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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矮子失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2009-4-29 来源：互联网 编辑：野老
三、二十年来台湾的演变和二十年来对台政策
二战结束前，台湾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战结束后，台湾又落入国民党官僚买办的统治之下，更被纳入美国的东亚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实质上是美国的新殖民地。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象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迹近幼稚的幻想。”⑦其次，台湾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社会上还带着大量的、强烈的封建社会残余。蒋家王朝继续着独裁专制，黑社会与官、商勾结，横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势群体遭受体制性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总之，这是一个反封建革命远远未完成的社会，是一个帝、封、官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悲情之岛。
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看待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台湾社会的巨大变迁？台湾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毫无疑问，蒋介石死后，台湾党外运动、社会抗议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但是，对这场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对它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对这场运动的政治后果，都应作详细的阶级分析。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台湾党外运动和其他各种政治异议分子的抗议运动迅速发展， 并在全岛串连。在这个庞杂的抗议运动中，既有反蒋亲美、自由主义传统的传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也有反帝的、工农大众的爱国主义的传承，这部分力量继承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台湾共产党的左翼传统。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劳工法律支援会，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劳动党。抗议运动中，也存在着以“住民自决”为口号的一小部分人。然而，这种声音在一开始远远不是主流，毋宁说，它是一种海外舶来品：“台湾人意识或台湾民族概念，最初是在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产阶级台裔移民为甚。”⑧抗议运动的共同诉求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包括其反共的戒严令。作为党外运动的主要刊物《美丽岛》在一九七九年创刊时，它的编辑包括苏庆黎、吕秀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物⑨，前者是代表工农进步立场的党外杂志《夏潮》、《海峡》等杂志的总编，后者后来蜕变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的败类。后来成为民进党领袖的党外运动人士黄信介，在《美丽岛》发刊词中写到：“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求的方向。”这和后来一些民进党内的台独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一九七七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到一九八七年国民党当局取消戒严令，是台湾社会和政治体制发生关键性演变的时期。这期间，各种各样的群众性运动，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运动、返乡运动等等，在台湾发展。每当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抗议出现在街头，经常会有国民党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谓右翼“民族主义”青年团体，出来大打出手。他们以所谓“反台独”、“反共”为借口，镇压社会运动人士，维护国民党统治。这情景，中国人民是熟悉的。这个阶段，令人想起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运动。那时，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着武装斗争，也声援支持并直接领导着国统区第二战场上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反观八十年代，我国领导人没有抓住机会，不但单方面放弃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武装斗争，更没有声援和支持台湾社会的反国民党专制的民众运动，而是对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抱着无限的幻想，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频频友好喊话。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中华民国”修改了“宪法”，使得被我国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一朝倾覆。单方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统战的对台政策，终于显露出危机的迹象。
台湾民主运动中代表大众阶层和爱国主义的力量，没有得到我国领导人的任何声援和支持，也没有条件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势单力薄，丧失了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我国领导人把统战工作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对正在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台湾民主运动和一般台湾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异化、疏离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时，运用粗暴手段，将很多学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阵营，错误的对台政策，也把大量的台湾民众推向反感和对立的立场。台独势力和李登辉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他们借机把台湾民众对历史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转化为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转化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说，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最终落入了台湾资产阶级内的买办阶层，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加以阉割和误导，注入族群狂热和族群仇恨，最终蜕变为附庸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运动。
毛泽东说过：“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民群众的统一运动，达到祖国统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没有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没有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建立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台湾民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的继承者。它具有发展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人民运动那样的潜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这个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然而，当时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当局，将国民党当局当作唯一的谈判对象，并把反对台独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身上。然而，国民党当局恰恰是台独思想的祖师爷：反攻大陆失去希望后的最佳选择，难道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吗？一个依赖美日支持的买办当局，难道会真心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吗？台独的种种反共、反华言论，难道不是继承蒋家王朝的一贯宣传吗？
二十年来对台政策的错误的实质是：没有走群众路线，而是一厢情愿地走了一条单方面联合统治者、联合少数精英政客的狭隘路线。这条狭隘路线越走越窄：最开始寄希望于蒋经国，而忽视了台湾民主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然后是寄希望于李登辉，却被李登辉大加玩弄了一番。接着又寄希望于宋楚喻、连战，现在也落了空。最后只好沦落到寄希望于陈水扁的可怜地步。然而，这条路线走下去，在未来等待着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骗，直至最後彻底破产。
二战结束前，台湾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战结束后，台湾又落入国民党官僚买办的统治之下，更被纳入美国的东亚政治、军事、经济体系，实质上是美国的新殖民地。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上，“几乎已经没有一个地方象台湾一样，不论在朝在野，那样地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对于美国的一切，还怀抱着迹近幼稚的幻想。”⑦其次，台湾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社会上还带着大量的、强烈的封建社会残余。蒋家王朝继续着独裁专制，黑社会与官、商勾结，横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势群体遭受体制性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总之，这是一个反封建革命远远未完成的社会，是一个帝、封、官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悲情之岛。
值得探讨的是：如何看待从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台湾社会的巨大变迁？台湾社会的性质是什么？毫无疑问，蒋介石死后，台湾党外运动、社会抗议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但是，对这场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对它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对这场运动的政治后果，都应作详细的阶级分析。
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台湾党外运动和其他各种政治异议分子的抗议运动迅速发展， 并在全岛串连。在这个庞杂的抗议运动中，既有反蒋亲美、自由主义传统的传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和“中国民主党”)，也有反帝的、工农大众的爱国主义的传承，这部分力量继承台湾民众党、台湾民众抗日斗争、台湾共产党的左翼传统。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劳工法律支援会，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劳动党。抗议运动中，也存在着以“住民自决”为口号的一小部分人。然而，这种声音在一开始远远不是主流，毋宁说，它是一种海外舶来品：“台湾人意识或台湾民族概念，最初是在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产阶级台裔移民为甚。”⑧抗议运动的共同诉求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包括其反共的戒严令。作为党外运动的主要刊物《美丽岛》在一九七九年创刊时，它的编辑包括苏庆黎、吕秀莲这样截然不同的人物⑨，前者是代表工农进步立场的党外杂志《夏潮》、《海峡》等杂志的总编，后者后来蜕变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的败类。后来成为民进党领袖的党外运动人士黄信介，在《美丽岛》发刊词中写到：“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贡献，更是我们新生代追求的方向。”这和后来一些民进党内的台独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一九七七年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到一九八七年国民党当局取消戒严令，是台湾社会和政治体制发生关键性演变的时期。这期间，各种各样的群众性运动，如：劳工运动、学生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消费者运动、返乡运动等等，在台湾发展。每当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抗议出现在街头，经常会有国民党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谓右翼“民族主义”青年团体，出来大打出手。他们以所谓“反台独”、“反共”为借口，镇压社会运动人士，维护国民党统治。这情景，中国人民是熟悉的。这个阶段，令人想起解放战争期间，在国统区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运动。那时，中国共产党不但领导着武装斗争，也声援支持并直接领导着国统区第二战场上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反观八十年代，我国领导人没有抓住机会，不但单方面放弃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武装斗争，更没有声援和支持台湾社会的反国民党专制的民众运动，而是对台湾社会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另一方面抱着无限的幻想，对国民党统治集团频频友好喊话。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中华民国”修改了“宪法”，使得被我国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台湾当局坚持一个中国”的“共同立场”一朝倾覆。单方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统战的对台政策，终于显露出危机的迹象。
台湾民主运动中代表大众阶层和爱国主义的力量，没有得到我国领导人的任何声援和支持，也没有条件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势单力薄，丧失了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我国领导人把统战工作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对正在和国民党当局斗争的台湾民主运动和一般台湾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异化、疏离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时，运用粗暴手段，将很多学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阵营，错误的对台政策，也把大量的台湾民众推向反感和对立的立场。台独势力和李登辉在这方面，技高一筹。他们借机把台湾民众对历史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仇恨，转化为本省人对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转化为“台湾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说，台湾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最终落入了台湾资产阶级内的买办阶层，他们把台湾民主运动加以阉割和误导，注入族群狂热和族群仇恨，最终蜕变为附庸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运动。
毛泽东说过：“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民群众的统一运动，达到祖国统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没有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没有国统区的人民运动，建立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台湾民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的继承者。它具有发展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人民运动那样的潜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这个潜力就不能发挥出来。然而，当时我国领导人的对台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向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国民党当局，将国民党当局当作唯一的谈判对象，并把反对台独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当局身上。然而，国民党当局恰恰是台独思想的祖师爷：反攻大陆失去希望后的最佳选择，难道不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吗？一个依赖美日支持的买办当局，难道会真心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吗？台独的种种反共、反华言论，难道不是继承蒋家王朝的一贯宣传吗？
二十年来对台政策的错误的实质是：没有走群众路线，而是一厢情愿地走了一条单方面联合统治者、联合少数精英政客的狭隘路线。这条狭隘路线越走越窄：最开始寄希望于蒋经国，而忽视了台湾民主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然后是寄希望于李登辉，却被李登辉大加玩弄了一番。接着又寄希望于宋楚喻、连战，现在也落了空。最后只好沦落到寄希望于陈水扁的可怜地步。然而，这条路线走下去，在未来等待着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骗，直至最後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