，按大專分為實驗物理、理論物理、核電子學和加速器。來自清華的人數比例最高，有十個人，包括物5 的張鴻欣（班長），物八的朱偉民、劉啟吉、物9的夏毅、謝文豹（輟學）、物0的我、物31的張哲、自9的趙維仁和譚達平、無8 的李品官。其他同學畢業於科大、北大、天津大學、蘭州大學和吉林大學等。由於報考到王祝翔老師門下的學生較多，蘭大的張良生同學被分到所長張文裕先生的名下，我被分到副所長趙忠堯先生的名下。從此我有幸成為德高望重的趙先生的入室弟子。

到研究生院任教的有不少學術界的大師，比如教泛函的關肇直先生，教電動力學的彭桓武先生等。教中級量子力學的是年富力強的幾位物理學家，如張宗燁（多體）、鮑誠光（碰撞理論）、陳中模（輻射理論）、黃濤（角動量）、和冼鼎昌（群倫）。

第一學期我選了六門課，初級量子力學、中級量子力學、電動力學、複變函數、計算機語言ALGOL 和英語。除了複變函數，大部分都是新課。工物系的張禮教授兩年前按照伯克利教程講過一輪量子物理，使我樹立了波粒二重性和薛定諤方程的基本概念。初級量子力學是按照復旦大學周世勛先生的課本講的，中級量子力學由每個教師自寫講稿，油印后裝訂成冊。後來我對ALGOL 興趣不大，又自學了Fortran程序設計語言，考試時選擇的試題也是Fortran。Fortran 語言後來跟隨了我很長的時間，成為我用得最多的語言工具。1989 年博士畢業后，我有了較多的自由時間，自學了8086 彙編語言和C語言。

開學后恢復了學生的作息安排，我每天早晨到校園裡鍛煉身體，先走上幾圈八卦，然後再去練雙杠。練完后再記單詞、讀課文。早飯後到教室聽課。中午大家一起拿著飯碗到食堂去打飯，伙食標準還是每月十五塊錢。我是吃窩窩頭長大的，只要食堂供應窩頭，我一定會買兩個。因為玉米面窩頭比白面饅頭稍微便宜一點兒，有的同學說我「何必那麼艱苦」。其實我真的喜歡窩頭。下午到教室自習、做作業。四點多鐘，再去鍛煉身體。在校園內外跑步。晚上有時到清華或林學院內看看老朋友。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張泉田和清華無線電系的蔣南峰都住在林學院的集體宿舍，我成了他們兩家的常客。星期六下午騎自行車進城回家。

開學后不久，維仁對我說趙忠堯老師要我到他家去見個面。課後我騎著車來到位於三里河附近的南沙溝，那是一個高級公寓區。按照門牌號，我來到趙老師家。趙老師是學部委員和一級研究員，在物理學界享有盛名。能有這樣的科學家作我的導師，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趙老師雖然七十多歲，但是頭髮全黑沒有脫落，身板硬朗精神矍鑠。他穿一身藍制服，戴副眼鏡，看上去也就是六十歲的樣子。

我原以為這麼有名望的老科學家見了學生一定會板著面孔神情嚴肅 。見面之前心裡有些緊張。趙老師把我帶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我見到趙老師面帶微笑，用口音較重的浙江話問起我家庭和學習情況。導師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長者，於是消除了畏懼心理。趙老師是浙江諸暨人，1930 年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他的導師是著名的物理學家，美國的諾貝爾獎得主米利肯博士。

然後維仁又把我帶到他的房間去坐了會兒。他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刀叉勺廠。第一不在北京，第二專業不對口。當時社會上盛行有權有勢有門路的通過後門調動工作。儘管維仁的父親很有名氣和地位，他卻走正門靠考研究生回到父親身邊，難能可貴。我和趙老師、師母、維仁一起用膳。飯後與趙老師又說了會兒話，然後道晚安告辭回家。

  我於1983年夏去看望趙老師，老師時年八十一歲。

1979年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政道先生來北京授課。教室設在友誼賓館的禮堂，聽課的有北京各個單位的物理工作者，還有我們這些來自研究生院的學生，共有數百人之多。李先生每天上午講課，每周一、三、五講粒子物理，二、四講統計力學。我選了粒子物理。1956年李先生與楊振寧先生合作過一篇論文，指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並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裡李先生從場論、對稱性，一直講到粒子間的相互作用。涉及到當時熱門的課題，如孤粒子、弱電統一理論，還有夸克模型。每次授課將近三個小時，李先生不帶講稿， 每遇公式、定理則隨手推導，如探囊取物。體現了大師風範。

有一次，一位年輕的理論物理學家在課上提了個問題，李先生沒有作答。稍停片刻他說：「有一次迪拉克在上課，有個學生提了個問題，迪拉克沒有回答。學生說：『為什麼不回答？』迪拉克說：『因為你提出的不是問題，而是在敘述一件事情。』」李先生經常用簡單的辦法獲得近似的定量估算，利用不確定原理估計波爾半徑，使用量綱分析評估反應截面的大小。

李先生原籍蘇州，講課時用漢語，大家都能聽懂。偶爾他也用上幾個英文詞，講到某一推導過程時總是先做個簡單介紹，他把這個方法叫做「excursion」。理論推導時他常說，物理都是通的，即不管是粒子物理，還是固體物理，基本方法、手段都是一樣的。由於連續講課，為了保護嗓子，李先生上課時常常含著一枚膨大海。

開始時他每周都在賓館輪流會見幾位聽課的研究生。由於太忙，這項活動沒有繼續下去，我沒趕上被李先生召見的機會。不過聽他講了一遍粒子物理，已經是莫大的榮幸了。那兩個月由於課程重，又要在友誼賓館和林學院間跑來跑去，精神上有點緊張，不少同學晚上睡覺時都要服用谷維素。

 李先生（前排中）在授課時與研究生院學生的合影。前排左起第六是趙先生，右起第四是何祚庥老師，第五是朱洪元先生。

1979年夏，高能所請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論物理學家黃克遜教授，每天上午在階梯教室講粒子物理課。聽課的有高能所的研究人員和我們這些研究生。和李先生相比，黃先生的課程起點比較低，從「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開始，先介紹一些有關量子數和對稱性的基本概念，慢慢進入薛定諤方程、微擾方法、電磁輻射理論，直到量子場論，以溫伯格-薩拉姆的弱電統一作為結束。

每天上課前我們都會領到幾頁油印的講義作為參考。黃先生推導公式時常用獨特的方法，體現出一位大師對理論運用自如的高深境界。對一些複雜公式的推導，比如正、負電子的散射，電子與質子的散射，他不放過任何細節，一步一步，嚴謹認真。

課程結束時黃先生寫了篇結束語，《物理學的教訓》。他語重心長地對中國的學子寄予莫大的希望，鼓勵大家迎頭趕上。他在結尾中說道：「要迎頭趕上，是一件浩大的事業。因為近代科學不僅是一些儀器，一些理論。它是一個整體的文化。要把這個文化種植在中國的土地上，要使它開花結果，確實需要一個新的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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