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 簡體版 | 發布廣告 |常用工具 | 網站地圖

登錄註冊找回密碼切換風格

我要發布

倍可親首頁 › 日誌 › 楓樹下 › 日誌

楓樹下

https://big5.backchina.com/?275060

【偶像的陰影】--從人格看古代文壇巨人（4）范仲淹歐陽修

作者：楓樹下於 2012-9-29 03:4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文史雜談|已有3評論

（作者：Yi Yang）

當歷史的車輪滾滾駛入大宋王朝，中國古代文學迎來了繼唐代之後又一個輝煌的時代。宋代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地位與唐代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統治階層對知識分子的優待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們也投桃報李，不僅把文學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更為國家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立下不朽功勛。

范仲淹和歐陽修，就是北宋初期文人從政的傑出代表。他們二人在文壇和政壇上是如此優秀，不僅顯赫於當時，更彪炳於後世。

宋代，對文學，乃至整個文化領域，都是一個濃墨重彩的時代。但同時，宋代又長期為人誤解，似乎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最讓人難以啟齒的一個。因此，在品讀范仲淹和歐陽修的同時，也要多花一些筆墨，還原一個真實的宋代，尤其是北宋。唯其如此，才可能給宋代文人的人格和作品，樹立一個準確的坐標。

每個朝代的文人，都會群體性地顯現出鮮明的時代特性。在國際化的、開放的唐代，知識分子儘管有著所謂的盛世精神，但是與面臨的生存環境、政治環境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理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的不統一，極易導致人格與作品之間產生嚴重背離。這種情況絕非僅只李杜韓柳，唐代大家中比比皆是。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再也沒有擺脫藩鎮割據的泥潭，直至黃巢起義，帝國崩塌。其後藩鎮割據愈演愈烈，軍閥混戰，山頭林立，城頭變幻大王旗。歷時半個多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給中華大地帶來深重災難，直至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再度統一全國。親歷割據時代的趙匡胤，為避免大宋重蹈覆轍，加強中央集權，實行「兵無常將、將無常兵」的軍事制度，且對宗室、后妃、外戚、宦官等四種政治勢力極力抑制。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為起始，選擇「與士大夫治天下」，視其為唯一可信賴依託的對象，使得士大夫勢力在政壇上一枝獨秀。宋太祖甚至立下誓碑，不許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者，足見其厚待文人之志。這種治國基本方針被固定為「祖宗家法」，為宋朝歷代皇帝所遵循，從而開啟了一個偉大的文治時代。

受《水滸傳》、《岳飛傳》、《楊家將》等小說影響，我們一般認為大宋是個無比糟糕的朝代。武力孱弱是大宋軍事制度的必然反映，但失之桑榆收之東隅，如果換個角度看，結論卻恰恰相反。

宋代是中國古代唯一長期實行興商政策的王朝。宋朝開創以來，政府引導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投入商業手工業中，國民經濟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趙匡胤曾言「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制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宋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這些政策導向使手工業高速發展，商業極為興盛，由此宋朝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和銀行（錢莊）。

這些變革使得宋代（包括南宋）的國民生產總值遙遙領先於其他朝代，皇權時代中只有清代後期勉強達到宋代平均水平，而其人口數量卻數倍於宋代，可見宋代人均產值之巨。這還不算，宋代GDP的構成更驚人，作為農耕國度，農業產值只佔不到三成，而工商業竟然貢獻了70%的比例，商品經濟之發達，足以令其他朝代望其項背。

雖然宋代由於外戰成績糟糕而口碑比較差，但黎庶富足，CPI長期保持較低水準（蘇軾貶黃州時曾感慨，上好的豬肉，價格有如泥土），人民生活水平比歷史上那些所謂的盛世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史書和小說中，我們每每看到宋代社會呈現出一派娛樂項目花樣百出、精神食糧供不應求的景象。宋代從詩詞文章、史學哲學、琴棋書畫、醫學茶道，到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紡織、陶瓷，乃至航海、造船、工藝、農技等各個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后難企及的高度。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最富裕的朝代。因此，不要輕信《水滸傳》里民不聊生的鬼話，更不能輕信宋江如不歸順必將掃平大宋的臆想，宋代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被外族顛覆而非內部瓦解的統一政權（明代要記在李自成帳下），是有其深刻歷史原因的。

根據史料，宋代的農民起義次數和規模均遠遠落後於其他朝代，無論是被吹上天的水泊梁山，還是方臘、李順王小波，兵力不過數萬，地域從未跨省，足以說明宋代沒有從內部被顛覆的群眾基礎。

我們熟知的唐宋詩詞也有著絕妙的反差：頂著盛世光環的唐朝，誕生了杜甫這樣的現實主義詩人，寫下了大量反映民間凄慘生活的詩；眾口抨擊的宋代，卻基本沒有這類詩人，倒是產生了一大批陸遊、文天祥這樣力主抗擊外寇的血性文人。

我們常常說起的盛世，有兩個基本條件：國強和民富。從文景之治到康乾盛世，細覽歷史上的所謂盛世，國強者民不富，民富者國不強，真正兩者得兼的，國強如貞觀，民富如兩宋，曆數兩千年而不見其一，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大悲哀。

富而不強的北宋政府，有兩個重要的基本國策。其一是歲幣，即每年向鄰國進貢，花錢買和平；其二是公務員的高俸祿高福利。

廣受詬病的歲幣，其實是很大誤解。以《澶淵之盟》為例，當時大宋的歲入，大約是一億兩白銀，歲幣為十萬兩白銀、絹二十萬匹，即便仁宗時又有所追加，歲幣仍是杯水車薪。這還不算，關鍵在於其中的兩國開展自由貿易條款太厲害了，大遼除了賣羊賣馬，幾乎沒有任何產品可以輸出給宋，而宋朝的每一種商品，都是遼需要的。而且，當遼國發現賣馬使大宋騎兵驟增之後，蕭太後下令賣馬者誅族，如此一來，遼宋呈現出更加巨額的貿易逆差。當年的貨幣戰爭，不但使遼國把歲幣收入賠得底兒掉，還要數倍倒貼。盟約締結后，宋、遼之間百餘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澶淵之盟》之得失，怕是未必如教科書所說的那樣吧。

俸祿方面，史料表明，宋代公務員工資之高，達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以宋代官員中俸祿最高的包拯為例，有好事者按照貴金屬價格測算，月薪大約相當於今天的二十五萬元人民幣。如果加上物價因素，實際購買力更將是個驚人的數目，別的不說，對比一下豬肉價格吧。

隨著重文輕武政治路線的確立，北宋政府進一步深化了科舉制度。其中最為引人側目的，就是徹底取消了門第限制，社會各階層的優秀子弟都被允許應試入仕。同時，宋代廢除了「公薦」制度，推行彌封、譽錄之法以嚴格考試製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場內外的徇私舞弊行為，保證了科舉考試中「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公平競爭原則的實施。為防範家族勢力做大（即所謂「勢家」），政府有意識地通過科舉讓下層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甚至不惜在不同程度上違背了「公平」原則。宋史中常有皇帝勸權貴子弟莫與貧寒者爭仕途的事情，結果通常是貴族子弟「皆罷之」。

這樣，來自下層的知識分子成為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主體部分。他們出身寒微，沒有勢家背景，其榮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這就是中央集權在士大夫階層的體現。

說到中央集權，通常讓我們感到不民主，而中央集權度最高的宋代，卻恰恰是封建社會中最民主的朝代，君臣互不相讓，官員修改皇帝詔書之事，在宋代屢見不鮮。

政策導向的力量是如此強大，使得知識分子隊伍迅速壯大，科舉取士的人數隨之水漲船高。從太祖時期的每次幾十人，到太宗時每次的二百多人，到真宗時，一次錄取進士就達六七百人，而且對屢試不第者大開綠燈，凡應試五場者，就算未中也可獲得進士稱號。知識分子如果有幸趕上這個時代，只要身體好，有耐心，都可成為公務員。更有甚者，中高級官員倘若退休或身故，其直系、旁系親屬，有時甚至門人都能到政府工作，此謂「蔭補」，簡直就是升級版的接班制度。

如此寬鬆的科舉和吏制，造成北宋初年公務員泛濫，稱作「冗官」。

當冗官遭遇高俸祿制度，一方面導致公務員隊伍魚目混珠效率低下，另外，再高的國民生產總值，也無法應付如此之高的財政支出。因此北宋政治經濟改革一直沒有間斷過，絕非僅只眾所周知的王安石變法。

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范仲淹登上了歷史舞台。

范仲淹是個超人。

作為忠實儒家信徒的范仲淹極富傳奇色彩，他以正統儒學為準繩，在學術和生活上長期磨礪自己。套用今天一句惡俗的話就是：男人，要對自己狠一點。范仲淹的勵志故事不勝枚舉，每為後人津津樂道，影響極為深遠。若論北宋後文人的偶像，范仲淹首當其衝，沒有任何爭議。

自幼喪父的范仲淹，成長之路異常坎坷，按照世俗的看法，其中不少都是「自虐」。比如「斷齏畫粥」的典故，以及拒絕同學施與的美食，安於白粥鹹菜。要不怎麼說范仲淹是超人呢？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猶勝孔夫子高徒顏回之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

真宗時期的公元1011年，二十三歲的范仲淹來到位於南京（今商丘，下同）睢陽的應天府書院（北宋時全國三大最高學府之一）免費就讀，這對於窮困潦倒的范仲淹來說實屬天賜。范仲淹恪守清貧生活，晝夜苦讀，並許下了「或為良相，或為良醫」的志向，成為後世儒生們前進的路標。很多金元明清的名醫，都從中汲取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余」，公元1015年春，范仲淹通過科舉考試。1024年，范仲淹任江蘇興化縣令期間，做了自己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與好友滕宗諒（就是《岳陽樓記》中的那位滕子京）一起，全面負責治堰建堤（后稱「范公堤」），名震朝野，因而很快被調回京師任大理寺丞。

不久後母親病故，范仲淹服喪於南京。南京留守官晏殊請范仲淹任教於應天府書院，自此，范仲淹每到一處，公務之餘都會興辦公立學校，並身體力行，教書育人，不乏慷慨解囊資助貧寒讀書人的事情。這期間，范仲淹寫下《上執政書》,對政府的人才選拔提出尖銳意見，認為只重視科舉而不重視基礎教育，乃捨本逐末之舉。《上執政書》標誌著范仲淹成為封建社會最有作為的教育家，對宋代下層知識分子有著深遠的影響。

公元1028年，服喪結束的范仲淹經晏殊推薦，榮升秘閣校理，相當於皇上的私人政治顧問，在宋代，這通常是為相的前奏。但是，其後八年裡，范仲淹因直言諫議三度貶官，因地方政績三度調回。范仲淹在詩中說「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為三黜人」。貶謫不可易其志，與韓柳相比，有雲泥之別。看似文弱之身，實則錚錚鐵骨，這是北宋文人有別於唐代文人的所謂群體性格。

公元1040年，五十二歲的范仲淹戍邊，抗擊西夏入侵。范仲淹在西北邊塞四年，打了很多勝仗，邊疆形勢轉危為安，當地百姓歌頌說：「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相比韓愈的「勇奪三軍之帥」，范仲淹武功方面的貢獻要大得多。

公元1043年，宋仁宗調范仲淹回京，決意變革。范仲淹上《條陳十事》，開始主持「慶曆革新」，著手整頓吏治，改革朝政。

《條陳十事》直指吏制和科舉弊端。吏制方面，大力精簡官僚機構，以往憑家勢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單憑資歷晉陞的官僚，增加了政績品德調查；有特殊才幹的人員，則可能得到破格提拔。科舉方面，一邊重視基礎教育，大量興辦公立學校，給下層人民以學習機會，一邊在科舉試題上下功夫，重點突出實用議論文的考核，使華而不實者淘汰，真知灼見者入圍。

一如歷史上的重大改革，慶曆革新觸及了方方面面盤根錯節的利益，遇到強大阻力，范仲淹等因而遭到了守舊勢力全方位的打擊報復，致使革新最終失敗，范仲淹再度貶謫地方。慶曆六年，五十八歲的范仲淹在鄧州寫下聞名遐邇的《岳陽樓記》，為抒發自己改革失敗的心情，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必須要強調的是，變革雖然失敗，但是很多條款得以保留延續，這對後來北宋士風的轉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尤以科舉方面為甚。

公元1052年，范仲淹在調往潁州途中，病逝於徐州，終年六十四歲。這時范仲淹積蓄已盡，一家人貧病交困，僅借官屋暫棲，略避風雨。《水滸傳》誇宋江仗義疏財，在錢財數量和施與對象上跟范仲淹相比，簡直不值一提。在高俸祿的北宋，長期擔任朝中要職，官至位極人臣的參知政事和樞密使的范仲淹，臨終時窮困到如此程度，足見其風骨若何。

范仲淹死後謚文正，范文正公成為後世文人的偶像。范仲淹終生踐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亞聖「養吾浩然之氣」的訓誡，重視儒家修身，視氣節若黃金、錢財如糞土。嫉惡如仇，能言極諫，施政有方，興學有法，文治武功皆有大作為，頗不負大丈夫之志。

范仲淹人格特點是極其鮮明的剛直不阿、寧折不彎，這是他長期恪守儒家精神的結果，被視為「粹然無疵」的完人。但也正是這個完人，無法擺脫儒家自身的缺陷，導致一種完美的缺陷。范仲淹的一生，是奮鬥和戰鬥的一生，先憂後樂，何其壯哉，然世之憂患漫無盡頭，先憂後樂，不過盡憂無樂耳。

范仲淹雖然畢生信念執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但政治上主持慶曆革新失敗，仕途上幾經沉浮大起大落，嘗盡派系鬥爭之苦，這裡面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以其為首的改革派過於剛烈的團隊性格。范仲淹精神上雖百鍊成鋼，正氣浩然，然不知迂迴不懂變通，只能無限擴大對立勢力，最終與理想失之交臂。此乃國之不幸，更是己之不幸。

這位儒家的苦行僧，後世頂禮膜拜者眾，效仿有成者寡，蓋完人終罕見，超人不世出也。

歐陽修與范仲淹是北宋初年文壇政壇上交相輝映的雙子星，他們彼此仰慕，相互提攜，堪稱一段佳話。

與范仲淹一樣，歐陽修四歲喪父，童年很悲慘，幸運的是有位古代「四大賢母」之一的好媽媽，留下「荻沙教子」的典故。十歲時，偶得韓愈《昌黎先生文集》，手不釋卷。這部書不受文體桎梏，言之有物，不僅深刻影響了歐陽修的文學理念，也由於歐陽修後來的文壇領袖地位，更影響了北宋文壇的發展方向。

歐陽修秉承韓愈言簡意賅的樸實文風，堅決反對華而不實。有個小故事很能說明問題：歐陽修在翰林院任職時，與三個下屬出遊，見路旁有匹飛馳的馬踩死了一隻狗。歐陽修提議以修史方式記錄此事，三個下屬敘述皆冗長，歐陽修卻道出區區六字：逸馬殺犬於道。

歐陽修小范仲淹十八歲，堪稱忘年交，二十三歲考中進士進入官場之後，十分仰慕范仲淹，但是仰慕的方式很匪夷所思，就是范仲淹有了施政舉措，歐陽修擊節叫好，范仲淹悄無聲息的時候，歐陽修就措詞激烈地寫信，抨擊范仲淹不謀其政。攤上這樣的粉絲，范仲淹不玩命往上沖也難啊！

慶曆三年，歐陽修任右正言、知制誥，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推行「慶曆新政」。兩年後，革新失敗，范仲淹等相繼被貶，其時新舊兩派圍繞范仲淹的貶謫爭論不休，宋仁宗被吵得心神不寧，一怒之下詔命不得議論此事，歐陽修豈肯罷休？因《與高司諫書》為范仲淹抱打不平而被貶為滁州太守。

滁州期間，歐陽修寫下了名篇《醉翁亭記》。

歐陽修的仕途象范仲淹一樣，也是幾經沉浮，數番貶謫。作為忘年交，歐陽修的脾氣稟性與范仲淹還真類似，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別人貶謫不說哭天搶地，至少也垂頭喪氣，歐陽修不然，他不但大談自己決不後悔前途依然光明云云，還以韓愈為例，痛斥那些雖敢於直諫、一經貶謫卻哀求乞憐者。

愛其文而恨其志，歐陽修一分為二看待韓愈，涇渭分明。

不止是對韓愈，歐陽修對所有人都是這樣，無論親疏敵友。昔日仇人落到手裡，仍然認真調查，發現沒什麼大過錯，立刻放人。為朋友寫墓誌銘，決不稀里糊塗象多數人一樣毫無原則地讚美誇大，為求客觀不惜得罪朋友家人。在歐陽修的眼裡，恩怨情仇大不過自己心裡的那桿正義之秤。這一點，歐陽修比范仲淹要好，范仲淹號稱完人，其實也不是沒有污點，好朋友滕子京貪贓枉法坑害百姓，范仲淹不僅積極護短，更在《岳陽樓記》中鼓吹什麼「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令後來的司馬光很不以為然。

歐陽修四十二歲那年，仁宗愛其才華，召回京城，又覺得歐陽修這個人政治上是個刺頭，不容易駕馭，於是給了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官銜，歐陽修一邊興學修史，一邊負責科舉。這期間，歐陽修已成為北宋文壇領袖，通過科舉這一樞紐，徹底扭轉了北宋文風，提攜了一大批優秀文人，這些人後來成為北宋文壇、政壇上呼風喚雨的人物，如蘇軾兄弟、曾鞏等。

由於政績卓著，受仁宗再次提拔，官位扶搖直上，直至參知政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政治理想始終難以實現，萌生退意，多次辭職，仁宗不準。英宗即位后仍多次上表請辭，亦不準。

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96年），王安石變法，當年的革新派歐陽修，因反對青苗法，再次請辭，為保障變法順利進行，宋神宗批准，賜太子少師，赴任蔡州。熙寧四年，辭掉全部官制，閑居潁州。

晚年的歐陽修，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負，屢遭陷害，雖皇帝垂憐，卻因剛猛性格不容於朝堂。回歸田園，以「書一萬卷，金石文一千卷，琴一張，棋一局，酒一壺，吾老於其間」，而自號「六一居士」。但歐陽修畢竟不是陶淵明，醉翁之意既不在酒，又豈在山水之間？他無法擺脫政治。六一雖美，其實卻並不真正屬於他，因而下野一年即病逝。

歐陽修以貧賤出身而位極人臣，是多少讀書人可望不可及的事，但這一切對歐陽修而言，並不意味著太多幸福。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給與歐陽修沉重打擊，以其始終如一的個性和追求，雖官職不斷提升，精神上卻日益沉重。

歐陽修比范仲淹要風雅些，寫過不少艷詞，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卻被政敵當成髒水兜頭澆下，真是透心涼啊！歐陽修一生做過不計其數的大事，也遭到了不計其數的詆毀，可悲的是，這些詆毀，同時來源於敵我。

歐陽修就象一輛馬力強勁的跑車，狂飆不止，沒有餘暇，或者也沒有機會停下來加油歇息，最終在長期的透支中，耗盡了自己的能量。

歐陽修的人格，一如范仲淹，雖一身正氣，卻直來直往，不諳迂迴駕馭之道。政治不比做學問，哪裡有一帆風順的變革？用力越猛，后坐力越大，歐陽修與其說是被政治所傷，毋寧說是為自身所累。

范仲淹和歐陽修都是令人尊敬的文人，有著萬眾景仰的品德，但是，難以善終的人生，是人格乾剛有餘而坤柔不足的體現。作為率直的政治家和富有激情的文學家，當然是值得推崇的，但如果從偶像的角度看，他們的人格並不特別值得效仿。

當然，放眼歷史長河，他們的結局並不算壞，這得益於宋代相比於其他朝代顯著寬鬆的政治環境。宋初名相寇準，有一次上奏激怒宋太宗，太宗拂袖而去，寇準竟拉著龍袍不撒手，讓趙光義很沒面子，這在皇權時代簡直難以置信，這就是大宋的朝堂風格。如果他們置身其他歷史時期，結局似乎並不太難預料。

本文一直強調的是，北宋知識分子們人格的群體特點。既稱群體，當然就非止范仲淹、歐陽修如是，前有寇準、包拯，後有王安石、司馬光等皆如是。當我們遙望王安石下野后騎著青驢的落寞身影，以及司馬光不問政事白首修史的孤燭，心中生出的，又何止一屢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