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一位小女孩去法國,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活。她發現當地的公交系統是自動售票,不設檢票口,也沒有檢票員。憑著數學頭腦,她精確地估算出:逃票而被查到的概率為萬分之三,這為她節省了很大一筆交通費。四年過去了,名牌大學的金字招牌和優秀的學業成績讓她充滿信心,她開始到各大公司推銷自己。但這些公司都是開始熱情有加,不久,卻又婉言相拒。一次次的失敗,使她憤怒地認為這些公司種族歧視。最後,她追問招聘人員才弄明白。公司在調閱她的乘車記錄時,發現她擅於發現規則中的漏洞並惡意使用。因此,她不值得信任;公司不敢賦予她任何職權。國人要問,為什麼公司不制定嚴格的制度使她鑽不了空子?答案是,寬鬆的制度可以使公司節省大筆開支。發達國家的高薪,很大一部分來自這種寬鬆的制度。
這個故事能夠引發人們對中共執政歷史的反思。這位小女孩,其實是兩種社會制度差異的受害者。共產國家,是從希望減小貧富差異開始的。起初,憑藉掠奪來的財富,他們給予人民基本的福利。當年,把自己打扮成利他主義者(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毛就這樣,把所有人的財富據為己有,由他分配。那時,傳統的孝道要求人們對家庭,而非黨負責;因此,他反對孝道,並拆散家庭。但很快不按市場規律辦事使得生產力驟降,坐吃山空。接著,貧窮導致了惡鬥,惡鬥加重了貧窮。為了擺脫貧困,毛死後,中共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卻不接受資本主義的民主。沒有民主的競爭,不受約束的權利,導致孟德斯鳩所說的最壞的事情發生:沒有人性的政治。沒有思想的崇拜。沒有人文的科學。沒有道德的商業。沒有良知的知識。沒有真實的歷史。沒有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的幸福。沒有勞動的富裕。沒有制約的權利。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於是,出現了,你要證明你是你的怪事。接著,中共又捧出傳統的孝道。這個戲法使得黨可以一方面享受人類文明的偉大成果,另一方面不必按照普世價值的原則給予百姓應有的福利。在這個氣氛下,孝順的兒女就只能認為,如能不給父母增加負擔,任何省錢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度過難關,將來可以再回報社會。於是,出現了那位女孩貪便宜的做法。但西方社會,人人都有福利的保證,只要你努力學習、工作,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都不是問題,你沒有理由再做這種不誠實的事情。說白了,最該負責任的中共,在這個故事中推脫得乾乾淨淨。
中共目前一再強調傳統文化,其目的就是為了洗白自己。由於中國自古就不懂社會的寬與嚴,能導致民風的善與惡。或者說,個體的道德本來是與整個社會環境緊密關聯的。但中國文化卻只強調與世隔絕的個人修鍊。推崇這種文化,就是要人民自我反省,不要針對中央。相反,古希臘人對此卻有不同的見解。在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科西拉的革命』一章中,作者提出:「觀察事物的淳樸態度,原是高尚性格的標誌,那時候反而被看作是一種可笑的品質,不久就消失了...那些最沒有智慧的人表現得最有生存的能力。」這段文字準確地描繪了中國如何從民國的淳樸社會,轉變成如今的魍魎世界。從毛澤東提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開始,嘲笑知識分子。接下來,不肯實行民主的體制,導致人格變異。
類似情況,在所有的共產國家都曾出現過。兩德統一時,西德人發現,以嚴謹勤奮著稱的德意志民族特徵,在東德已蕩然無存:人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企業偷工減料蔚然成風。六分之一的居民是秘密警察的線民。互相監視和告密,成為生活中最主要的內容。統一以後,東德人民恢復自由,所有上述痼疾逐漸不治自愈。可見,制度對於國民性是何等重要。一個好的制度能夠約束壞人,而一個壞的制度能夠使好人變壞。由於透明,民主國家的各項工作都可以信任百姓,這就大大減少了監督的費用。但中共生存的條件就是對人民實行監督、孤立、隔絕,以及恫嚇。它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因此,中共的垮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維穩費用持續升高,第二,受到監督的民眾,缺乏積極性和創造性,工作越來越沒有價值。普世價值讓全世界明白,守信用則反側自消;耍無賴即寬嚴皆誤。只有中共不理解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