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第八章 罪名：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

第8章．罪名：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

到1961年春天，我在中山縣看守所被關押已9個月。有一天早上，下著雨，聽到看守員叫我「出倉「，在辦公室，我看到兩個背衝鋒槍的士兵和一個穿雨衣的便衣，這時，彭卓宗也到了，穿便服的人告訴我們，今天帶你們回北京。然後是換上乾淨的衣服，吃完兩瓦盆米飯，北京的來人為我們結算這9個月的伙食費，分別坐上帶跨斗的摩托車向廣州火車站駛去。

在車上，便衣到卧鋪休息，帶槍的士兵和我們共佔兩排共10個座位，士兵向旁邊的乘客宣布這是犯人，不要在旁邊逗留。在黑暗中過了9個月，看到路旁的莊稼和村莊，心理特別愉快，但是，不許我們說話，無法表達這種愉快的心情。第三天，火車到永定門車站，月台旁停著一輛黑色的轎車和吉普車。我們的車從南向北穿過北京城，再從新街口繼續往北左轉就是八大學院區了，但是，汽車向右朝德勝門方向駛去，不是回學校

車停在一個黑色大門前，旁邊是白色的牌子，上面是「功德林一號」五個仿宋體黑色大字。進大門后搜身，登記，然後進入一個圓形大廳，四周有許多完全相同的門。我與彭卓宗在這裡被分別送入監舍，時間大約是1961年6月。

39年以後，我們於2000年在北京重逢，當年風度翩翩的大學生如今已滿頭白髮，雖然歷史不讓我們成為鋼鐵工程師，但是這兩隻不死鳥如今一隻成了著名的律師，另一隻成了大學教師。這次他和妻子從廣西送女兒到英國留學，我問這個非常美麗的孩子，再過24小時，你就要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生活了，你知道我和你爸爸為了這一天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嗎？

彭卓宗告訴我從39年前分別後的遭遇，確定了罪名是「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並按照右派的身份，「比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款」判處有期徒刑12年。但是他的母親設法通過關係得到監外執行的處理。所謂監外執行就是回到老家在嚴密監視下自謀生路，每到年節就抓回看守所關起來，放出來以後只能到處當壯工，用他的話，就是肩上搭一條毛巾，腰上掛一個水杯，晚上隨便找個角落就睡覺。後來總算在一家燒鍋打下手，學到一手造酒本事。到了1978年，反右擴大化被糾正，連帶的反革命罪也得到平反，得以在一所中學教高中數學，這期間，有一個朋友吃了官司，彭卓宗毛遂自薦要幫朋友辯護，結果勝訴。這個結果讓柳州市法律事務所有點意外，經過打聽，原來是個中學教員，便表示希望他到律師事物所當律師，彭當然也想施展其才幹，所以從1982年開始從事律師業務，如今他已是著名經濟律師，有足夠的英鎊送女兒到「帝國主義國家」留洋了，也是對那段歷史的回答吧。

以上是一段插話，以下是到功德林以後的情形。

我從有許多同樣的門的圓形中央大廳被送到2 筒11號牢房，所謂「筒」就是一個通道，兩旁有十多間大小不等的牢房，11號是小的，容納7人，這7人是一個年紀很大的居士，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張雲鶚（他後來在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任編輯），華僑黃先生，印尼大使館廚師，郵電學院姓張的學生，一個北京農民，以及我。

小牢房的日子很平淡，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親屬探視，沒有廣播，沒有外面的聲音，每天放一次風，大約15分鐘，可在兩條「筒」之間的狹小的三角形空地上走走，在水龍頭下洗臉，看看天空的雲彩和偶然飛過的小鳥，也能撫摩牆角的小草。當然也能抬頭看見中央大廳上方的崗樓和士兵。

功德林這個監獄是北洋軍閥修建的，原名陸軍監獄，當年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就是在這裡被張作霖下令絞決的。其結構在當年也許相當先進，整個建築是一個車輪，輪轂部分就是中央大廳，上面是崗樓，輪輻就是各條「筒」，輪圈就是圍牆。這所監獄在上世紀60年代大約是北京最大的政治犯預審監獄，外國人也在這裡關押，因為在放風時可以聽到外國人說話和讀書聲，也看見走廊旁的聯合國送來的救濟包。

監舍面積大概是3X3米，除了一個大木炕佔了3X2米外，只留下門口的一條一米寬的地面，一頭還有一隻夜間用的便桶，窗戶非常小，非常高，玻璃不透明。每天早晚兩次開門送飯，每人兩個玉米面窩頭和一碗菜湯，同時還有一大瓦盆開水。玉米面大概是專門加工的，因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碎玉米皮，至於菜湯，幾乎每天都是用晒乾的白菜幫子煮成的灰色的湯，顯然，這點食物只能使人的飢餓感不致達到無法忍受的程度。這種感覺可以讓人希望提審，快點交代罪行。

對我的提審是換到3號監舍以後開始的，大概是在小號里考慮成熟，這個階段大約是一個月，提審就可以不費事了。對政治犯的提審比較客氣，我不用帶手銬，坐普通的椅子，問話也象一般談話，因為我的問題不牽涉到罪證，是思想問題，也沒有造成危害，所以，問答都比較直截了當。我告訴審訊員，當了右派就不會有前途了，逃跑是想過自由的生活，原來就打算一旦被抓住，就沒有想活，所以才預備了毒藥。不過，我提出一個希望，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由我承擔罪責，因為出逃計劃是我先提出的，饒了彭卓宗，回答是各人做事各人當。

審訊很快就結束了，筆錄也看過了，簽了字。這時，審訊員站起來，轉過身，面對窗外，輕聲說：張X，比你能耐大得多的人都出不去，你出得去嗎！

第二天，再次到審訊室，要我在逮捕證上簽字，原來在這之前還沒有逮捕，直到我談完了出逃的思想過程，才找到罪證，決定逮捕了。這就是我國的司法傳統，先假定你有罪，再設法找證據，然後定罪。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是法院的事。

我被轉到北京市監獄旁邊的看守所等候判決。北京市監獄在市內的白紙坊，是北京唯一可以讓外國人參觀的勞改單位，裡面有著名的清河襪廠，機械設計組和翻譯組。隔壁的看守所就完全不同了，一座三層K字形的灰磚房，從中心總共分出12個通道，每個通道兩側六間庫房，每間面積是4.5X3米，容納48人，總共大約可以塞滿300人。庫房的布置是，中間是通道，兩旁各有一個大炕，48人分成三排坐在炕上，每個1.5X 3米的炕上要擠下24人，所以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各自的位置由第一排8人靠牆肩靠肩地坐好，曲起雙膝並分開，然後第二排8人坐在後面這排人分開的雙膝里，最後是第三排，坐在抗頭。這三排人中，第一排的後背有牆擋著，難受的程度最低，其次是第三排，前面是過道，最苦的就是中間這排，胸前和後背都被人擠著，而且從起床直到就寢，一直是同一姿勢，只有「放茅」時可以有大約十幾分鐘可以下炕。

每天兩頓飯是這樣吃的：放茅回來坐好，「勞動號」抬著大木桶到房間通道中間，我們把碗預備好，從前排第一人開始倒一勺滾燙的稀玉米粥，依次倒完右邊24碗，轉身給左面24人發粥，48碗發完後繼續發第二輪和第三輪，這種勞動號是專門挑選的大個子，而且非常熟練，發完一輪大約只需兩分鐘，這時，只聽到48人拚命喝燙粥的呼嚕聲，因為如果輪到你時沒有喝完，就發給下一人了。在大飢荒年代，這三碗稀粥太珍貴了，不論你以前的地位多麼高，在此刻也不顧粥多麼燙，拚命地喝。發完三輪稀粥后，號長拿出一塊塑料鞋底把木桶壁上殘留的粥刮下來，留給自己。

晚飯是三個玉米面窩頭和一碗菜湯，可以慢慢吃。吃的方法也有特點，先往菜湯加水，喝下帶鹹味的稀湯，然後小口吃窩頭，這樣好象能把享受的時間拉長一點。

在這裡是不能放風的，因為看守所根本就沒有放風的地方，可能原來的設計就是如此。

此地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寄存處，所有審訊完畢的犯人集中在這裡等候判決，然後送往勞改隊，所以沒有報紙，廣播，也不學習文件，整天坐著，而且不能活動，我在這裡的時間是1961年12月到1962年6月，牢房的窗戶是終年不開的，而且光線昏暗，又沒有暖氣，我剛被送到牢房的 那一刻，所見到的是一片光頭，每人身上披著各式各樣的薄被，空氣有濃濃的霉味。

晚上睡覺的安排是：每個炕睡10人，只能側身，不能平躺，兩個炕之間的通道地面睡10人，在通道上方的兩炕之間鋪一層木版，再睡10人，這樣的安排是整個牢房就象鳳尾魚罐頭那樣擠滿了，其餘8人到牢房外的通道。

也許是對知識分子有點照顧，我是靠牆坐著的，旁邊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助教潘世照，另一邊是北京理工學院的張茲光和他的同學蘇其，清華大學的張翕，我們的罪名都是右派加現行反革命。

到了1962年初春，進行對我的審判，過程非常簡單，清早點名出牢房，通知我到法院，然後帶上四個窩頭並戴上手銬，吉普車直接開到北京市中級法院地下室入口，這時已有不少人在等候審判了，地下室中間有一個大火爐，四面有木椅可以休息，我一邊在火爐上烤窩頭，一面想該怎麼回答審問。

輪到我時已是下午，對方是審訊員，陪審員和書記員，首先問我的家庭和我的情況，然後轉入正題：

問：你為何要出去？

回答：要看看自由世界

問：你出去后好話壞話都說嗎？

回答；那當然

問：有何人資助你？

回答：我有調干助學金，並且賣了衣物。

整個過程大約只有15分鐘，過了幾天就是宣判，也很簡單，我站在牢房外面的通道里，對面的年輕女子宣讀判決書：比照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第三款，判處有期徒刑15年，刑滿剝奪政治權利5年。對於這個判決我們早有心理準備，所以很輕鬆，因為很快就能到勞改農場呼吸新鮮空氣了。

判決后，要等到全通道300名犯人都判決了再發送到興凱湖農場，這個農場是北京最大的勞改場，在黑龍江最東部的密山縣東南的興凱湖中，其實就是800平方公里的湖中的一個島，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相通。反右運動后，大批右派就在這裡改造，著名留美女高音張權和丈夫，作曲家莫桂新，詩人艾青夫婦和作家丁玲夫婦都在這裡改造，我們這個通道的300名犯人原來也按計劃送去的，但是在走的前夜在通道里發現了反動標語，結果要甄別所有犯人的字體，錯過了這個機會。我想，人的命運實在難說，一句話便改變了300人的去向，命運在這個時刻拐了一個彎，就有了後來的事情。

過了幾天，良鄉監獄來挑選犯人，對象是老弱病殘，我們這300人在通道站好隊，看守所的人拿著花名冊，對方點到一個，就作一個記號，我雖然只有20多歲，也被選中了，次日，我們坐大轎車到達勞改場---新都電梯廠，是良鄉監獄對外的名字，它對內是北京市第八勞改支隊。從這個編號可以斷定，當時北京至少有8個勞改單位，我知道的除了興凱湖以外，還有茶淀農場，團河農場，天堂河農場（專門關押資本家），西山農場（專門關押機關幹部，），新都機械廠（生產太脫拉卡車）和良鄉電梯廠。

良鄉監獄這次專挑老弱病殘犯人是送到蔬菜隊為廠里幹活的犯人提供蔬菜。我們下車後排隊走過兩名檢查身體的犯醫，檢查過程非常特別，就是彎腰掀起衣服看後背，當掀起我的衣服時，那醫生叫了哎呀一聲，大概是我的樣子太可怕了。然後按照檢查結果分別送到蔬菜隊或病房休養，我被送到病房休養。條件是睡在地板上的稻草墊子上，每天吃大麥粥，在1962年的「自然災害」期間，能吃這樣的囚糧算是高級待遇了，

從此時起，我的勞改生活開始了，良鄉監獄是頭一段，隨後是音河農場，嫩江農場，泰來農場，加上兩年調查和預審，共計19年（1960-1979 ）。我將逐一記下這些勞改場的情況。

良鄉監獄的設計比較現代化，大門內兩側是三層的紅磚樓，每座大約有3000平方米，一座是監舍，另一座是辦公室和幹部宿舍（家屬住在院子外面），有機械廠一座，有200名犯人和勞教人員，包括各工種，在其中工作，另有蔬菜隊在大院內的菜地幹活。全部面積大約為300X600米，四周有帶電網的圍牆，崗樓分佈在四角，所以，從遠處就能判斷是監獄。

這所北京第8號監獄雖然規模不大，但有若干特點，首先，管理人員一律是警官學校的畢業生，文化水平比較高，其次，關押在此地的人員有解放軍，戰犯，某些有地位的人，他們住在幹部樓。第三，待遇比較好，就是可以吃飽，沒有體罰。

勞改單位的共同特點是重勞動，良鄉監獄的機械廠在上世紀60年代是北京市鋁製品最主要的生產廠，那時北京根本沒有不鏽鋼或搪瓷製品，廚房用具除了鑄鐵鍋就是鑄造鋁製品，我們產的鋁鍋，鋁臉盆厚度只有2毫米，質量非常高。而且，這個由勞改和勞教人員運作的工廠也體現了非常高的效率，設計師是畢業於東北工學院的兩名勞教人員，技術負責人是一位八級老工人，派工員由我擔任，檢驗員是鐵道學院的學生，焊接工來自北京焊接研究所，他可以將厚度為20毫米的鋼板焊接后找不到焊縫，另有會計一人，聯繫業務一人。

這種人員配置比一般企業高明的多，效率自然也高，特別是典獄人員每天只到車間轉轉，完全不干預生產。

在這裡，我認識了許多人，以下就分別敘述。

有一天，管教員告訴我，車間要從菜園隊調來一個徒工，要我給他分配輕鬆的工作。我想，廠里最輕的工作就是銑床，因為一個齒輪毛坯裝卡后要很久才能加工完，銑床工在旁邊站著就行。所以就分配來人當銑床徒工。新來的徒工大約30歲，高個子，戴眼鏡，從談吐舉止可斷定是知識份子，銑床師傅告訴他如何裝卡工件，他拿著活扳子居然不知所措。

我安排他睡在我旁邊，問他為何到車間來學技術，他說，他畢業於天津大學外語系，原來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後來在英國路透社工作，對英語是內行，對技術完全外行，在菜園隊和一幫老頭一起幹活也習慣了。可是不久前，他父親的同學，化學工業部部長侯德榜來看望他，管教方面知道了他的這個關係，決定照顧他，不但換了工作，還讓他開列書單，叫他的家屬送來。按規定，每月接見一次，只有親屬收到接見通知信才能按規定日期探視並送一點食品。侯部長不知這些規章，只想探望同學的兒子，他把汽車停在很遠的民居後面，走到監獄大門前，想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見見這個名叫王汝強的犯人，門崗盤問這個沒有探視通知信的老頭為何要見一個現行反革命，部長只得說出姓名和工作單位，於是才有了開頭那一段。

慢慢地，我們成了好朋友，他把他的過去告訴了我。他的父親是留學美國的化學家，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姐姐遠嫁美國，姐夫是美國海軍軍官，在國內只有媽媽和他兩人。後來媽媽也要去美國和姐姐團聚了，那時他在上海念高中，本來應該隨媽媽去，可是他想留下來，原來他們班上有一個女同學曾患肺病，同學們都不願意和她同桌學習，他可憐那同學太孤單，便表示願意和她同桌學習。這姑娘是蘇州人，很喜歡文學，共同的愛好使這對年輕人的友誼升華了，他倆相約畢業后都報考外語專業，所以他的媽媽只得孤身遠渡重洋，和女兒團聚了。

1952年，他們高中畢業，女孩考取上海外語學院俄語系，他考取天津大學西語系。 四年後，他倆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姑娘在外交部當翻譯，他在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任實習研究員。於是，北京的戶口冊上增加了一個清貧而瘟馨的小家庭。按理說，這對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前程遠大，王汝強的口語柔美動聽，又能寫出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的文章，詩也寫的好，他的身材魁梧，風度極好，實在是標準的外交人才，可惜的是，在高幹子弟成堆的外交系統，一個有海外關係的人即使有天大的才幹，也不能有什麼發展！真是無獨有偶，當年我在鋼鐵學院時黨支部書記的結論不也是如此嗎。

他想換一個工作，可是，在那時人的發展是完全由上級決定的，上大學是免費的，代價是一輩子的工作由國家安排，調動，有一個口號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那時的生存環境：做黨的馴服工具。所以，王汝強雖然在電線杆上貼了找工作的條子，也沒有哪個單位能接收。用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人就是鉚釘，可以露頭但轉不了身。

人的命運實在難說，這顆鉚釘居然能轉身了，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格林需要一位翻譯，外交人員服務局送去11名翻譯供格林挑選，這個老頭不懂中文但很懂中國，他知道這11名侯選人的來歷，所以，他一概不要，他要公開招聘。這個要求我方無法拒絕，見報后，王汝強去應聘，見面一談，從家庭背景，教育，工作經歷到言談舉止，無一不讓格林欣喜異常。上班后兩人也非常融洽，尤其是每當王的妻子來辦公室等丈夫一起回家時，格林都高興的了不得，感嘆要是中國的青年都像這對夫婦這樣，中國真的是大有發展呀。

那是大飢荒年代（1958-1962），給外國人工作的王汝強也照樣挨餓，格林經常放幾隻水果在王的桌上，王總是說，我們有，格林的回答是：我知道你沒有。他們也談論中國的情況，有一次，格林問：中國的百姓有多少擁護他們的政府？王回答；大概有80%吧，格林馬上反問：有那麼多嗎？

有一回，他倆參觀選舉人民代表，在投票站，格林看到工作人員和一個老太太說話，問：老太太說什麼？王回答：她告訴工作人員選誰都行。於是，路透社的中國電訊就是，北京的選民說選誰都行。

在一次電器展覽會上，格林看到參展的國產黑白電視機，便表示要購買，廠方回答：是參展品，不賣。於是發自北京的路透社電訊便是：中國已能製造電視機，但是只有一台。

在展覽會上看到中國製造的紅旗轎車，格林要求到車內看看，他出來對廠方人員指出有不少部件是進口的。

有一封信請王汝強到一個地點見面，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個部門，對方十分客氣，要求王定時彙報他的工作情況，王當即拒絕了，理由是，我受雇於人，怎能向他人彙報，於是，談話結束。不久，再次請王談話，王的回答不變。第三次邀請王到東單一所民宅會面，開門的是一位很有風度的青年女子，談話內容照舊，王再次拒絕，對方很客氣地送到門口。

又過了幾天，王上班路過北海公園門前的橋上，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身邊，下來一人問：你是王汝強嗎？請上車，不等他問是什麼事，對方很熟練地一推就把他推進車廂里了。

接下來就是審訊，問：格林和你前次到上海有何任務？你向格林談了些什麼？最後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和我來到同一個監獄。我們在這裡共同勞動了兩年，成了好朋友。他給我寫了許多詩，還有不少聖經上的話，我記得的有以下的話：我能說六國的方言，卻不能沒有愛，沒有了愛，我就是破的鼓，碎的鑔。

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下令將全部犯人遷出北京，北京要像水晶那樣純凈。良鄉監獄將第一批犯人遷往黑龍江，我也在其中，臨別時，王汝強哭著要跟我去，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只能留下他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等我們出監獄時再相會。1975年，我服完15年刑，但被強制留場就業，當「二勞改」，因為還有5年剝奪政治權利。到1978年，農場的中學開設高中課程，從刑滿就業人員中抽調14名擔任高中課程的教學工作，同時宣布免去「剝奪政治權利」，因為「改造態度良好」。我成了農場中學的教員，於是馬上給上海去信，希望知道王汝強的下落。可是，一年過去了，沒有回信，也沒有退信，到了1979年春天，國家第58號文件公布，承認反右是擴大化了，要給這批蒙冤21年的55萬1000個知識分子平反並落實政策，

說來真巧，我在那年4月收到鋼鐵學院的右派改正通知書，7月收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反革命改判判決書，承認當年的錯判，同時收到三封信，其中一封是王汝強的妻子來的，首先說我的信早在一年多前就到她父親的工作單位了，但是老人已退休，傳達室就放在來信待領的盒子里，她父親的同事偶然發現了這封等候多時的信，她才知道黑龍江一個農場的張X要和她的丈夫聯繫，可惜，她的丈夫已不能回信了。信是這樣的：張X同志，您要尋找的王汝強已於1970年春天被處決，罪名是反革命。我是他的妻子。。。。

信是從北京發出的，在辦完離場手續后，我馬上回到北京，找到給我回信的人，要弄明白，王汝強本來就是現行反革命，算起來已服刑期滿了，怎麼被處決了呢？她告訴我，當時和王汝強同在山西大同09信箱改造的人有一人在北京，可以去了解，我找到這人說明我和王汝強在良鄉監獄期間的關係，他同情我，才說出當時的情況。大同09信箱是一個煤礦，他們在井下不見陽光，健康狀況非常壞，王汝強那時得肺病已相當嚴重，妻子已提出離婚，他實在沒有活下去的力量了。這時，發生了09信箱的反革命集團案件，一次處決36人，全部是知識份子，王汝強上刑車時神情泰然。說話的人告訴我，他和王汝強也是好朋友，看他去死，實在難過，只能低頭流淚。

得知他死的日子，我想起在這期間（1970年春天）恰好我在黑龍江嫩江農場也被列入反革命集團，不同的是，由於爆發了珍寶島事件，嫩江農場的犯人匆匆遷到泰來縣三棵樹建新場，所謂的反革命案件也就不了了之，關在小號里的犯人也放了出來。不過，在幾乎與大同09信箱處決反革命相同的日子，在黑龍江也一次處決了16人，全部是反革命，我們農場處決一人（原來準備處決的是北京醫學院的右派學生，罪名是在服刑期間批駁毛主席的矛盾論，可是，查出此人貧農出身，是少數民族，結果就換了一個歷史反革命上了刑場）

以下的情況是王汝強的妻子告訴我的。他被捕后，在美國的媽媽和姐姐得不到他的音信，他的妻子成了反革命家屬，從外交部清除出來，最初到小學當代課老師，後來被送到醬菜廠洗蘿蔔，同時派出所多次找她談話，要她與王汝強離婚，否則就遣送原籍。即使在這樣的景況下，她仍然堅持每個月去探望丈夫，儘可能送去一點食品。

到了1966年春節前夕，良鄉監獄第二批犯人發往黑龍江，同時將第三部分送到山西大同和永濟。王汝強在大同09信箱，是勞改煤礦。原來我們被遣送到黑龍江時，以為留下的犯人可能會去好一點的地方，結果，恰好相反，第三批是最慘的，我的兩個好朋友最後都死在山西。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城市裡的五類份子用專列遣送原籍改造（我的父母也在河北石家莊被掃地出門，遣送安徽老家監督勞動），王汝強的妻子按規定要送到蘇州老家，不能到父親身邊（她的父親在上海）。一個年青美貌女子孤身到了鄉下會遭到怎樣的待遇呢（這句話是她親自對我說的，不是我的猜想），她只能提出離婚。

王汝強收到離婚通知書以後，馬上簽字同意，同時將原來寄給他的白床單和碎的眼鏡片給妻子寄回來了。他的妻子告訴我，收到這個郵包以後，實在想不明白丈夫的用意，後來明白了，白床單表示，我對你的愛永遠純潔，碎的鏡片表示，我們不能破鏡重圓。王汝強的那位回到北京的朋友告訴我，從那時起，王就想到死亡，所以，他最後坦然走上刑車。

他死在1970年春天，死後掩埋照例不留標記。我不知道和他同時遇難的那35位大學生的家屬在收到處決通知書後會想到什麼，但是我知道在大洋彼岸的王汝強的姐姐和姐夫在弟弟忽然失蹤后（路透社的格林先生當然不知道他特別喜歡的這個年輕人的最後日子），曾請求加拿大和英國駐華使館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尋找美籍華人在中國親人的下落，當然，這個要求只有在毛澤東去世以後才可能有結果。1981年，王汝強的姐姐給我來信，她收到了我國有關機構的回信，內容是，你的弟弟王汝強已被錯誤處決，希望你前來認領其遺駭。給我的信中有這樣的話：我根本不相信讓我領取的就是我弟弟的屍骨，而且我也決不到這個國家。我給她的回信是：被處決的犯人是不留標記的，即使因病死亡的犯人也只在墳頭有一塊木片，兩三年以後就無法查找了。

他和35個大學生在山西大同遇難的日子是1970年春天，這時，我們已從嫩江農場轉移到黑龍江泰來農場，也就在這一時期，泰來農場舉辦了宣判大會，和我在一個隊的一個歷史反革命被處決，罪名是反革命，同時宣布的處決名單是16人，原來決定處決的是北京醫科大學一個右派學生，具體罪名是反對偉大領袖的矛盾論，可是，核查他的家庭出身是貧農，又是少數民族（湖南苗族），就免他一死，由那個歷史反革命代替了。

許多年後，我看到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談到他偶然在街上的處決反革命的布告上看到他在西北勞改隊里的四個難友的名字，時間是1970年春天。他很奇怪，這四個知識分子原來都是按反革命定罪勞改的，怎麼又犯了反革命罪被處決了？這位作家希望知情者告訴他事情的經過，我想到我在嫩江農場被打入反革命集團案件的過程（這件事在後面有詳細的記載），其時間與這位作家的四位難友蒙難的時間大致相同，也和王汝強在大同遇難的時間相同，後來打聽到作家的電話，便告訴他我大體知道他想知道的情況，這位作家馬上說：我很忙，以後聯繫吧。大概是事過境遷，這位作家的環境改變了，情感也變了，即所謂的存在決定意識吧。

我在良鄉監獄的另一個朋友是沙志培。上世紀80年代初，在歷史博物館曾舉辦周恩來生平事迹展覽，大廳的門框上方有周恩來所寫的警廳拘留記，記錄當年為抗議21條而在北京火燒趙家樓的情景，其中有一句是：沙志培今日過堂受審。在良鄉監獄，我們稱他沙老，因為他從茶淀農場轉到良鄉監獄時已滿頭白髮。那是在1964年，車間南邊的大沙石堆上經常有一個老人唱外國歌，他總是穿一件藍灰色呢大衣，高腰翻毛皮靴。有時拿飯盒到鑄造車間的熔鋁爐上熱飯，我那時擔任派工員，可以到各車間走動，所以常常遇到他，可以肯定他不是幹部，也不是勞改犯，而且也看出他有來歷，他走路特別快，從背後看不出是個老年人，從對面看，他已滿臉皺紋，滿頭白髮，但一雙眼睛很有神。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車間的隊長休息室給隊長們上英語課，聽得出是非常標準的英語，課後，一位隊長告訴我，講課的是美國來的教授。這句話使我對這個老人產生了興趣，再遇到他時就點頭打招呼了，他大概也觀察我很久了，認為可以談話了，於是，有了以下的對話：

問我：他們虐待你們嗎？我說，從來不，

他又說：到處是生活。我說：是的。

又過了幾天，他問我：可以幫助我嗎？我說：什麼事？

他說，有一封信，請你設法給我的朋友，同時把這枝派克筆送給他。

那時，在車間工作的有勞教期滿的，他們可以每兩個星期回家一次。我托一個學哲學的大學生把信和筆帶出去了。公休后，送信的回來告訴我，沙老的朋友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收下派克筆和信后，研究員告訴來人，這支筆我收下了，請告訴沙志培，他倒霉了，不要讓我也倒霉。

他在美國的妻子曾給他發來一份電報並寄來10元美金，讓他回電，但他把美金換成了飯票。

沙老的詳細情況，是王汝強告訴我的。有一次，我和王汝強遇到沙老，我點頭打招呼，王汝強則摸自己的頭，沒打招呼，原來這是信號，王汝強在沙老樓下的垃圾管道里放了食品，讓沙老去取。食品是他愛人探視時送來的。我問王汝強，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沙老？

於是，我知道了沙老的事情：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主任，美國共產黨黨員，中共元老董必武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時，就住在他的家裡。時光倒退40多年，他和周總理是天津南開中學的同學，新中國成立后，周總理邀請他回國工作，老同學的邀請當然要考慮，他原來希望利用他的影響促成中美建交，由他擔任中國駐美大使，這個方案當然是空想。之後，他希望擔任天津市長，因為他是天津人。回國后，給他安排的工作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翻譯，教授待遇，配保姆和住宅一套。

這樣的待遇當然和原來答應的條件相去甚遠，他要求會見老同學周恩來，但沒有下文，最後和領導大鬧一場。按照我國規定，與領導鬧糾紛便可定為無理取鬧，送到茶淀農場勞動教養一年，期滿後轉良鄉監獄軟禁。這種軟禁是沒有期限的，1966年，他隨良鄉監獄最後一批犯人到山西永濟農場。

巧的是，他在國際問題研究所期間，和王汝強是同事，並且成了好朋友，又先後出了問題，後來在良鄉監獄相會，1966年文革前夜又一同被送到山西，最後兩人都死於非命，而且沒有留下遺骸。

對沙老的了解，除了在良鄉監獄這一段是我直接和他接觸外，之前的信息來自王汝強，到山西以後的情況則來自王汝強的遺孀。

我和沙老還曾談到當年簽定21條後學生運動的情況，他說，他們從天津趕到北京堵在趙家樓門外，要見外交總長陸征祥，可是大門緊閉，這時，周恩來看見圍牆下有排水的陰溝，他說，我們可以從陰溝爬進去，沙志培斷然反對，我們是為正義而來，怎麼可以從陰溝爬進去！周恩來真是小人。

他本來有一個機會回美國與妻子團聚，是第一次對國民黨在押戰犯特赦，他雖然和國民黨不沾邊，但有關當局打算趁此機會下台階打發他回去，算是了結這事。可憐在徵求他的意見時，他的回答卻是：還是這裡好哦。可以看出，即使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人，其精神也終於被環境摧毀了。

他繼續留在永濟農場，但已解除軟禁，可以到北京找親人了，可是，誰是親人？他此時唯一能找的就是王汝強的家，這個家也只剩下一個反革命家屬了，王的妻子告訴我，沙老到家時穿的是黑棉襖，腰上扎一條草繩，完全是一個山西老農民的摸樣，口裡只有一句含糊不清的話：給我找工作。這說明他此時已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了。王的妻子只能給他買回程的火車票，帶一點吃的送他上車。

王汝強的妻子告訴我，沙老在永濟農場有一個熟人，此人在1979年平反后在北京工作。他的敘述如下：

我在農場修拖拉機，沙老在農場不幹活，只有很少的生活費，每次到我這裡其實就是為了能吃一頓飽飯，我們談話不多，他吃完飯就慢慢往回走，有一回我發現他往相反的方向走，我趕上他，送他回房間，發現他的床上堆了許多大小不等的玻璃瓶子，看樣子是揀的。床鋪本來就不寬，堆了那麼多瓶子，沙老只能彎著身子在床角睡，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可是沙老不許我動他的瓶子。

有一天早上，我剛起床，有兩個孩子跑到我跟前大喊：你的那個反革命朋友死了，我趕忙隨著他們去看，他在路邊的排水溝里躺著，手裡拿著一個紗布抄子和我熟悉的鋁飯盆。他大概是想到排水溝里撈小魚，沒有力量爬上來。

一個比周恩來更有膽略的人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

在良鄉監獄還有幾個人值得記下來。

朱沛人，中央日報副總編輯，50年後，我看到了台灣著名記者陸鏗的回憶錄，他在書中多次提到他當年的領導朱沛人，他當然不知道他的領導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后立刻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送到監獄了。朱沛人是良鄉監獄最後一批發配的犯人，他那時已有50多歲，很可能是到山西的農場，

胡靜如，經濟部專員，抗戰勝利后第一批到上海接收新聞日報的高級記者，解放后在香港開公司，做對大陸出口的生意，在「自然災害」期間，有一回，他在大陸辦完事，順便拜訪了老朋友鄭洞國和黃棋翔。回到賓館后就被請到有關部門，詢問他此行的任務是什麼，他的妻子知道丈夫被扣留在大陸，表示願意將這次所簽合同的貨物無償捐獻，只求放回丈夫。胡靜如於1964年到我們車間打掃機床。

葉篤庄，生物學家，是我國著名葉氏兄弟的小弟，（葉篤義，氣象學家，葉篤章，地球物理學家）葉篤庄是北京輔仁大學的生物學家，而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解放後撤消了，由於這位生物學家和天主教會說不明白的關係也到了良鄉監獄，給我的車床清理切屑。2008年，我看到他的一本生物學專著，但他的名字有黑框。

在良鄉監獄還遇到一些人，郁飛，翻譯家，著名畫家郁風的弟弟；金鎮，中將戰犯，和一隊戰犯在良鄉監獄住了短時期；鄧達章，國民黨總參謀長陳誠的秘書；總政治部文工團的一位獨唱演員，他告訴我他們的樂器是裝在進口武器的箱子里的，所以不上稅，

我是隨良鄉監獄第一批犯人於1965年深秋髮往黑龍江的，行前，有兩件事讓我感嘆，其一，車間的一個隊長在宣布名單的前夜把我叫到他的房間，告訴我，明天他將送我們到新的地方改造，而且，他看過我的檔案，不認為給我的鑒定是正確的。最後告訴我的是：不論到哪裡，都要設法多看書。一個管理犯人的警官能對我說出這樣的話，的確讓我感動。

另一件是，當我臨上汽車時，擔任檢驗的交通大學學生朱慶宗給我一個條子，上面是他的家鄉地址。他幾乎流淚告訴我，他一直睡在我的旁邊就是為了監視我，現在要分別了，他認為我是個好人，希望能在將來出獄后成為好朋友，而且，從分別的這一天開始，他戒了煙（因為我不抽煙，在監獄里，抽煙是唯一的享受）。

後來，他在1966年春節后隨第二批犯人去了黑龍江，到北安監獄，那是生產拖拉機鏈軌的機械廠。（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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