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嗩吶 大船何日過三峽？（九）（十）

大船何日過三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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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對毛時代的評價有道理但不準確

第四，唐德剛在不同文章里評價了毛時代和毛澤東本人，概括起來有下面三小條：
1、毛時代就制度層面而言，是「傳統帝制的迴光返照」。

2、就毛執政二十八年的政績而言，以五七年為界，由五七年前完全正確，到五七年以後的完全錯誤，堪比「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而且「不但搞得死人數千萬，文物財產被他破壞得無法補償。最糟的還是他把整個中國弄到廉恥喪盡，是非全無，幾乎到了萬劫不復的絕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也。」

3、就毛本人的能力而言，是奪權有方，弄權有術，治國無能，「我們隔洋觀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總統』在內，也曾笑過他，『只會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

我對唐德剛論述的看法是：第1條完全不同意；第3條完全同意；第2條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就把不同意的理由說一下。

先說第1條。首先需要說明什麼是制度轉型。所謂轉型的含義，就是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轉變。這樣看來，1949年紅色政權的建立完全可以看做一場轉型，若這種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還不算「轉型」，那神馬才算轉型泥？楞把這說成是「傳統帝制的迴光返照」就更有點搞笑了。因為實在看不出1949年以後的社會形態、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以及「日常家庭生活、婚喪制度、財產制度……」，與「傳統帝制」有什麼相似之處？毛時代對人們財產的剝奪、對於民間社會的摧毀以及對於私人生活的極度控制，絕不是「皇權不下縣」的「傳統帝制」能望其項背的。「傳統帝制」從來沒有讓農民失去遷徙的自由，更沒有農民餓死也不準到其他地方逃荒要飯。

再說第2條，唐德剛五七年以前毛主席「完全正確」的說法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不說別的，光是1951年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清水裡洗三遍，血水裡泡三遍，鹼水裡煮三遍」，就看不出正確在何處。但唐德剛以五七年為界我認為是對的，只不過五七年之前應該是「部分正確」而不是「完全正確」，五七年以後確實是「完全錯誤」。

自毛主席在1949發表「一邊倒」的宣言后，中國不僅從蘇聯得到了大量的物質援助，而且治國模式也幾乎是完全照搬蘇聯的（嚴格說從二三十年代的「中華蘇維埃」就開始了），當時家喻戶曉的口號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毛本人也說過：「建國后，前8年照抄外國經驗，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應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也就是說，前八年是斯大林式社會主義，按現在的說法，毛主席是個「性情中人」，擅長演奏狂想曲，所以後二十年踢開蘇聯開始干自己獨創的毛式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羨慕去吧」。

我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系列中曾說過，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特點是血腥和僵化，缺乏動力，所以不能長期運轉。但目的明確，方法簡單實用，靠著二杆子（槍杆子和筆杆子）畢竟還能運轉起來，在短期內甚至是高效的。而且斯大林並沒有把知識分子作為重點收拾對象，反智色彩不重。像五八年「小高爐煉牛屎鐵」、文革毀黨建黨之類的蠢事，基本跟斯大林式社會主義無緣。

比如說為了高速發展重工業，以高積累與殘酷剝奪農民的辦法集聚資金，是斯大林工業化道路的基本原則和特點。為此斯大林提出了「貢稅論」，即國家利用對價格市場的壟斷，擴大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強迫農民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繳納的「貢稅」，為工業化積累足夠的資金（這是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1924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論的翻版）。蘇聯的農民因此被剝奪了土地、耕畜、農具，被組織成繳納「貢稅」的勞動軍；被置於各種刑法、法規的約束下，在包括機器拖拉機站在內的各級機關、各種機構的嚴密監控下勞動。集體化運動的幾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據不完全統計也在400—500萬人。但是，不得不承認，蘇聯的重工業確實在短期內取得了快速的增長。

五七年以前中國大幹斯大林式社會主義，雖然也幹了不少錯事甚至壞事，但蠢事確實幹的不多。毛澤東由於知識結構和能力所限，他老人家腦子裡只能產生《桃花源記》這類的「略圖」，根本無法照此施工。所以開始干社會主義的時候，只好實行拿來主義，按蘇聯設計的圖紙施工。具體說，就是「以俄為師」：按照列寧的方式建黨建軍，按斯大林的方式搞建設。客觀說，這種按圖施工確實還取得了不少成果。那時毛主席虛懷若谷，確實做到了「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毛主席語錄》）。比如當時的普及識字教育、推廣新接生法、建立工廠學校醫院等，都是我所說的「部分正確」的政績。最重要的是在蘇聯人幫助下，中國建立了各種「體系」，包括工業、教育、醫療衛生、公檢法等體系。看看東北就知道，都說東北是「共和國的長子」，其實都是日本和蘇聯打下的底子。除了大慶油田，那些建設成果都跟毛主席沒什麼關係。中蘇決裂后開始還靠著慣性按蘇聯模式繼續運行了幾年，後來就完全開始任著自己的性子胡鬧了。

1956年以後毛主席居然也看出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決定不再使用老大哥為自己設計藍圖，開始搞自己擅長的痞子運動，就是以發動群眾「繼續革命」作為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而且連時間都很具體，就是「七八年折騰一次」，力保紅色社會可以像永動機般地不停運轉，鐵打的江山萬世不竭。毛另起爐灶的結果，就是干出了一樁樁貽笑千古的蠢事，而國家的經濟越來越差，「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

唐德剛其實也看到了毛主席踢開蘇聯另搞一套的做法，但他和我的觀點不完全一樣，他認為毛的問題是「學習無對象、效仿無目標」所致。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毛氏這記虎頭蛇尾的政權，大陸上的中共黨史家，曾說他：『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我們隔洋觀火的海外史家，包括小可和李敖『總統』在內，也曾笑過他，『只會打天下，而不會治天下。』但是我們海內外兩造，都未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毛澤東何以不能治天下？這點倒要稍加解釋。」

「『自古帝王多無賴』，老實說，毛公雄才大略，他真要做起皇帝來，必是一位頂瓜瓜的『開國之君』，不下於劉邦、劉秀、趙匡胤、朱元璋也。不特毛如此，縱是袁世凱、蔣中正，乃至我的朋友李宗仁（我就曾當面恭維過他），都可做一陣好皇帝，而做不好總統、主席，何也？因為做皇帝，我們已有三千年老樣板、老經驗、老社會、老底子，你有本領打了天下，南面稱孤，依照老樣板、老經驗來，雖阿斗、溥儀，也可照本宣科也。」

「在袁、蔣、毛、李那個去古未遠的時代，『打天下』也遠比『治天下』容易。因為打天下只是無賴打無賴，封建殘餘打封建殘餘，都有老套路可循。治天下就難了。老樣板沒有了。『依樣畫葫蘆』，也沒個葫蘆做樣子了。你要做總統、做主席，你得向洋人取經；美國式、英國式、法國式、俄國式、蘇聯式、日本式，你學得再像模象樣，你沒他那個洋社會、洋底子，也是要畫虎不成，畫出狗來的。人家有人家的傳統，我們有我們的包袱，政治制度，哪可以亂搬？」

我認為毛主席放棄學習蘇聯，並不是沒辦法「依樣畫葫蘆」，而是不願意「依樣畫葫蘆」，這恐怕還是與毛本人的愛折騰的孫悟空性格有關。讓毛主席老老實實搞經濟建設、坐下來弄財政預算，恐怕比讓他蹲監獄還難受。我至今認為，蘇聯與中國的國情很多地方都很像，如落後農業國、大一統情結等，馬列設計的「科學社會主義」，中國不搞則已，搞的話蘇聯模式便是最高境界。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問題出在制度本身，而毛式社會主義有制度上的問題，更主要的是毛主席本人的恣意妄為所致。

至於老唐把毛時代形容成「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我覺得有歧視殘障人士的嫌疑，不能因為人家褲襠里缺點東西就肆意糟蹋人家。「漢末十常侍」那段歷史我不太熟悉，但「明末魏忠賢」多少知道一些。本來古代史官和近現代歷史學家對宦官的就有偏見，我印象里除了鄭和因為下南洋「揚我國威」而受到正面評價外，其餘的好像沒一個好東西。即使如此，魏忠賢的罪名不過兩條：一是迫害持不同政見和派別的知識分子（即東林黨人，實際上是官僚集團），二是建生祠搞個人崇拜。前者最多相當於搞了一次超迷你型（super mini）反右，滿打滿算收拾了幾百人，連個五七年的零頭都夠不上；而建生祠搞個人崇拜那點事兒手筆之小、規模之微，在今天看來簡直就是兒戲，這在毛時代要被人笑掉大牙的。這兩條無論哪一條都不及毛主席的萬分之一，純粹是「納米巫見宇宙巫」。

毛主席光是反右、大躍進和文革這三件事兒，就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永遠是無人能超越的高山，漢末十常侍和明末魏忠賢只有「仰止」的份兒。反右按官方的說法是定了55萬右派，文革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葉帥和耀邦不一樣，那可是素來以穩重縝密著稱，絕不是亂講話的主兒。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曾送他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表揚他能在歷史的「大關節」處是非分明，這麼看來葉帥的話還是可信的。

大躍進帶來的大飢荒餓死了多少人沒有定論，張戎說七千萬，袁隆平說三千四百萬，毛左大佬李明瑞說兩千兩百萬。官方從不明確表態，王顧左右而言他，讓你猜啞謎。唯一官方提供的證據就是在新修黨史《二卷》中寫了這麼一句：「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1960年與1959年相比，中國人口凈減少1000萬。」（《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用的也是這個數據）。自1950年後，中國人口每年都是增加的，看看「三年困難時期」到底死了多少人，只能根據自己的數學知識，列各種公式計算去。不過最保守估計的數字怎麼也有三千萬吧，能讓飢荒從東北到廣東、蔓延全國960萬平方公里大地，餓死幾千萬，而且發生這在20世紀60年代的和平時期，這也絕對稱得上是人間奇迹。「漢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賢的亂政」有這等本事嗎？

說起這事兒來有時也感到挺悲涼的，黨和政府連到底死了幾千萬人這麼大個事兒都不給個明確的交代，直到今天國人只能從各種文獻里找點線索猜啞謎，21世紀的「公民」做到這份兒上真是悲哀。我以前說過，現在覺得不讓研究人員做實驗造假感到太不公平，有一次研究生答辯，在摘要里他的每組動物數是n=15，正文裡面小白鼠是20隻，我還質問人家，弄得人家下不來台，支支吾吾說是筆誤，其實誰都知道是造假。現在想想看，我真是TMD多此一舉，少幾隻耗子算個屁事兒！

現代人物和事件與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進行類比的時候，我覺得應該遵照我黨「實事求是」的原則謹慎行事，讓事實說話。事實上老魏與毛主席沒什麼可比性。魏忠賢並不是像唐德剛說毛那樣「二十年中，除整人殺人之外，未做一件歷史家可以大書特書的善政」。連官方認可的百度都說「魏忠賢由於與控制輿論的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而使他的壞處被無限放大了。其實，魏忠賢在事關國家、袁崇煥和民族存亡的大事上，還是很講原則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76.htm ）明朝滅亡前，崇禎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之後，終於領會到了皇兄明熹宗臨死前強調魏太監「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禎命人厚葬魏忠賢，墓址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

至於老魏廣為後人詬病的私生活和人品，其實也有不少誇張的成分，一個太監能貪污腐敗到哪兒去。最主要的還不是魏忠賢生前幹了多少壞事，而是沒有留下像毛主席那種「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的寶貴遺產，老魏「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人死萬事皆空，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連個當少將的後代也沒留下。


【未完待續】

大船何日過三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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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老蘆當年曾在海納百川「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主席比白痴」，說出了這樣的名言：「論搶班奪權、殺人越貨、造反作亂，爾虞我詐，他當然是不世出的犯罪天才(criminal genius)，可惜論正經治國，他乃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驚天動地的白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賊」

老蘆這話說得要比唐德剛更刻毒，但仔細推敲，卻毫無誇張之處，好像多少還有些保守，不信可以具體分析比較一下。

比如這「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賊」的說法很好鑒定，毛主席的「賣國」行為可分為兩塊。一是勘定邊界時明送暗贈（據說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政府並沒有實際控制」），把中國版圖縮水至960萬平方公里，建國前後的地圖在哪擺著，很好計算。二是將960萬縮水至940多萬，這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佔了9萬，緬甸還弄去幾萬，實際也就是九百四十多萬，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事兒，恐怕再堅定的毛左也無法否認吧。而且這都是五六十年代失去的，跟後面的鄧小平、胡趙江胡都沒有任何關係，賴不到任何人頭上去。「現代史上最大」也是事實，至少向緬甸這種小國、窮國、弱國、爛國贈送國土的事情在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印度那9萬平方公里丟得更是極有創意，明明是打贏了，卻還要再丟出去。據毛左說那是因為藏南地理環境特殊，「易攻難守」、「後勤保障困難」，所以後撤。赫魯曉夫當時就問過周總理說：「中國單方面停火、（從藏南）後撤，當然很好，但是，中國部隊當時不從原有陣地前進，豈不更好？」這個問題不僅赫魯曉夫不清楚，好像能弄明白的人不多。

老蘆唯一稍欠準確的是這個「賣」字，因為毛主席從來就沒有「賣」過。歷史上任何賣國條約都有交換條件，哪怕是所謂的「無條件」實際上至少也可換來暫時的和平，但至今還未見印度、緬甸有何回報，印度雖然被臭揍一頓，但好像並沒有因此而有一絲的害怕。而且把偉大領袖定義為「中國現代史上最大」似乎也委屈了毛主席，近代史、古代史上有這樣的大手筆、無回報的買賣嗎？至少我沒聽說過。

至於「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驚天動地的白痴。」看上去誇張，但與「燕山雪花大如席」不同，實際情況完全屬實，不信讓俺的考證一下試試看。

歷史上最著名的白痴皇帝當屬晉惠帝，以一句「何不食肉糜」而貽笑千古。這段話出自《晉書•惠帝紀》，原文是這樣寫的：

「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
（釋義：司馬衷曾經在華林園裡遊玩，聽到蝦蟆咕呱咕呱的叫聲，就問侍從們：「這叫喚的東西是官家的還是私人的？」侍從們說：「這叫喚的東西在官家地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就是私人的。」到了天下災荒的年歲，百姓餓死，司馬衷竟然問：「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粥呢？」他的昏聵痴頑都是這種樣子的。）

人們認為晉惠帝的白痴之處有兩點，一是晉惠帝聽到蝦蟆叫，問侍從蝦蟆是官家的還是私人的。我覺得無論晉惠帝的提問和侍從的回答都沒有錯，哪怕放到今天，你到私人責任田裡捉田雞、抓黃鱔、挖泥鰍也必須經過承包人的允許，否則不把你打成肉餅才怪。倒是文革中的「社會主義草」、「資本主義苗」遠比這可笑：種在農民自留地里的麥苗就是「資本主義的苗」，麥苗長在公社田地里屬性就成了社會主義。養鴨子三隻就是社會主義，再多養兩隻就成了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是，人家晉惠帝不過是出於好奇問問而已，沒採取過任何實際行動，更沒有發動廣大群眾清剿私家的蝦蟆。而文革時那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眾所周知，也就是到了20世紀末國人才把這其中的複雜道理整明白。前幾天（2011年12月17日）中央2台介紹中國首富華西村的時候還有這樣一個鏡頭：有外國記者問：華西村姓社還是姓資，老書記吳仁寶還機智地回答：華西村不問姓社姓資。這種好像還與老鄧南巡講話時論證某台機器「姓社姓資」有關，不信看看這篇報道：

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來到上海貝嶺微電子製造有限公司…，陸德純指著觀察窗附近的一台設備介紹：「這是我國新近從美國進口的第一台大束流離子注入機，是晶元製造的關鍵設備之一。」鄧小平馬上接過話茬，問大家：「你們說這台進口設備姓『社』還是姓『資』？」 當大家還在發愣的時候，鄧小平又意味深長地說：「它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它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對外開放就是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資金，為我所用，這台設備現在姓『社』不姓『資』。」
（見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8/21/content_1845931.htm ）


至於那句「何不食肉糜」可笑固然可笑，但要知道那不是命令句。中文中的問號是1914年胡適寫日記時最早開始使用的，以後胡適發表了《論句讀及文字元號》等文章，提倡使用標點符號，並和北大其他5名教授聯名提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要求政府頒布通行「，。；：？！()《》」等標點。1920年初，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第53號訓令，批准了北大六教授的提案。雖然過去史書沒有標點，但誰也不能否認那不過是一句不恥下問的「疑問句」，按照現在網路語言就是「弱弱地問一句」，跟「速食肉糜」、「不食肉糜者斬」是兩回事。況且以後晉惠帝也沒有組織過全國人民學習，更沒有把「何不食肉糜？」落在實處。

而大躍進的各種笑話遠比這可笑得多，像河北徐水的「狗肉湯澆小麥」那可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要說「狗肉湯澆小麥」是群眾自發行為，那麼下邊這段話可是跟群眾沒什麼關係，是實實在在的金口玉言，下面是毛主席在徐水視察時說的原話：
（見 http://tieba.baidu.com/f?kz=87324616 ）

毛主席伸出又厚又大的堅強的巴掌，算帳一般地說：「你們夏收才拿到九千多萬斤糧食呢！秋季要收十一億呀！你們全縣三十一萬多人口，怎麼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啊？你們糧食多了怎麼辦啊？」
「糧食多了換機器。」
毛主席說：「又不光是你們糧食多，哪一個縣糧食都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糧食呀！」
李江生說：「我們拿山藥造酒精。」
毛主席說：「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著，左右環顧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覺得都跟著笑了起來。張國忠也笑道：
「我們只是光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毛主席說；「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裡互相小聲說著：「毛主席看問題看得多遠，看得多周到啊！」
「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毛大席又笑道，「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其實毛主席多慮了，第二年徐水縣就開始大面積餓死人了。

糧食不同於蔬菜，無論小麥玉米高粱還是大米，保存個幾年都毫無問題：「今年糧食收多了怎麼辦？明年少種一些就是了」。打死我也不理解，這麼簡單的事情只要不是白痴都會明白，怎麼會把毛主席和幹部群眾們愁成這樣。

要是這些還不算，還有更結棍的：「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的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是文革期間耳熟能詳的最高指示。而且這可不是光說說，還真落在了實處。五十年代中國根據蘇聯經驗建立的醫療和防疫體系還是很有特點的，其他西方國家醫學教育的學制都是單一制（日本和英國為六年，美國加拿大是八年），而中國醫學教育是三五七年，有中專、大專、本科、碩士研究生四個級別，比較靈活，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醫療需求，對於快速培養農村基層醫生確實有它有利的一面。文革時根據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原有的醫療和防疫體系被徹底砸爛了，然後讓沒有任何醫療經驗的農村社員培訓三個月上崗（有的地方是兩個月）。要知道，這時候人類已經進入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啊，還用戰爭時期部隊訓練衛生員的辦法構建醫療體系，你說這不是白痴是什麼？

文革中停止招生的不光是醫學專業，其它專業也難逃厄運。因為道理很簡單：黃道婆是幾年制？李冰父子是幾年制？張衡是幾年制？魯班是幾年制？那些人不也照樣設計紡織機械，修都江堰、發明地震儀、建趙州橋嗎？（註：趙州橋還有一說是李春建造的）這麼說，什麼紡織學院，大學里的水利系、建築系、地球物理專業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當年黃道婆能做到的，憑什麼現在中國人做不到？

文革期間從工農兵里挑選「優秀人才」上大學的做法也是一樣。這並非毛主席的首創，本來是斯大林在蘇聯建國初期的做法，在當時有它的合理性，中國50年代也這麼做過。我以前說過，雖然斯大林是鞋匠的後代，但與毛主席不同，他從來沒有認為手上的泥巴和腳上的牛屎是什麼光榮的象徵，相反，工農幹部進城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學習知識，變外行為內行，儘快洗凈手上的泥巴，擦掉腳上牛屎。蘇聯十月革命時的文化教育十分落後，文盲佔了相當大的比例。為了迅速提高成年工農的文化水準，蘇聯實行教育「向工農開門」，高等學校附設了工人系（舊譯工農速成中學），還有的開設了夜校部，不少大老粗因此成為了紅色專家。像赫魯曉夫就是個地道的煤黑子後代，革命后在礦山技術學校工人專修班學習，以後又到莫斯科斯大林工學院學習，也算個半吊子專家；勃列日涅夫也是工人後代，以後在冶金學院夜校部拿到了學士學位和冶金工程師職稱。

中國五十年代初期實行蘇聯一邊倒，「工農速成中學」、「工人夜校」就完全是效仿斯大林的做法。當時工農速成中學在全國遍地開花，學生都來自參加革命3年以上的工農幹部和有3年以上工齡的產業工人（文革期間工農兵學員好像是五年工齡？），學習3～4年，其中一部分人通過考試后被送入大學。勞模郝建秀、作家高玉寶都是人大附屬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與李希凡合寫評論紅樓夢文章而受到偉大領袖讚揚的藍翎，就是北京師範大學工農速成中學教師，後來右派分子的帽子也是在速成中學戴上的。現在看來，這種做法作為一種補救措施，有它的合理性。可在建國20多年以後，突然把原有的教育體系都砸爛，然後重新回到建國時初始狀態，你說這不是白痴是什麼？

要想找還有的是，譬如由工人宣傳隊領導和管理大學，「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一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農業大學辦在城裡，豈非咄咄怪事？」，真是要多少有多少，晉惠帝算個屁。毛主席要是排第二，看誰敢說自己是第一！

毛主席留給中國「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的寶貴遺產很多，「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得數不清」。有些是看得見的，比如說這人口問題和城鄉二元化。人口問題當時馬寅初提出過，那時候人口基數少，只要適當控制就可以解決，根本不用搞到「上吊不奪繩、喝葯不奪瓶，也要把計劃生育搞上去」（某村牆上著名標語）。中國非但不控制，還跟著蘇聯嚷嚷「英雄母親」（這在五十年代盡人皆知）！後來若不實行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就要爆棚。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速倒是控制了，為這事兒中國在國際上顏面盡失，而且國內人口老齡化問題、獨生子女教育問題簡直就是解不開的難題。城鄉二元化也是一樣，當年「八億人口七億農民」喊得那麼自豪，毛主席駕崩後人們終於算過賬來了，知道近90%的人土裡刨食那是落後農業國的象徵，實在不值得驕傲。可你說現在該怎麼辦？取消戶籍制度可不是說著玩的，遠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簡單。現在不過放開些口子，各種問題接踵而至，現在的住房問題、社會治安問題、自殺問題實際上都與此有關係。

還有些是看不見的，比如說迷倒了無數人的「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或曰「毛主席的人格魅力」），說白了也就兩條，一是不按規矩出牌，二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我說的這兩條，哪怕毛主席在世也會承認的。當年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著斯諾採訪時，主席形容自己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斯諾聽不懂中國的歇後語，還被誤譯為「一個沒有頭髮的和尚打著雨傘，在雨中孤獨地行走，看不到天日」，斯諾誤以為是描述當時其被排擠的狀況。這些「雄才大略」跟基礎文明「契約精神、權利意識」完全背道而馳，而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階級鬥爭理論更是構建現代民主社會所需要寬容、妥協精神的天敵。所以毛左群眾說的一點不錯，毛澤東思想是抵制西方普世價值觀最有力的武器！

關於毛主席治國的豐功偉績，要寫的話得專開個系列才行，而且像我這個啰嗦勁沒個十幾萬字根本拿不下來，毛史專家蘆笛同志已經說的很多了，而且還要出專著，據說已經跟出版社簽了合同，我再怎麼寫也寫不過人家，咱們還是等著看老蘆的專著吧。


休息幾天，再把後面5、6條說完，啰啰嗦嗦寫了這麼多，煩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