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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緣何倒退百年？（三）

作者：light12 於 2011-12-6 22:0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9評論

中國緣何倒退百年？（三） 時間: 11 27 2011 16:44

作者：蘆笛在蘆笛自治區發貼, 來自海納百川

四、百年倒退

右憤常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后清」，以辛亥革命去荒唐比附他們期待中的民主革命。這種胡說八道，徹底歪曲了歷史，百倍美化了中共政權，貶低斥辱了清廷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或許也是唯一一個）主動解放人民的政權，不能不激起我極大的無產階級義憤。

我在舊作中說，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有兩個，生產力與公民權利。論生產力與社會富裕程度，今日中國當然絕非晚清可比，然而論社會結構的合理度與公民權利，則中國若能在未來50年內恢復到晚清的先進水平，那也真算得上是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保佑了。

先看社會結構。自秦始皇之後至晚清新政之前，中國一直是官僚社會，亦即社會的統治階級由一個官僚集團組成，它靠擁有的絕對權力對百姓實行敲詐，這種敲詐即使不被朝野視為天經地義，也起碼是合法的。這是道地的中國特色，並不見於歐洲。在官僚集團之上的，是對官僚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而在其之下則有士紳集團。前者在理論上對官僚集團的暴力敲詐具有約束力，而後者則是領導民間社會的精英，與官僚集團「又勾結，又鬥爭」，對官僚集團的敲詐具有某種程度的抵抗能力。

簡言之，傳統社會的權力金字塔由三層組成：皇權——官權——紳權，壓在這金字塔之下的，則是以士紳為領袖的「宗法自治板塊」。皇對於官、官對於民都擁有「合法傷害權」。雖然官對於紳（特別是所謂「鄉宦）的合法傷害權不是那麼大，但平民百姓（有時甚至包括士紳在內）對官僚集團的敲詐卻毫無抵禦能力，與被土匪綁架的肥羊無異。擺脫這任人宰割的可憐狀態的唯一希望，是科舉仕途。然而相對於龐大的人口基數而言，每三年打中這政治六合彩的幸運兒的數量，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記得黃仁宇說，由於社會普遍貧困，「朝為田舍郎，暮抵天子堂」其實是一種浪漫迷思。在一個顯赫的新科舉人或進士身後，往往凝聚了全家人乃至闔族人長年累月節衣縮食、苦熬苦撐供養那才俊子弟讀書的艱辛。

儘管以西方（也就是所謂「現代」）的眼光來看，這社會結構極不合理，然而與共黨社會相比，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在這種社會中，對百姓造成最大的常規性危害的是官僚集團，但它畢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制約。首先是有以士紳為領袖的民間社會存在。它雖然因自願信奉儒教而沒有意識形態上的獨立性，也不能靠法定權利去抵禦官僚集團的合法敲詐，但它在組織上卻是相當獨立的，並不為官僚集團直接控制，這就是孫文何以要抱怨「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各人的自由太多」。其次是官僚集團受到皇帝的管束。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管束純粹是理論上的，但因為皇帝對官僚集團具有絕對支配權，由明君發動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仍有可能，晚清改革就是明證。

這兩個（特別是第一個）相對共黨社會而言的結構上的合理性，都有利於社會轉型。黃仁宇曾指出，歐洲之所以能發展為民主社會，是因為中世紀歐洲是由「國王——貴族——平民」組成的三明治結構。貴族向國王爭權利，實行了貴族民主，此後又逐漸擴大為全民民主。他說的其實是英國的社會發展史。不難想見，中國本可利用舊有社會結構走上類似的路，那就是先在士紳階層實行民主，然後再逐漸過渡到全民民主，實現平滑轉型。

晚清改革走的其實也就是這條路子。新政試行的地方自治，賦予了士紳在科舉仕途之外的合法參政權，極大地擴大了士紳主持地方事務的權力，引發了蕭功秦教授所謂「政治參與爆炸」。士紳集團的參政意識猛然覺醒，要求在地方事務乃至全國事務中取得更多的支配權。不幸的是，中國的精英集團遠不如英國精英階層那麼理性，不知道「過猶不及」的道理，卻沐猴而冠，躐等躁進，使得改革惡變為革命，先是把並不直接殘害百姓、卻能以其精神權威整合全國的皇帝推倒了，后又迎來痛恨他們「自由太多」、以「打倒土豪劣紳」為宗旨的國民革命。後繼的共產革命則乾脆消滅了士紳集團，徹底掃蕩了一切民間社會，不但使得改革從此失去了精英依託，更造出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官僚階級巨無霸，它壟斷了全國物質與精神資源，將全民置於無孔不入的組織控制之下，自身則變成了毫無制約、毫無抗衡的超越於法律之上的特殊統治等級，使得社會的「可持續改革性」降到了史無前例的低下水平。

再看公民經濟權利。晚清改革之前的傳統社會一直實行私有制，只是產權不受法律保護，因而時時處在官僚集團的合法敲詐之下。但不管怎樣，除了鹽、鐵等幾個重大產業，國家並未全面推行官有制，農村更是實行事實上的土地私有制，普通百姓享有的經濟自由根本不是共黨社會可以比擬的。晚清新政更確立了「工商立國」的走資方針，由國家大力鼓勵保護民間工商業，為此制定了一系列現代立法，朝廷甚至鼓勵民間商人參加國際博覽會。百姓享受了空前的經濟自由，短期內就出現了大量民企，以致連鐵路那種大型工程，民間都想自辦。朝廷還一度鼓勵民間集資修路，只是後來發現不切實際才放棄初衷。更重要的是，與西方國家國會一樣，資政院享有決定國家預算的權利。1911年的國家預算就是經過議員們仔細審議，砍掉了郵傳部的行政費用包括欽差的車旅費和其他冗費，使得預算減少了7790萬兩之後才通過的。這種事，難道是今天的橡皮圖章人大幹得出來的？

毛共社會不但以暴力搶劫了富人的私有財產，而且徹底剝奪了全民的經濟自由，把全民化為全面依附於官有制的奴隸。后毛社會雖然歸還了許多搶去的公民經濟權利，因而造出了驚人的經濟奇迹，但至今非但不解散以壟斷牟取暴利的官有企業，還要公開與民爭利，把央企國企「做大做強」，實行「官進民退」。農民至今仍未收回被官府搶走的土地，就連城市民房的宅基地都是官府的，百姓只能有70年的使用權，因而為官府強制拆遷提供了法律依據。這許多咄咄怪事，豈是先民可以夢見的？

再看政治自由。晚清改革前，傳統社會的百姓雖然沒有什麼法定的公民權利，但因為官府對百姓的控制手段十分原始薄弱，主要由民間社會根據宗法族規實行自我管理，百姓的自由度相對於現代要大得多。而且，無論是朝廷還是官府，都不敢藐視民間輿論，也從無管制民間言論的威權機構。晚清改革中，朝廷向「文明國」學習，廢除了酷刑，修改了刑律，制定了民法與訴訟法，並在全國範圍內開始實行三權分立，在中央和地方成立了准議會（資政院與諮議局），建立地方審判廳，將立法、司法與行政分開，允許民間組黨，更鼓勵民間辦報，使得各種黨派與報紙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這些旨在與「文明國」接軌的重大改革措施，根本就不是國共兩黨誣衊的「騙局」。資政院絕非人大那種無恥橡皮圖章。1910年10月，資政院奏請速開國會，朝廷宣布將召開國會的期限縮短3年。隨即招來議員們的強烈抨擊，他們或指責朝廷違背承諾，或抨擊此舉「是為貪官污吏開搜括之門」。同年11月，上諭命令將應由皇帝直接裁決的兩個案子交有關行政部門審核，資政院將此視為行政權對立法權的侵犯，議決彈劾副署上諭的軍機大臣。有的議員甚至公開聲稱「與軍機大臣勢不兩立」，致使軍機大臣聯袂辭職。當攝政王以硃諭駁回提案后，議員們竟對硃諭口出不遜，有的甚至威脅「人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拿出他的暴動手段出來」，最後迫使攝政王只能以留中不發的方式否決議案（類似於美國總統的「口袋否決」）。這些真刀真槍的政治鬥爭，豈是今日人大可以夢見的？

民間享受的言論自由更是空前絕後。秋瑾被處決后，民間報刊竟群起指責官府，或宣稱「謀而未反不是罪」：

「浙省之秋瑾與大通學堂，姑無論是否果為徐黨；就令確為徐黨，亦不過在預備陰謀之列。以常事犯論之，只有預備陰謀、未至措手實行者無罪，所謂只問行為、不問意思，刑法無誅意之條，與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國事犯論之，預備者比措手實行者減一等，若陰謀未至預備者減二等，此文明國對於國事犯之辦法也。」

或痛斥官府殘民虐民：

「此次之黨獄，政府官吏之對於我人民，可謂侵削生命權之甚矣。欲殺則殺，欲捕則捕，欲搜查則搜查。不必有證，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誣。一切敲詐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無一線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處不得自由，書信不得自由，一切營業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權，大概盡為所侵削，而復日處生命危險之地位。」

或宣布政府的政治死刑：

「就今日皖變觀之，畢現政府專制野蠻真面目，而後知烏頭可白、馬角可生，立憲竟不可期也。嗚呼，政府將以此終古耶！」

這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官制改革引起民間不滿，1907年1月26日上海出版的《時報》竟然刊登文章，大罵「政界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聲稱「公決密謀革命」，朝廷竟然不聞不問。1911年7月，武漢《大江報》連續發表何海鳴、黃侃煽動暴亂的文章，諸如《亡中國者和平也》、《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湖廣總督瑞瀓雖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亂治安」的罪名，逮捕了該報總編輯詹大悲、何海鳴，卻僅罰款800元了事，后因二人無錢繳納，才改判徒刑18個月。

這種高度的政治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在中共治下不必說，就連在國民政府治下也不可想象。無怪乎孫文要慨嘆「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為此，國民黨上台後便改民國為黨國，以約法規定全民必須奉國民黨那個新興官僚集團為領導，將孫文的一家之言奉為新國教。待到中共上台，更是徹底剝奪了人民的一切權利，不但將已經分開的司法、行政、立法合併為黨的一元化領導，更剝奪公民思想自由，以憲法規定外國人馬克思、列寧以及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等本國賣國賊的互相矛盾的智障謬說為新國教，全民更必須永久奉共產黨那空前強大的官僚集團為主子，竭誠擁護維護其殘暴統治的官僚專政，海枯石爛永不變心。

這些歷史演變提示的國人的愚昧之浩瀚雄奇，真箇是「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當年清廷規定以九年為預備立憲期限，將於1916年正式頒布憲法並進行第一次國會選舉，並於1917年召開國會。立憲派急不可待，反覆請願速開國會。攝政王不得已，同意縮短3年，亦即於1914年正式行憲。籌備期縮短到了根本不切實際的6年。可立憲派還是嚷翻天，最後竟因本可在行憲后合法推翻的所謂「皇族內閣」出台，而對朝廷徹底喪失信心，轉向革命。然而國民黨上台後卻以武力為後盾，悍然剝奪公民已經獲得的憲法權利，強行任命自己為全民教師爺，實行了將近20年的「訓政」。既然如此，1911年那陣子，沐猴而冠的精英們再等上3年又有何不可？本來可以在1914年行憲，卻拖到了1947年去，這30多年間死人無算，為的到底是哪般？

這且不論，等到國府正式行憲，沐猴而冠的精英們諸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王造時、張東蓀之輩又瘋蠢大發作，認定那是騙局，因而抵制國大，投靠中共武裝叛亂集團。這下更好，過去無論是清廷，是國府，人家總還承諾還政於民，而且最後都兌現了。就算那真是欺騙吧（虛擬語氣），精英們總還有個假戲真做、最後弄假成真的餘地，哪像我黨連戲都懶得跟你做，直接宣布就是要永久統治你。直至2011年3月10日，人大委員長吳邦國還在向全世界莊嚴宣布：「從中國國情出發，鄭重表明我們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不搞指導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權分立』和兩院制，不搞聯邦制，不搞私有化。」什麼民主，什麼自由，什麼憲政等等，全都是禍水，都是萬惡美帝妄圖滅亡中國的大陰謀。草民就連講講這幾個詞，哪怕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劉曉波也罷，都會被捉將官里去，判上11年的重刑！

最近北京市宣布將在5年內逐步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的相對分離，民間頗有為此歡欣鼓舞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這種「改革」，完全是復古。早在隋唐年間，朝廷就實行這種「三權相對分離」了。那時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朝廷由中書省掌握決策權，門下省掌握審議封駁權，而尚書省則行使執行權。這與晚清實行的西式三權分立完全是兩回事，北京市這種「復古改革」，當然要比毛共的「一元化領導」先進得多，但那隻證明了現代官制連中古時期的都不如。可就連區區這麼一點改革，竟然也需要5年，都快趕上了晚清規定的6年行憲的時程了！

您說，天下還有比中國精英們更蠢笨、更下賤的動物么？當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上面說的是社會結構與公民權利，民智民德又如何？

先說統治者。受過我黨革命教育的現代讀者如果對真實的歷史有點了解，就一定會把滿清統治者當成不可救藥的東郭先生。我已經在舊作中舉過幾個例子：1906年冬，黑社會組織哥老會（改名「洪江會」）在湖南萍鄉、瀏陽、醴陵等地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胡瑛、朱子龍等人被孫中山派到武漢，勾結「日知會」劉靜庵等人，蓄謀在武昌發動叛亂響應，事泄后被張之洞逮捕，僅判了十年監禁。1910年3月，汪精衛和黃復生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僅判終身監禁。辛亥亂起后便獲大赦，一共只蹲了一年多的監獄。

這些其實也算不了什麼。針對各地出現的騷亂，朝廷還特地下令，說南方各省抓捕革命黨甚嚴,為避免株連無辜，各省「只須判其有罪無罪，不必問其是黨非黨」。武昌兵變發生后，朝廷還特地下發上諭，命令各地：「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其實地方大員根本就不需要這道命令。上諭下發前數日，湖廣總督瑞瀓繳獲了武昌新軍文學社與共進社的全部黨人名單，卻僅僅逮捕並處決了三個頭目，並不照單抓藥，將革命亂黨悉數逮捕治罪，反而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放過其餘的革命黨人。

統治者的這些仁厚行為，根本就不是備受我黨邪惡宣傳洗腦的現代讀者能夠理解或是願意相信的。他們雖見過統治者出動大軍血洗京城，以坦克裝甲車濫殺和平示威者，卻認為那是政府履行其神聖的治國責任，反以為中共以前的統治者更加殘暴陰險，卻不知道歷史上再殘暴的統治者，也不曾像中共那樣，不但虐殺了大量異議人士，就連「同教異宗」的共產黨員張志新都要割開氣管后槍斃。無論是晚清、是老袁、還是國府，哪怕是只有我黨的三分兇殘狡詐，也就絕不至於垮台了。光從由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唾棄「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篤信「屠民治國論」的邪惡政權統治這點來看，今日中國就不知道倒退了有多遠。

再說老百姓。晚清的民德淳厚就不必說了，孔孟之道就算培養了百姓的奴性，但同時也製造出了大批仁厚君子，其善良根本不是備受毛共「階級鬥爭」的仇恨教育的幾代人可以比擬的。而且，當時無論朝野，都對西方國家非常欽服，認為它們是「文明國」，是學習追趕的對象。這風尚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時期。其時最時尚的詞就是「文明」，從西方引入的話劇叫「文明戲」，就連鬼子用的手杖都要稱為「文明棍」。朝野一致意識到本國的野蠻，哪怕是學生上街遊行抗議也要時時以「文明」自律自勵，以義和團匪徒為反面教員，專門組織糾察隊維持秩序，預防制止義和團式仇外犯罪行為。直到國共兩黨從蘇俄引來「帝國主義侵略」論之後，這風氣才被掃除。然而儘管孫中山先是鄙夷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辛亥前便欲投第二國際而不可得，后又引狼入室，請鮑羅廷為他制定黨綱，改組國民黨，並以煽動「打倒列強」的仇外思潮為奪權手段，而後繼的蔣介石到死都還在怨恨「西方帝國主義」，但民間並未視西方為民族大敵，更未視民主自由為禍水。相反，40年代後期，民主還成了識字分子的強烈訴求。

如今便如何？毛共時代就不必說了，即使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國民尤其是識字分子對民主又有何訴求？據我所知，在國內網上活躍的「自由主義者」們只是為數非常小的一批social outcasts，在真實生活中一點影響都沒有。大多數人對民主自由既無了解，更無需求，對政治極度淡漠。茅於軾先生最近介紹的情況似乎更嚴重。據他說，現在百姓根本就是反對改革的，他們認為改革造成了貧富分化，還不如毛時代公正清廉，云云。雖然沒有調查統計，但我的感覺是，毛左的勢力要遠遠超過「民主派」。作為一種政治資源，它蘊含的潛能與對草根感召力決不可低估。而這種反動勢力在晚清根本就不存在。

一百多年前，中國開始朝著憲政的目標前進。在那些充滿希望的光明的日子裡，「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不幸的是，精英們的蠢動，使得憲政變成了前蘇聯政治笑話中「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的共產主義」，而「所謂地平線就是天邊的一條線，你越朝它走，它離你也就越遠」。在過往百年中，隨著國人的無休止的蠢動，憲政離我們越來越遠，如今它是業已滅頂的帆船，墜入了大海的金烏，流產了的嬰兒，早已消失在地平線下。如今公民光是提到這兩個字，都有可能獲罪。它已經變成了一種罪行，一種恥辱，一種見不得人的髒東西。在一百多年的航程中，「歷史的潮流」非但未送我們穿過三峽，反倒把我們帶到了青藏高原上去。這怪現象用唐氏的「社會轉型理論」，不知當作何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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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無為村姑 2011-12-7 04:25: 天下還有比中國精英們更蠢笨、更下賤的動物么？當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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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that they are stupid, they are not. They pretend they are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They are human garbage.

回復 light12 2011-12-7 11:48: 無為村姑: 天下還有比中國精英們更蠢笨、更下賤的動物么？當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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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