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的陶瓷工人來說,如何更好地[摹擬]出中國的陶瓷,是問題的關鍵。摹擬出乾山,明赤繪,或是某某,既是他們的工作,又是他們的藝術和生涯。
河合紀先生是這樣說的:
『道八、保全、周平竭盡全力去燒的,是文化先進的中國陶瓷,盡善盡美地摹擬是他們的目的,他們認為,這裡不應該有創作,有了就是失敗。摹擬,是日本陶瓷工人具有的主要美學觀念。』《土。關於摹擬》
這種不受外界觀念影響的陶瓷工人的『主要美學觀念』,在其它的學術領域也該是適用的。日本的學問和藝術是來自於對[先進文化]的摹擬,這不是什麼可恥的事,還是全面承認得好。
為什麼說這不是可恥的呢?幾次提到的[獨創],這個觀念毒害了我們,使我們不能分辨摹擬的價值。然而,就像河合紀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寫的那樣「摹擬中有移植「將原來的文化用摹擬的手法進行移植,說這就是日本的樣子,也是可以的。」以下我們不得不把目光轉向這種意義上的[摹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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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在被摹擬和移植中將根扎了下來。也許說這個過程就是文化更恰當。被稱為歐洲文化的情況就是這樣的,奠定了歐洲文化黃金時代基礎的路易十四的時代,也是對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摹擬的時代。劇作家的工作和一生都放在了對索波庫萊斯,優阿力皮底斯劇本的摹擬上。
在歐洲,從[黃金時代]走向十八世紀的過程中,掀起了[古今論爭],古人則是希臘人,今人則是當時法國人,到底誰有優秀的文化?論爭的結論是,今人,也就是新的法國文化比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更優秀,這開闢了走向[近代]的道路。但是,首先第一,我們應該知道,這樣的事情在世界文化史中是個例外。
我們必須理解的是連歐洲也由於摹擬、移植古典時代文化,在愚昧落後的嘎利阿{法國的西部,譯者按}地區建立了古老而新鮮的文化。
本來我們就處在比十七,八世紀的法國更困難的狀況,把作為傳統移植過來的印度佛教和盛唐文物另當別論。在我們對歐洲的近代的移植還在完成和沒有完成之間時,作為近代的延續和發展、帶有變異的甚至讓人有恐怖預感的新文明(它也叫大眾文化,管理社會)的浪潮已經淹沒了我們。
但是正是如此,可以說我們需要更大的摹擬能力,有人把現代日本文化的位置定義為世界文化的聯絡官,聯絡官這個名字有點不入耳,但我們確實把摹擬、移植各國文化,這種看上去謙遜的工作作為使命,這個稱號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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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模仿這個詞意擴大,在藝術領域裡,當然包含了現在說的[摹擬]。摹擬對痛感文化就是移植的人來說是美學。支撐著摹擬的,是對移植文化的認同,在這文化的深層,是對這種文化載體----人的生活態度、價值觀的模仿。這種模仿的形成來自於社會各種條件的作用,在社會領域中,其中有一種叫[社會同調]的現象,俗語叫附和雷同性,是一種沒有性格的表現。
鄰居家買了彩電,所以我們家┄┄,那個人全家去哪裡玩兒了,所以我們家┄┄。
在我們的性格中,可能有不和別人一樣就會不安的傾向,所以經常有一個人說什麼什麼時髦,很快這真成了時髦。正如那句[一隻狗虛叫,萬隻狗實叫]的諺語。由於擔心大眾盲目的人云亦云,隨波逐流,這樣的雷同性被嚴厲地批判,但同時,我們仍然走不出它。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個詞叫[鄰家農夫],鄰家農夫開始插秧,我家也插秧,鄰家農夫開始收割,我家也急急忙忙地開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沒有自主性,沒有獨立的計劃性。
用日裔猶太籍人本田桑的話來說,這是[宣傳型耕作]的特徵,具有它的合理性的行為方式《日本人和猶太人》。假如在規定的日子沒能行動,所謂的[一日懶惰,一個月不吉利],鄰家在收割,只有我家要發揮自主性,遲他一天,這一天也許就有難以預料的事情發生,如果遇上颱風,就會帶來鄰家是百分之百的收穫,我家是顆粒無收的結果。
諺語[懶人節日忙],在今天它所含的譴責意義已經很淡,想不到的加班,星期日工作,都自嘲為[懶人節日忙],在說笑中沖淡了其中的含義。這句話的本意是說,休息日絕對不能工作,不只是讓身體休息,還是對上帝祈禱的日子。(holiday是聖日的意思)
在這一天不再工作,向神祈禱,或者是迎接神的到來。比方說迎接土地神的休息,懈怠了這件事,就會帶來對這一年收穫有影響的莫大罪惡。懶惰者的可惡處,不是他們平日的懶惰,是本該休息的日子,而不休息。
節日工作的人,大腦都不清楚。
這種集團的嚴謹日程,是因為在我國必須遵循四季的自然規律進行耕作,違背它就得不到收穫,當然是具有合理性的。本田桑先生把這也作為一種[自主性]。「自發地選擇一個鄰居作為模範,向他那樣做,是一種偉大的自主性,能夠準確地去模仿是需要有同等的技術的,為了掌握技術而進行的自我訓練就是自主性——,至少對宣傳型耕作是這樣。在這百年之中,歐美被稱為日本人的鄰家農夫」。
[附和雷同]中具有[自主性]的觀點是我們站在自我立場的逆說,讓我們先保留對它的判斷。從附和雷同中產生的畫一性,如果承認它對文明的框架起安定作用的話,那麼在[模仿]和[創造]之間,還需要時間進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