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夜再谈民主

以坦克和子弹，至少两，三百人的生命来回应一场和平的学生运动，当时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显然是无法接受的。

然而在二十六年之后的今天，那种对暴力镇压的共同愤懑不复存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地位，威权强政府特有的高效率，使得许多人对六四开枪的看法有了不同，更对中国一党独裁的极权体制有了赞同和期盼。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侨居国外的华人，思想和意识都有了深刻的分化。如果说今天的台湾曾经经历了所谓的族群撕裂，那么可以说现代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意识撕裂。而且这种撕裂的程度比二十多年前的左，右之争更为激烈，更为广泛。

西方意识形态中左，右之争基本上可以用争取更多的平等，还是争取更多的自由来划分。与此不同的是，当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分水岭是中国需不需要实行民主？特别是如果威权体制可以保持经济成长，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民主体制这个舶来品究竟还有无必要？这种分歧也必然影响着每个人对待六四的评价和态度，因为六四的实质是一场学生争取民主的运动。

我的回答是民主依然是必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经济飞跃，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产生和发展的，并不是威权体制独自的胜利。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与当代的中国政治体制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一党独裁专制。可是那时候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六十年代初更是出现了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而现在中国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唯一改变的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市场经济（尽管还不完全），并且利用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台湾，日本和欧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了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完全归功于威权体制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中起更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和开放门户的政策。

第二，威权体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是短期的。 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生产自由，私有产权和契约精神。它需要法律来保证，需要政府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对个人产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实行的是威权体制加市场经济，并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主要原因是威权强政府的稳定和高效率，可以有效地集资，大规模地搞基础建设，比如大力兴建公路和铁路，这后一条连印度人也十分羡慕。这些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回想当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几乎都是在威权政体下发生的。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当时是家天下或者党天下，而香港则由英国政府一手控制。这些都说明威权加市场经济，可以在早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还是这些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待经济发达到了一定程度，向民主社会的转型就成为了必然。南朝鲜，台湾，最后是新加坡。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也不能仅仅用外来势力的影响来解释，而是有着其内在发展的规律。

第三，改革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和国家腐败的严重程度，非民主不能纠正。威权政府的决策过程，其实就是由最高层的意志直接下达给基层，然后强力执行的过程。好处是面对突发事件，比如亚洲的金融危机，汶川地震等等，政府可以快速，高效率地应对和解决。然而坏处则是因为没有一系列充分，全面的论证过程，犯起错误来也是高效率，有严重后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对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特别最近几年的雾霾比历史上洛杉矶和伦敦当年的雾霾要频繁得多，严重得多，范围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比空气污染更为可怕的是土地污染，至今还没有被公众广泛认识。这是政府以发展为唯一目标，不听取国内外环保专家和组织的建议的恶果。腐败，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另一大毒瘤，党，政，军，学，商，无一幸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每每突破想像的极限。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整个国家都烂到了根子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除了执政党之外，既没有反对党，也没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可以监督。一党专制之下，指望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顶层设计的悖论。如果不从体制上加以改革，抓再多的老虎，苍蝇，也全无用处。

第四，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完全可以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的稳定。许多反对中国实行民主的观点，均认为民主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和分裂。其实现代的民主社会，都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它可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稳定。早期简单多数的民主，的确有导致多数人暴政和社会动荡的危险。然而，现代民主社会可以用法律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以及政权的和平交替。如果中国走上民主政治改革之路， 完全可以先健全法治，实行宪政，然后再进行全民民主。如此，便可以保证由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平稳过渡。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也谈到过历史上国家的发展形式依序为：“强政府，法治，民主”。

今天在纪念六四的时刻，写下这些文字，内心十分不平静。从长远来看，对于民主的最后胜利，还是充满信心的。因为那是大势所趋，人类发展历史潮流的必然。福山在最近（2014年10月）的文章《民主，依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中，认为他二十五年前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上正确的”，即民主制度是政治体制的终结制度。他这样写道：“二十五年过去了，并没有出现对历史终结论的最严重威胁，即出现某种比民主自由更高，更好的制度形式将它取而代之。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是历史的终结。”  “如果要我猜测一下，五十年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国，还是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然而对于短期内的预见却并不乐观，相反地颇为失望和悲观，因为依然看不到一丝曙光。

六四，乃是中国青年呼唤民主，呼唤那个终点的运动。它最终被当局血腥镇压的结局，也为民主做了最好的注解。它必将在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上，留下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