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據說是一門浩瀚的學問,如果一個不是以研究國學當飯碗的理科生敢於對儒學評論一兩句的時候,經常會受到某些磚家的責問:你通讀過四書五經嗎?你憑什麼對儒學說三道四?
所以我的第一篇,便是要首先說明這個資格問題。
當你面前擺放了一大堆土坯,然後你被告知這些坯子都是按照同一個模子打造出來的,那麼你還需要成為模子專家才能知道模子的形狀嗎?顯然是不需要的。而且你對模子長寬高尺寸的推斷,準確率還會非常之高。
這就是一個由結果推出原因的最簡單的例子,歸納法的一種。
歸納法的鼻祖當屬英國人培根。培根當年書寫《新工具》的時候,懷著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篇》相抗衡的決心,立志要「給人類的理智開闢一條與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提供一些別的幫助,使心靈在認識事物的本性方面可以發揮它本來具有的權威作用。」
培根提出的歸納法基本原理是這樣的:如果大量的A在各種各樣的條件下被觀測到,而且如果所有這些被觀察到的A都無例外地具有B性質,那麼所有A都具有B性質。
比如你抬頭看天上的烏鴉,都是黑的,那麼你不必是鳥類學家,就可以下結論:天下烏鴉一般黑。這個結論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當然是在某一天一隻白烏鴉出現之前。
比較高級,數學化的歸納法可以參看貝葉斯逆概公式的例子。在貝葉斯之前,人們已經可以能夠算出正向概率。比如假設一個袋子裡面有N個白球,M個黑球,你伸手進去摸一把,摸出黑球的概率是多大。而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反過來:如果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袋子裡面黑白球的比例,而是閉著眼睛摸出一個(或好幾個)球,觀察這些取出來的球的顏色之後,那麼我們可以對袋子裡面黑白球的比例作出什麼樣的推測。
這種由特殊推導出一般的認知方法,與亞里士多德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論式演繹法正好相反。在培根之後,經過穆勒等人的補充,歸納法已經成為現代實證科學的基本手段。那就是:有限的觀察 --> 假設 --> 檢驗 --> 修正假設 --> 再檢驗。。。--> 假設成立為真或者假設被推翻。
好,現在回到關於儒學的討論。如果我們討論的題目是「君子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德行?」 ,那麼我承認,倘若不了解儒學對君子的定義和要求,是沒有辦法討論的。
但是,如果題目是「儒學是否可以做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食糧?」,則根本不需要有多麼深厚的儒學修養就可以回答。
理由簡單得很:我知道在十八,十九世紀,當西方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之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卻仍然停留在經驗和工匠技術階段;我知道,我們自以為堅實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幾架小土炮轟開;我知道,「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共計一百零五年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 (毛澤東)
此外我還知道,儒學自漢代以降,被歷代統治階級奉為顯學或者官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近兩千年以來,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影響極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主流思想和意識。在我們與外國列強屢戰屢敗的時候,儒學依然占統治地位。
那麼我當然就有理由對此命題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因為儒學了兩千年的結果是制度腐敗,科技落後。沒有看出有任何理由要繼續扯儒學這面大旗。
好,接下來,根據一些有限的儒學知識,比如被稱之為儒學精華的三綱五常,我可以大膽地提出假設:「儒學強化和加固了家長式的封建制度,阻止了中國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再比如,根據科舉制度限於四書五經的內容,死板僵化的八股文形式等等有限資料,我又可以提出假設:「儒學阻礙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假設之後,要以證據來檢驗。列好需要哪些數據,哪些可以用奧卡姆剃刀剔除。好在今天網路發達,信息爆炸,數據的採集和處理都不是難事。在不斷得到數據的過程中,我會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結論,直到與數據吻合。
這種歸納的研究方式要比首先通讀儒家各個時期的所有代表人物的所有代表著作,收集海量的數據,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計算出各種可能性,從龐雜的資料庫中尋求關係,最後再回答「儒學是不是可以做為復興中華的精神食糧」 這個問題,來得快捷,可行得多。
而且,也讓儒學知識有限的理科生,如我,對評價儒學有了話語權。
記得一個小故事,說有一回程子盯著剛出殼的小雞出神,別人問他看什麼,他說看到毛茸茸的雞雛,才體會到了「仁」的真意。
可見光讀原著也不行,還得找只小雞來看看,方能懂得聖人說的「仁」是什麼意思。博學的國師們,您們有沒有看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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