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唢呐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十）

大船何日过三峡？（九）


金唢呐


唐德刚对毛时代的评价有道理但不准确

第四，唐德刚在不同文章里评价了毛时代和毛泽东本人，概括起来有下面三小条：
1、毛时代就制度层面而言，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

2、就毛执政二十八年的政绩而言，以五七年为界，由五七年前完全正确，到五七年以后的完全错误，堪比“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而且“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

3、就毛本人的能力而言，是夺权有方，弄权有术，治国无能，“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

我对唐德刚论述的看法是：第1条完全不同意；第3条完全同意；第2条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就把不同意的理由说一下。

先说第1条。首先需要说明什么是制度转型。所谓转型的含义，就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样看来，1949年红色政权的建立完全可以看做一场转型，若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不算“转型”，那神马才算转型泥？楞把这说成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就更有点搞笑了。因为实在看不出1949年以后的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以及“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与“传统帝制”有什么相似之处？毛时代对人们财产的剥夺、对于民间社会的摧毁以及对于私人生活的极度控制，绝不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帝制”能望其项背的。“传统帝制”从来没有让农民失去迁徙的自由，更没有农民饿死也不准到其他地方逃荒要饭。

再说第2条，唐德刚五七年以前毛主席“完全正确”的说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不说别的，光是1951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清水里洗三遍，血水里泡三遍，碱水里煮三遍”，就看不出正确在何处。但唐德刚以五七年为界我认为是对的，只不过五七年之前应该是“部分正确”而不是“完全正确”，五七年以后确实是“完全错误”。

自毛主席在1949发表“一边倒”的宣言后，中国不仅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物质援助，而且治国模式也几乎是完全照搬苏联的（严格说从二三十年代的“中华苏维埃”就开始了），当时家喻户晓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毛本人也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也就是说，前八年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按现在的说法，毛主席是个“性情中人”，擅长演奏狂想曲，所以后二十年踢开苏联开始干自己独创的毛式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羡慕去吧”。

我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系列中曾说过，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点是血腥和僵化，缺乏动力，所以不能长期运转。但目的明确，方法简单实用，靠着二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毕竟还能运转起来，在短期内甚至是高效的。而且斯大林并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收拾对象，反智色彩不重。像五八年“小高炉炼牛屎铁”、文革毁党建党之类的蠢事，基本跟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无缘。

比如说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残酷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为此斯大林提出了“贡税论”，即国家利用对价格市场的垄断，扩大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强迫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缴纳的“贡税”，为工业化积累足够的资金（这是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4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的翻版）。苏联的农民因此被剥夺了土地、耕畜、农具，被组织成缴纳“贡税”的劳动军；被置于各种刑法、法规的约束下，在包括机器拖拉机站在内的各级机关、各种机构的严密监控下劳动。集体化运动的几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据不完全统计也在400—500万人。但是，不得不承认，苏联的重工业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快速的增长。

五七年以前中国大干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虽然也干了不少错事甚至坏事，但蠢事确实干的不多。毛泽东由于知识结构和能力所限，他老人家脑子里只能产生《桃花源记》这类的“略图”，根本无法照此施工。所以开始干社会主义的时候，只好实行拿来主义，按苏联设计的图纸施工。具体说，就是“以俄为师”：按照列宁的方式建党建军，按斯大林的方式搞建设。客观说，这种按图施工确实还取得了不少成果。那时毛主席虚怀若谷，确实做到了“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毛主席语录》）。比如当时的普及识字教育、推广新接生法、建立工厂学校医院等，都是我所说的“部分正确”的政绩。最重要的是在苏联人帮助下，中国建立了各种“体系”，包括工业、教育、医疗卫生、公检法等体系。看看东北就知道，都说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其实都是日本和苏联打下的底子。除了大庆油田，那些建设成果都跟毛主席没什么关系。中苏决裂后开始还靠着惯性按苏联模式继续运行了几年，后来就完全开始任着自己的性子胡闹了。

1956年以后毛主席居然也看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决定不再使用老大哥为自己设计蓝图，开始搞自己擅长的痞子运动，就是以发动群众“继续革命”作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且连时间都很具体，就是“七八年折腾一次”，力保红色社会可以像永动机般地不停运转，铁打的江山万世不竭。毛另起炉灶的结果，就是干出了一桩桩贻笑千古的蠢事，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差，“最后把八亿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绝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国灭种的边缘，自成五千年国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特殊阶段。”

唐德刚其实也看到了毛主席踢开苏联另搞一套的做法，但他和我的观点不完全一样，他认为毛的问题是“学习无对象、效仿无目标”所致。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毛氏这记虎头蛇尾的政权，大陆上的中共党史家，曾说他：‘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我们隔洋观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总统’在内，也曾笑过他，‘只会打天下，而不会治天下。’但是我们海内外两造，都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毛泽东何以不能治天下？这点倒要稍加解释。”

“‘自古帝王多无赖’，老实说，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来，必是一位顶瓜瓜的‘开国之君’，不下于刘邦、刘秀、赵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纵是袁世凯、蒋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当面恭维过他），都可做一阵好皇帝，而做不好总统、主席，何也？因为做皇帝，我们已有三千年老样板、老经验、老社会、老底子，你有本领打了天下，南面称孤，依照老样板、老经验来，虽阿斗、溥仪，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蒋、毛、李那个去古未远的时代，‘打天下’也远比‘治天下’容易。因为打天下只是无赖打无赖，封建残余打封建残余，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难了。老样板没有了。‘依样画葫芦’，也没个葫芦做样子了。你要做总统、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经；美国式、英国式、法国式、俄国式、苏联式、日本式，你学得再像模象样，你没他那个洋社会、洋底子，也是要画虎不成，画出狗来的。人家有人家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乱搬？”

我认为毛主席放弃学习苏联，并不是没办法“依样画葫芦”，而是不愿意“依样画葫芦”，这恐怕还是与毛本人的爱折腾的孙悟空性格有关。让毛主席老老实实搞经济建设、坐下来弄财政预算，恐怕比让他蹲监狱还难受。我至今认为，苏联与中国的国情很多地方都很像，如落后农业国、大一统情结等，马列设计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不搞则已，搞的话苏联模式便是最高境界。斯大林式社会主义问题出在制度本身，而毛式社会主义有制度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本人的恣意妄为所致。

至于老唐把毛时代形容成“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我觉得有歧视残障人士的嫌疑，不能因为人家裤裆里缺点东西就肆意糟蹋人家。“汉末十常侍”那段历史我不太熟悉，但“明末魏忠贤”多少知道一些。本来古代史官和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宦官的就有偏见，我印象里除了郑和因为下南洋“扬我国威”而受到正面评价外，其余的好像没一个好东西。即使如此，魏忠贤的罪名不过两条：一是迫害持不同政见和派别的知识分子（即东林党人，实际上是官僚集团），二是建生祠搞个人崇拜。前者最多相当于搞了一次超迷你型（super mini）反右，满打满算收拾了几百人，连个五七年的零头都够不上；而建生祠搞个人崇拜那点事儿手笔之小、规模之微，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儿戏，这在毛时代要被人笑掉大牙的。这两条无论哪一条都不及毛主席的万分之一，纯粹是“纳米巫见宇宙巫”。

毛主席光是反右、大跃进和文革这三件事儿，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永远是无人能超越的高山，汉末十常侍和明末魏忠贤只有“仰止”的份儿。反右按官方的说法是定了55万右派，文革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叶帅和耀邦不一样，那可是素来以稳重缜密著称，绝不是乱讲话的主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曾送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表扬他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是非分明，这么看来叶帅的话还是可信的。

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没有定论，张戎说七千万，袁隆平说三千四百万，毛左大佬李明瑞说两千两百万。官方从不明确表态，王顾左右而言他，让你猜哑谜。唯一官方提供的证据就是在新修党史《二卷》中写了这么一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1960年与1959年相比，中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用的也是这个数据）。自1950年后，中国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看看“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数学知识，列各种公式计算去。不过最保守估计的数字怎么也有三千万吧，能让饥荒从东北到广东、蔓延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饿死几千万，而且发生这在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时期，这也绝对称得上是人间奇迹。“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有这等本事吗？

说起这事儿来有时也感到挺悲凉的，党和政府连到底死了几千万人这么大个事儿都不给个明确的交代，直到今天国人只能从各种文献里找点线索猜哑谜，21世纪的“公民”做到这份儿上真是悲哀。我以前说过，现在觉得不让研究人员做实验造假感到太不公平，有一次研究生答辩，在摘要里他的每组动物数是n=15，正文里面小白鼠是20只，我还质问人家，弄得人家下不来台，支支吾吾说是笔误，其实谁都知道是造假。现在想想看，我真是TMD多此一举，少几只耗子算个屁事儿！

现代人物和事件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类比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遵照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谨慎行事，让事实说话。事实上老魏与毛主席没什么可比性。魏忠贤并不是像唐德刚说毛那样“二十年中，除整人杀人之外，未做一件历史家可以大书特书的善政”。连官方认可的百度都说“魏忠贤由于与控制舆论的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使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袁崇焕和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6.htm ）明朝灭亡前，崇祯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之后，终于领会到了皇兄明熹宗临死前强调魏太监“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祯命人厚葬魏忠贤，墓址选在了魏忠贤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至于老魏广为后人诟病的私生活和人品，其实也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一个太监能贪污腐败到哪儿去。最主要的还不是魏忠贤生前干了多少坏事，而是没有留下像毛主席那种“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的宝贵遗产，老魏“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死万事皆空，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连个当少将的后代也没留下。


【未完待续】

大船何日过三峡？（十）


金唢呐


众所周知，老芦当年曾在海纳百川“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主席比白痴”，说出了这样的名言：“论抢班夺权、杀人越货、造反作乱，尔虞我诈，他当然是不世出的犯罪天才(criminal genius)，可惜论正经治国，他乃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白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

老芦这话说得要比唐德刚更刻毒，但仔细推敲，却毫无夸张之处，好像多少还有些保守，不信可以具体分析比较一下。

比如这“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的说法很好鉴定，毛主席的“卖国”行为可分为两块。一是勘定边界时明送暗赠（据说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没有实际控制”），把中国版图缩水至960万平方公里，建国前后的地图在哪摆着，很好计算。二是将960万缩水至940多万，这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占了9万，缅甸还弄去几万，实际也就是九百四十多万，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恐怕再坚定的毛左也无法否认吧。而且这都是五六十年代失去的，跟后面的邓小平、胡赵江胡都没有任何关系，赖不到任何人头上去。“现代史上最大”也是事实，至少向缅甸这种小国、穷国、弱国、烂国赠送国土的事情在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印度那9万平方公里丢得更是极有创意，明明是打赢了，却还要再丢出去。据毛左说那是因为藏南地理环境特殊，“易攻难守”、“后勤保障困难”，所以后撤。赫鲁晓夫当时就问过周总理说：“中国单方面停火、（从藏南）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这个问题不仅赫鲁晓夫不清楚，好像能弄明白的人不多。

老芦唯一稍欠准确的是这个“卖”字，因为毛主席从来就没有“卖”过。历史上任何卖国条约都有交换条件，哪怕是所谓的“无条件”实际上至少也可换来暂时的和平，但至今还未见印度、缅甸有何回报，印度虽然被臭揍一顿，但好像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的害怕。而且把伟大领袖定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大”似乎也委屈了毛主席，近代史、古代史上有这样的大手笔、无回报的买卖吗？至少我没听说过。

至于“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白痴。”看上去夸张，但与“燕山雪花大如席”不同，实际情况完全属实，不信让俺的考证一下试试看。

历史上最著名的白痴皇帝当属晋惠帝，以一句“何不食肉糜”而贻笑千古。这段话出自《晋书•惠帝纪》，原文是这样写的：

“帝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释义：司马衷曾经在华林园里游玩，听到虾蟆咕呱咕呱的叫声，就问侍从们：“这叫唤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从们说：“这叫唤的东西在官家地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就是私人的。”到了天下灾荒的年岁，百姓饿死，司马衷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呢？”他的昏聩痴顽都是这种样子的。）

人们认为晋惠帝的白痴之处有两点，一是晋惠帝听到虾蟆叫，问侍从虾蟆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我觉得无论晋惠帝的提问和侍从的回答都没有错，哪怕放到今天，你到私人责任田里捉田鸡、抓黄鳝、挖泥鳅也必须经过承包人的允许，否则不把你打成肉饼才怪。倒是文革中的“社会主义草”、“资本主义苗”远比这可笑：种在农民自留地里的麦苗就是“资本主义的苗”，麦苗长在公社田地里属性就成了社会主义。养鸭子三只就是社会主义，再多养两只就成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人家晋惠帝不过是出于好奇问问而已，没采取过任何实际行动，更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清剿私家的虾蟆。而文革时那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众所周知，也就是到了20世纪末国人才把这其中的复杂道理整明白。前几天（2011年12月17日）中央2台介绍中国首富华西村的时候还有这样一个镜头：有外国记者问：华西村姓社还是姓资，老书记吴仁宝还机智地回答：华西村不问姓社姓资。这种好像还与老邓南巡讲话时论证某台机器“姓社姓资”有关，不信看看这篇报道：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来到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陆德纯指着观察窗附近的一台设备介绍：“这是我国新近从美国进口的第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是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之一。”邓小平马上接过话茬，问大家：“你们说这台进口设备姓‘社’还是姓‘资’？” 当大家还在发愣的时候，邓小平又意味深长地说：“它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资金，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
（见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21/content_1845931.htm ）


至于那句“何不食肉糜”可笑固然可笑，但要知道那不是命令句。中文中的问号是1914年胡适写日记时最早开始使用的，以后胡适发表了《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等文章，提倡使用标点符号，并和北大其他5名教授联名提出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方案》，要求政府颁布通行“，。；：？！()《》”等标点。1920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批准了北大六教授的提案。虽然过去史书没有标点，但谁也不能否认那不过是一句不耻下问的“疑问句”，按照现在网络语言就是“弱弱地问一句”，跟“速食肉糜”、“不食肉糜者斩”是两回事。况且以后晋惠帝也没有组织过全国人民学习，更没有把“何不食肉糜？”落在实处。

而大跃进的各种笑话远比这可笑得多，像河北徐水的“狗肉汤浇小麦”那可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要说“狗肉汤浇小麦”是群众自发行为，那么下边这段话可是跟群众没什么关系，是实实在在的金口玉言，下面是毛主席在徐水视察时说的原话：
（见 http://tieba.baidu.com/f?kz=87324616 ）

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帐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得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大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其实毛主席多虑了，第二年徐水县就开始大面积饿死人了。

粮食不同于蔬菜，无论小麦玉米高粱还是大米，保存个几年都毫无问题：“今年粮食收多了怎么办？明年少种一些就是了”。打死我也不理解，这么简单的事情只要不是白痴都会明白，怎么会把毛主席和干部群众们愁成这样。

要是这些还不算，还有更结棍的：“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是文革期间耳熟能详的最高指示。而且这可不是光说说，还真落在了实处。五十年代中国根据苏联经验建立的医疗和防疫体系还是很有特点的，其他西方国家医学教育的学制都是单一制（日本和英国为六年，美国加拿大是八年），而中国医学教育是三五七年，有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四个级别，比较灵活，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对于快速培养农村基层医生确实有它有利的一面。文革时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原有的医疗和防疫体系被彻底砸烂了，然后让没有任何医疗经验的农村社员培训三个月上岗（有的地方是两个月）。要知道，这时候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啊，还用战争时期部队训练卫生员的办法构建医疗体系，你说这不是白痴是什么？

文革中停止招生的不光是医学专业，其它专业也难逃厄运。因为道理很简单：黄道婆是几年制？李冰父子是几年制？张衡是几年制？鲁班是几年制？那些人不也照样设计纺织机械，修都江堰、发明地震仪、建赵州桥吗？（注：赵州桥还有一说是李春建造的）这么说，什么纺织学院，大学里的水利系、建筑系、地球物理专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当年黄道婆能做到的，凭什么现在中国人做不到？

文革期间从工农兵里挑选“优秀人才”上大学的做法也是一样。这并非毛主席的首创，本来是斯大林在苏联建国初期的做法，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中国50年代也这么做过。我以前说过，虽然斯大林是鞋匠的后代，但与毛主席不同，他从来没有认为手上的泥巴和脚上的牛屎是什么光荣的象征，相反，工农干部进城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知识，变外行为内行，尽快洗净手上的泥巴，擦掉脚上牛屎。苏联十月革命时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文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农的文化水准，苏联实行教育“向工农开门”，高等学校附设了工人系（旧译工农速成中学），还有的开设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为了红色专家。像赫鲁晓夫就是个地道的煤黑子后代，革命后在矿山技术学校工人专修班学习，以后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也算个半吊子专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后代，以后在冶金学院夜校部拿到了学士学位和冶金工程师职称。

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实行苏联一边倒，“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当时工农速成中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学生都来自参加革命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和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文革期间工农兵学员好像是五年工龄？），学习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考试后被送入大学。劳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宝都是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与李希凡合写评论红楼梦文章而受到伟大领袖赞扬的蓝翎，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教师，后来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学戴上的。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有它的合理性。可在建国20多年以后，突然把原有的教育体系都砸烂，然后重新回到建国时初始状态，你说这不是白痴是什么？

要想找还有的是，譬如由工人宣传队领导和管理大学，“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非咄咄怪事？”，真是要多少有多少，晋惠帝算个屁。毛主席要是排第二，看谁敢说自己是第一！

毛主席留给中国“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的宝贵遗产很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不清”。有些是看得见的，比如说这人口问题和城乡二元化。人口问题当时马寅初提出过，那时候人口基数少，只要适当控制就可以解决，根本不用搞到“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也要把计划生育搞上去”（某村墙上著名标语）。中国非但不控制，还跟着苏联嚷嚷“英雄母亲”（这在五十年代尽人皆知）！后来若不实行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就要爆棚。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速倒是控制了，为这事儿中国在国际上颜面尽失，而且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简直就是解不开的难题。城乡二元化也是一样，当年“八亿人口七亿农民”喊得那么自豪，毛主席驾崩后人们终于算过账来了，知道近90%的人土里刨食那是落后农业国的象征，实在不值得骄傲。可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取消户籍制度可不是说着玩的，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现在不过放开些口子，各种问题接踵而至，现在的住房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自杀问题实际上都与此有关系。

还有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迷倒了无数人的“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或曰“毛主席的人格魅力”），说白了也就两条，一是不按规矩出牌，二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说的这两条，哪怕毛主席在世也会承认的。当年在延安接受美国记着斯诺采访时，主席形容自己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听不懂中国的歇后语，还被误译为“一个没有头发的和尚打着雨伞，在雨中孤独地行走，看不到天日”，斯诺误以为是描述当时其被排挤的状况。这些“雄才大略”跟基础文明“契约精神、权利意识”完全背道而驰，而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阶级斗争理论更是构建现代民主社会所需要宽容、妥协精神的天敌。所以毛左群众说的一点不错，毛泽东思想是抵制西方普世价值观最有力的武器！

关于毛主席治国的丰功伟绩，要写的话得专开个系列才行，而且像我这个啰嗦劲没个十几万字根本拿不下来，毛史专家芦笛同志已经说的很多了，而且还要出专著，据说已经跟出版社签了合同，我再怎么写也写不过人家，咱们还是等着看老芦的专著吧。


休息几天，再把后面5、6条说完，啰啰嗦嗦写了这么多，烦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