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陷阱

儒家的大一統思想是從小國開始，通過法家的陰謀，逐漸合併而形成的。在開始的時候，儒家不知道大一統的後果，雖然僅僅是一種意造，但還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一旦使用各種陰謀實現了大一統之後，失去了言論自由，便形成一個無法進取的社會。歷史中，人們總能夠看到，凡是分裂的時代，必定是思想、文化、科技飛躍的時代。我們常說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就是在紛爭中出現的。這說明在古代，各國紛爭實際上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它讓有思想的人得到發展的機會。我常說，創新就是社會的道德，一個社會，沒有創新就是腐敗的開始。在法律不健全的古代，思想家雖然對這個道理認識不足，但是小國之間的競爭，在客觀上促進了各國的創新。列國紛爭可以被看成是一種互相監督的手段。列國之間不但要監視你的實力，還要監視你的道德水準。一旦出現了大一統，統治者以為高枕無憂了，這個時候，最大的隱患就出現了。蘇軾在《晁錯論》的開頭這樣寫道，「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原因在於大一統的情況下，所有的矛盾都被人為地，不惜成本地掩蓋了。看不到矛盾，矛盾就不斷的積蓄，等待爆發。當決策者出現問題時，小國之間永遠是動小手術，而大一統則需要動大手術。

最近，遵義市正安縣一位老人，被一條流浪土狗撞倒摔成十級傷殘。警方調查發現，這是一條無主狗，但當地居民萬某長期向該狗投食。因此，萬某被法院判處罰款7萬元。無獨有偶，一位22歲，名為麗麗的女孩，因拒養2歲弟弟被父母起訴，父母勝訴。這兩起案件詮釋了，什麼是合法政府，什麼是非法政府。合法政府的一切法律法規是為了人民著想，非法政府的法規，是要把責任推給人民，把自己打扮成偉光正。當這些矛盾被人為地掩蓋后，社會的根基就動搖了。從這裡我們看出大一統對於社會的危害。解決的方法必須藉助外部勢力。這也是大一統政權最害怕的，因此，中共不斷強調主權大於人權。而事實上中共的出現，本身就是當初蘇聯的投資；外部干涉的結果，按照中共的這套說法。他們根本就是非法組織。外部勢力的介入，就如當初的列國紛爭一樣，是一種，在愚昧社會中，不得不採取的監督與反腐手段。失去了這種約束，大一統社會將陷入慘無人道的地獄。

大一統的另一個危害是，創新人才得不到就業的機會。由於各地的問題不一樣，而大一統的解決方法卻要劃一。各種選拔人才的方法，以及被選人才的素質也是劃一。這種統一洗腦的人才無法適應各地的具體要求。唐朝是大一統的時代。韓愈在《后廿九日復上宰相書》中對宰相說：如今我已經是四張的人了，求職到處碰壁。古代的知識分子（指春秋戰國），三個月得不到職位就要互相安慰。而當時，這個國家不錄用，可以到別的國家。如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不在這裡求職，就只能出國了。不肯出國的，就只好甘於平庸。以後，所有的人也就不思進取了。

大一統解決問題的方法劃一，教條，問題越來越多。獨裁者應付不了，不得不簡化處理過程，結果只能是人為地硬性壓制。中共選擇最高領導人時，需要有各省工作經驗，實際上就是大一統思想的產物。以為有了這些經驗，就可以把經驗推廣。其實，各地情況不一樣，在各省蜻蜓點水地干過一段，對任何地方都沒有深入研究過，結果，當然就是萬金油幹部。只知大處著眼，不懂小處著手。自然假、大、空盛行。

所有的人都在變化，因此，天下太平就只能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想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根本思路就是錯的。正是大一統思想把問題看成一種不變的狀態，使得所有的人都無法看清楚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要害，因此，中國古代的思想中帶有了太多模糊不清的認識。看不清問題的實質，解決起來就無所適從。唐代，一天，太宗問大臣：「創業與守業哪個難？」房玄齡說：「開國時，與各地豪強較量武力，使其稱臣，創業難。」魏徵說：「自古帝王沒有不在艱難時取得天下，而在安逸時失去天下，守業難。」問題就這樣不了了之。

清代醇親王奕譞有一段廣為流傳的家訓：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少膽也小，些微產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以上兩則故事都是封建獨裁的產物，說明了大一統時代，人們看不清問題所在而採取了最保守的做法。遇到任何問題，盡量躲得遠遠的，或者和稀泥；即使遇到了可以計算的科學問題，也玩模糊。相反，歐洲國家正是因為體積小，能夠看清楚問題。能夠成功的利用各種特殊的現象造福人民。比如，太宗提到的創業與守成問題，如果你沒有獨裁的野心，根本就不是問題。一個人，無論是皇帝還是百姓，每天也就是三餐一宿。能夠認清這一點，外加有自知之明，那麼，將權利還給人民，讓有能力，年富力強的人去管理，也就沒有什麼牽挂了。而奕譞所說的，「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也不是問題，如今的資本主義要求人人學會投資，所謂，富則多事。輿論迫使你，學會投資，有了正事，就不會驕奢淫逸。大一統的真正問題是，有人權太多，有人錢太多，可是都不會用。而民主政治正是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良藥。或者說，民主制度是用就業率來解決封建大一統的腐化問題。也可以說，高就業率，不但是為了提高產量，也是使一個國家的人才，不斷受到鍛煉，朝氣蓬勃，不被安逸所腐蝕。

周朝以前，中國人認為諸侯國可以自己推舉的首領，而各國也可以和平相處。天子不過是一位國際警察，諸侯每隔一段時間到天子那裡見個面就成了。但是，秦朝建立郡縣制以後，使用的手段出奇的殘酷，死亡人數遠遠超過諸侯之間的戰爭，最可惡的是給中國人留下一個毀滅性的認識，以為沒有大一統就沒有天下太平。接下來的兩千年裡，人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大一統上了，為了這個大一統，即使是陰謀詭計，說假話也理直氣壯。一個國家，不說真話哪裡還有什麼科學？我們曾經講過，科學science 來自直覺sense。發揮個人的獨立性，獨立判斷才能發展科學。在民國時代，很多人都曾經思考過，各省獨立與大一統，到底哪種更加優越。一般是各省的軍閥希望獨立，而中央的孫中山，蔣介石希望統一。當時毛在湖南也主張成立湖南共和國。並提出把中國分成27個小國。但是，這些爭論都帶有私心，也從來沒有用民主與科學的原則衡量過。

大一統思想經過不斷渲染后，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學術生態，迫使文人必須接納，從而失去了獨立性。比如，三國演義中描寫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就是大一統思想的變異。不但文人著書的時候必須這樣敘述，就連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利用這個思想鞏固自己的勢力。二十四史最終也被人用儒家思想來敘述。結果就是戰爭越來越殘酷，百姓死亡越來越多，而身為韭菜的百姓越來越喜歡聽這種血腥的描述，嗜血的故事中讓他們忘記，那些血就是自己祖先的血，也是自己將要流的血。在集體失憶的泥淖中，中國人很難找回應有的獨立思考能力。這就是國學中致命的缺陷。現代科技，現代敘事方法，不斷告訴人們，這種思想的統一，實際上是在摧毀各種創新。它使得在新舊兩種思潮夾縫中生存的牆內人民，想法變得越來越扭曲。有了大一統才有了『漢奸』這個詞。相反，在春秋時代就沒有這麼多的『奸』。因為諸侯國比較平等，誰也不想滅別人的國。伍子胥帶領吳國軍隊殺回楚國，按照大一統的說法，他是楚奸，可他並沒有用吳國資源吞併楚國。利用別國資源，糾正本國統治者的錯誤，應該是一種正義。否則，無道之國的正義就無法伸張。大一統思想正是把這種正義，硬說成是非正義，這就造成了大一統思想最關鍵的假話。有了這個根本的謊言之後，接下來的謊言就一發不可收拾。民族主義情緒也逐漸積累成死循環。相反，如果僅僅用一般世俗的正義感來看待問題。為了個人的利益進行的仇殺，無論如何也比為了民族利益進行的仇殺死人少，更不要說，為了大一統進行的仇殺了。為了大一統而進行的，各集體間相互仇殺，往往伴隨各集體內部更加慘烈的殺戮。因為大家都只為了一個錯誤觀念而互不信任。歷史證明了相反的事實，各地獨立要比大一統太平，而個人獨立又比各地獨立更加太平。沒有大一統思想，就沒有絕對的權利和宣傳。在列國紛爭的年代，人與人之間還有可能通過感化回歸善良，但當把大一統看作是最高原則以後，感化就非常的困難，除非摧毀他們背後的大一統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