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夜再談民主

以坦克和子彈，至少兩，三百人的生命來回應一場和平的學生運動，當時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顯然是無法接受的。

然而在二十六年之後的今天，那種對暴力鎮壓的共同憤懣不復存在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地位，威權強政府特有的高效率，使得許多人對六四開槍的看法有了不同，更對中國一黨獨裁的極權體制有了贊同和期盼。無論是身在國內還是僑居國外的華人，思想和意識都有了深刻的分化。如果說今天的台灣曾經經歷了所謂的族群撕裂，那麼可以說現代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場意識撕裂。而且這種撕裂的程度比二十多年前的左，右之爭更為激烈，更為廣泛。

西方意識形態中左，右之爭基本上可以用爭取更多的平等，還是爭取更多的自由來劃分。與此不同的是，當代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分水嶺是中國需不需要實行民主？特別是如果威權體制可以保持經濟成長，使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民主體制這個舶來品究竟還有無必要？這種分歧也必然影響著每個人對待六四的評價和態度，因為六四的實質是一場學生爭取民主的運動。

我的回答是民主依然是必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的經濟飛躍，是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產生和發展的，並不是威權體制獨自的勝利。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與當代的中國政治體制幾乎一模一樣，都是一黨獨裁專制。可是那時候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六十年代初更是出現了餓死上千萬人的慘劇；而現在中國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唯一改變的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了市場經濟（儘管還不完全），並且利用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台灣，日本和歐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機會，吸引了外國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把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迹完全歸功於威權體制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其中起更關鍵作用的應該是市場經濟的機制和開放門戶的政策。

第二，威權體制和市場經濟的兼容性是短期的。 因為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生產自由，私有產權和契約精神。它需要法律來保證，需要政府透明的決策過程，以及對個人產權以及其他權利的尊重和保護。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實行的是威權體制加市場經濟，並且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主要原因是威權強政府的穩定和高效率，可以有效地集資，大規模地搞基礎建設，比如大力興建公路和鐵路，這后一條連印度人也十分羨慕。這些都為經濟的高速發展打下了基礎。回想當年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幾乎都是在威權政體下發生的。南朝鮮，台灣和新加坡當時是家天下或者黨天下，而香港則由英國政府一手控制。這些都說明威權加市場經濟，可以在早期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還是這些國家的例子告訴我們，待經濟發達到了一定程度，向民主社會的轉型就成為了必然。南朝鮮，台灣，最後是新加坡。這絕不僅僅是一種巧合，也不能僅僅用外來勢力的影響來解釋，而是有著其內在發展的規律。

第三，改革中出現的重大失誤和國家腐敗的嚴重程度，非民主不能糾正。威權政府的決策過程，其實就是由最高層的意志直接下達給基層，然後強力執行的過程。好處是面對突發事件，比如亞洲的金融危機，汶川地震等等，政府可以快速，高效率地應對和解決。然而壞處則是因為沒有一系列充分，全面的論證過程，犯起錯誤來也是高效率，有嚴重後果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土地污染和空氣污染，對生態平衡的肆意破壞。特別最近幾年的霧霾比歷史上洛杉磯和倫敦當年的霧霾要頻繁得多，嚴重得多，範圍大得多，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比空氣污染更為可怕的是土地污染，至今還沒有被公眾廣泛認識。這是政府以發展為唯一目標，不聽取國內外環保專家和組織的建議的惡果。腐敗，為當今中國社會的另一大毒瘤，黨，政，軍，學，商，無一倖免。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每每突破想像的極限。沒有最爛，只有更爛。整個國家都爛到了根子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除了執政黨之外，既沒有反對黨，也沒有獨立的司法和媒體可以監督。一黨專制之下，指望執政黨自己監督自己，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頂層設計的悖論。如果不從體制上加以改革，抓再多的老虎，蒼蠅，也全無用處。

第四，法治基礎上的民主，完全可以保護個人權利和社會的穩定。許多反對中國實行民主的觀點，均認為民主會給中國帶來動亂和分裂。其實現代的民主社會，都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它可以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穩定。早期簡單多數的民主，的確有導致多數人暴政和社會動蕩的危險。然而，現代民主社會可以用法律來保護少數人的權利，以及政權的和平交替。如果中國走上民主政治改革之路， 完全可以先健全法治，實行憲政，然後再進行全民民主。如此，便可以保證由威權社會向民主社會的平穩過渡。福山在他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一書中，也談到過歷史上國家的發展形式依序為：「強政府，法治，民主」。

今天在紀念六四的時刻，寫下這些文字，內心十分不平靜。從長遠來看，對於民主的最後勝利，還是充滿信心的。因為那是大勢所趨，人類發展歷史潮流的必然。福山在最近（2014年10月）的文章《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中，認為他二十五年前的「根本思想仍然是基本上正確的」，即民主制度是政治體制的終結制度。他這樣寫道：「二十五年過去了，並沒有出現對歷史終結論的最嚴重威脅，即出現某種比民主自由更高，更好的制度形式將它取而代之。縱然我們會質疑要多久之後全人類才能抵達那個終點，但不應懷疑某種社會形態就是歷史的終結。」  「如果要我猜測一下，五十年後，是美國和歐洲在政治上更像中國，還是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然而對於短期內的預見卻並不樂觀，相反地頗為失望和悲觀，因為依然看不到一絲曙光。

六四，乃是中國青年呼喚民主，呼喚那個終點的運動。它最終被當局血腥鎮壓的結局，也為民主做了最好的註解。它必將在中國走向民主的道路上，留下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