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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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創新

作者：蘇誠忠於 2018-7-21 17:0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9評論

上周查閱回帖，發現有網友提出，民主制度與科技創新無關。原因是很多民主國家，在科技上都很落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這裡要強調一下，民主加上憲政才是科技進步的保障。在《分粥問題》中，我們談到，人類的進步，實際上就是一個直接用規則取代道德的過程。古代哲學一直相通道德，用孟子的話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這是古人在沒有憲法，不相信規則條件下的無奈之舉。當時信息不發達，凡事靠良心。其實，這種道德也並非出自良心，而是與權力結合，有權，全有；沒權，全無，成王敗寇。現代社會之所以高速發展，是由於用憲法，而非良心管控。憲法起到兩個作用，第一就是接受『大任』的人，依然需要勞其心志，苦其筋骨。第二，得到『大任』以後，不能超越憲法。憲政，限制了個人的作用，增強了集體的權利。因為隨著人類的認識不斷豐富，個人的力量也不斷的增加。如果像過去那樣，一切都以某個人的良心作為標準，一旦此人的良心有什麼偏差，超強的力量比以往更容易使整個系統毀滅。此外，現代社會對於『良心』有了不同的詮釋。比如，孔子認為，『父子相隱』就是良心，而現代人認為這是封建、種族主義。因此，必須用『博愛』取代『孝道』，用『平等』取代『父子相隱』。隨著人類平均年齡的增長，它的意義越來越明顯。比如，父母已經過百歲，子女年齡近八十，且身患疾病，那麼如何盡孝？只有社保體系才能解決這個問題。以上討論說明，在當今世界，如果哪項工作沒有做好（比如國足）那一定是規則上面出了問題。

現在，回到主題，如今，兩院院士的待遇達到了副部級以上，可為何成果卻乏善可陳？愛因斯坦說過的一句話：「人的差異在於業餘時間。」文革曾經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但是，在颶風中心，卻有一段比當下更加安寧的地帶。於是出現了陳景潤、楊樂、張廣厚、袁隆平、屠呦呦等一大批學者。當時雖然很多知識分子受到了迫害，但是，在學術機關中，上述這些人算是年輕人，也就是革命依靠的對象。如果你是『逍遙派』，那麼，你就有大把的業餘時間。恬靜的生活能夠醞釀出各種想法。這就好像，牛頓在倫敦大瘟疫期間，不得不輟學躲到鄉下，而正是這段安逸的生活使他發現了一生中絕大部分成果。簡而言之，在特定的條件下，壓力能轉化成動力，而悠閑使人思考；類似於，世界上很多重要著作都是在監獄中完成的。最重要的是，那時無需領導審批。他們的項目恰巧對實驗室的要求都不高。反觀今日的中國，把科學家捧上了天，這一捧便佔用了他們太多的時間去應酬，意志薄弱的，很可能就此沉淪。此外，對科技成果的宣傳意義超過了現實意義。權利的干涉，使它被牢牢的掌控在高表現、低效率的官僚體系手裡。中式審批意味著，你要讓各級領導都『放心』項目的內容。可難就難在，凡是重大的新思想，都是領導不知道的東西。而領導已知的東西，一定沒有什麼重大的突破。作為領導，他一怕你成功了，搶了他的風頭，二怕你的項目是個大忽悠，連累他。他總感覺，下面人凡是想搞革新的，多半是覬覦自己的權力。面對烏紗帽與未知的創新，一位領導會怎麼選擇？最保險做法就是到別處去偷。因為，第一，偷來了，就等於立下『投名狀』，你有短在我手裡，不會搶我的風頭。第二，偷來的東西，由你自己負責。所以，偷是集權主義相互牽制的法寶。

類似晶元這種東西，它是由成千上萬個不起眼的小專利組成的。任何人進入這個行業，都能找到自己的火花。但這種小專利無法單獨賺錢，只有在特定環境下，它們才有利可圖。私企老闆知道個中厲害，對這種人才另眼相看。國企領導卻無利可圖。從此，我們能夠看出兩種制度的差異。憲政的民主國家，根據普世價值來運作，重視百姓的生活。沒有了生活負擔后，那些不甘平庸的人，就會不惜一切地尋找新思想。沒有憲政的集權國家，不按人民的公論，而是依靠領導的好惡進行評價。最後，舔菊者獲得權力，實幹的者越干越窮；這便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更不要說還有貪污橫行了。三十年前，日本也曾被美國指責盜竊知識產權。後來日本經濟停滯多年。日本無法以牙還牙，只得改弦更張，如今，日本在高科技領域中已逐漸趕上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