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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离家赴欧洲学习，由于疫情，再次归来时，距上次离家，已一年半之久。父子间除了初次见面及在迎接他的车上聊了一会外，真正聊天的时候并不多。他忙我也忙，吃饭有时也不在一块儿。由于代沟和对于时政的观点不同，很少有共同语言。见到后，至多是寒暄几句。
昨日聊天，他提到，他正在给大学提意见，建议医学院每门课至少前5分钟，增加心理和社会因素对疾病影响的内容。他说，疾病发病的原因不单单与生物学因素，而且社会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目前医学院的授课内容仅仅涉及生物学因素。他认为不合理，应该改变。
他的一席话，使我非常震惊，也勾起了我尘封30多年的往事，一喜一悲。30多年前，自己在东北读研究生。一次读文献，发现WHO建议，医学模式应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是指建立在经典的西方医学基础之上尤其是细菌论基础之上的医学模式。由于其重视疾病的生物学因素，并用该理论来解释、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以及制定健康保健制度，故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把人看作单纯的生物或是一种生物机器。即只注重人的生物学指标的测量，忽视病人的心理、行为和社会性，它认为任何疾病（包括精神病）都能用生物机制的紊乱来解释，都可以在器官、组织和生物大分子上找到形态、结构和生物指标的特定变化。
无疑，生物医学模式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特别是在针对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的防治方面，使其发病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临床医学方面，借助细胞病理学手段对一些器质性疾病做出定性诊断，提高了治愈率。但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缺陷和不足。比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甲亢、消化性溃疡、哮喘等的发病原因，单纯用生物医学模式解释，就非常勉强。上述这些疾病也称多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是遗传信息通过两对以上致病基因的累积效应所致的遗传病，其遗传效应较多地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单基因遗传病相比，多基因遗传病不是只由遗传因素决定，而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30多年前的我，看到上述资料，大喜过望，以为看到了医学模式发展的新曙光。年轻气盛的我，与现在的儿子一样，很希望别人认同自己的观点。为此组织了个小型研讨会，广发英雄帖；结果到场的只有10几个人，自己口沫横飞地讲完后，大家未置可否，看得出人们兴趣不大。自此，看出短期内人们的观点不会改变。于是横下决心，淡出这个领域，投奔了比较热闹的脑血管疾病这个圈子。
看到30多年后，阅历和知识结构完全不同的儿子，在这个问题上与自己当年的观点惊人一致，大喜过望，有一种后继有人的感觉；悲的是，这件事过了30多年，怎么还是个问题，还需要多事之人去呼吁？我发现，儿子在某些问题上比我更固执，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向现实低头；再加上有牛津人文方面学习的经历，可能比我更容易成功些。确实，他很容易就加入了大学一教授关于文学与医学相关研究的课题组。
关于医学模式的问题，父子俩痛痛快快地聊了半天，难得我们之间有了个共同话题。
老实地讲，人及人类社会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试图用单一因素去解释和解决问题都是不现实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经常看到一些报刊，宣传破解了某某疾病，特别是癌症的密码，找到了发病原因，好像找到了根治这些疾病的钥匙，之后就没了下文。疾病是复杂的，癌症如此，新冠肺炎也如此。
关于Covid-19的防控，以中美两国为例，截止至2月6日，美国已确诊27，519，636例、死亡437，528例；中国确诊100，375例、死亡4822例。从这个数据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资源及科技水平，这次新冠肺炎的防控是彻底失败了。
至于这次欧美国家Covid-19的防控，为何失败，有多种解释，今天我仅从医学模式的角度，来探讨这一攸关亿万人民健康的世界头等大事。西方国家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平最高而且非常敬业的医护人员、充足的准备时间，照理说完全不应该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之所以出现疫情失控，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与西方国家政府失职，缺乏由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为密切相关。相比中国，经历了短暂的惊慌和失控后，果断封城、全民动员，疫情迅速得以控制。从心理学角度，经历过SARS痛苦经历的中国国民，对这次疫情非常重视，非常理解和配合政府的行为；而西方国家的国民，在疫情出现的初、中期，相当多的人对此不够重视，防控和隔离措施不够严格，尤其是年轻人。
单从生物医学的角度看，中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当初在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和地区；在治疗措施上，并没有什么特效药和独家秘诀。之所以防控效果大相径庭，就是社会行为和心理特征的截然不同。
从传染性疾病，扩展到多基因遗传疾病也是如此。人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个体，它是具备社会性、群体和个体心理特征的高等生物，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