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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第六章我的大學生活

作者：大齡文青於 2016-11-25 02:0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已有1評論

關鍵詞：我的大學

第六章我的大學生活

1955年3月7日，我到北京，父親已完成西安棉紡區的建設工作，轉到北京建設東郊的國棉1，2，3廠。父母給我的安排是住房一間，請一個保姆照顧我的每日三餐，他們早出晚歸，沒法照顧我。複習功課則由我自己解決。我的辦法是買到高中三年的教科書，再計算到考試前總共三個月，12周，平均每門課程大約兩周。我從最簡單的語文開始，從早到晚，大約10小時，一邊閱讀，同時做摘記，14天結束語文，沒有休息日。其他課程也如此，物理和化學比較容易，英語在高橋中學時學的不差（要感謝在二戰期間在遠征軍當翻譯的那位英語教師），最花時間的是大量數學習題要做，基本上都是每門課用兩周，最後統一快速溫習一遍摘記，就上考場了。

父親原來的建議是報考清華大學水力發電專業，因為這個專業非常有名。但是我到北京西郊的八大學院區來回走了一遍，看到北京鋼鐵學院的主樓最好看，五層山形的主樓，兩側有拱門與兩旁的理化樓，教學樓相連，好像一架巨大的飛機，所以在填寫志願時把鋼鐵學院放在首位，這個決定便決定了我這輩子的命運。

考試的成績大體不差，但數學較差，大約在80分，物理大約接近滿分，發榜的錄取名單是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這是我國唯一一次通過黨報公布高等學校錄取名單，顯示國家對此事的重視。我找到我的名字時，倒沒有怎麼太高興，因為感到這是很自然的事，倒是在接到北京鋼鐵學院的錄取通知書時很感動，因為措辭很親切，告訴孩子的父母，北方比較寒冷，要多帶一些禦寒的服裝，不用預備繪圖儀器和丁字尺，但要帶計算尺（這種計算工具如今成了稀罕的物件了）。在學校期間免收學雜費，住宿費，課本由學校提供等。從此，我從南海沙灘上的炮兵陣地到了花園般的大學，而且，後來知道，這所大學完全是按照蘇聯莫斯科鋼鐵學院的圖紙建造的，連宿舍也是蘇聯式的設計。

將北京西北郊區的大片農田劃為高等院校區，按照蘇聯的模式建立鋼鐵，石油，地質，航空，林業，醫學，等高等院校，體現了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核心是雙關齊下。一方面是蘇聯援建的156項巨大的工業項目，同時培養大批青年專家。蘇聯在二戰前按照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經歷了艱難，甚至是痛苦的過程，建成了強大的工業項目，如烏拉爾重型機械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頓巴斯的煤田和巴庫油田等，當然還有藏在密林中的研究院。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我國也將建設相應規模的項目，並在蘇聯專家指導下進行。不過，對我國的高等學校不派遣教師。所以，我們進行了調整，以鋼鐵學院為例，院長高雲生（文化大革命時自殺），原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老幹部；副院長張文奇，原唐山市長，黨內冶金專家；教務長魏壽昆，冶金專家，原北洋大學校長；圖書館長鬍庶華，原湖南大學校長；我們工藝系主任張守華，冶金專家，我們的金相教研室主任趙錫霖（1957年被定為右派），留德金相學家；物理教研室主任顧靜微教授是我國唯一的女雙科博士（物理，光學博士）；數學教研室主任劉景芳（1957年定為右派），留法數學，天文雙科博士；冶金教研室主任石心埔（文化大革命中自殺），冶金專家，一級教授；理化系主任柯俊，英國倫敦大學中溫相變專家，解放后回國，理化系副主任馬如璋（1957年被定為右派），留蘇金屬學家。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在1954年中國的院校調整時，最高級的專家和幹部都安置在大學里，尤其是教師，來自原來的大學，如清華大學冶金系，北洋大學冶金系，其次是回國專家（從建國到反右運動，從西方回國的專家大約700人，全部送到大學和研究機構，除上述柯俊教授外，鋼鐵學院還有張興鈐教授，留美金相學家；蕭紀美教授，留美金相學家），最後是留蘇專家，這種安排和如今的大學師資力量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

按照規定，從全國錄取的學生不分專業，辦完註冊手續后先臨時安排宿舍，學校各系舉辦展覽會，介紹各自的專業特點和培養目標，發展方向並展出有關實驗設備。學生看完各系的展覽會以後，再填報專業志願。我填報的是金相專業，發展方向是冶金工業的研究人員和教師，學校在兩個星期後根據高考成績和專業要求將學生分到各系，再次發榜。我名列金相專業60-2班。是要求最高的專業。

我國按照蘇聯的學制，高等工科大學為五年制，理科為六年制（北京大學的無線電電子係為六年半），而且專業劃分非常細，冶金工業的鋼鐵部分，即黑色冶金主要由鋼鐵學院承擔，有色冶金，如鋁銅工業人才主要由東北工學院承擔。此外，一個鋼鐵工業要劃分許多專業，從採礦，選礦，煉鐵，鍊鋼，電爐鍊鋼，軋鋼，熱處理，金屬物理，金屬物理化學等專業。實際上就是專才教育，而西方的通才教育則根本不分專業，著名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只設冶金系，不側重技能的培養而是解決問題方法的培養，是通才教育，學生經過四年學習，掌握的是思考，分析方法，可以擔任各種工作，待到一定階段，即可選定發展方向成為高級專家，反觀我們的體制，學生用五年時間學習一個非常窄小的專業，雖然很精，但只是一個工具，不能勝任即使是相近專業的工作，如學煉鐵的不能擔任鍊鋼工作，我學金相熱處理，但不懂軋鋼。兩種學制的優劣截然分明。

但是，這種體制也有特點，就是從一年級起，基礎課程的安排非常重，每周有五天半上課，周日幾乎全部在製圖室度過，因為機械製圖課留下的作業只能在周日完成。同時，所有課程一律有課後的輔導課，由助教擔任，晚間還有答疑。所以，當教師的非常辛苦，當學生的非常累。採用這種制度的結果是教員從擔任助教開始就得到嚴格的鍛煉，因為在大課上他必須坐在後排聽教授講課，學習他們的風格，在輔導課上要總結，歸納大課的內容，在答疑時要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所以，他必須把課程準備得非常透徹，學生也要仔細複習，準備回答老師在輔導課上提問，即使是政治課也如此。這就是當年提倡的獨立思考的實踐。記得在中國近代革命史的一次輔導課上，教師提出一個問題，共產黨力量的源泉在那裡？點名叫我回答，我說，是人民，大力士安泰與敵人戰鬥感到疲倦時便俯身大地，便得到力量，可是，海格利斯引誘他到天上作戰，離開了大地，他就失敗了，大地就是人民。這個回答得到老師的好評，也得到了一位女同學的好感。寫到這裡，想到這位女同學的遭遇，她畢業於著名的上海中學，功課極好，擔任班的團支部書記，在她看來，調干生都是功課非常差的，可是，我卻有點不同，於是，主動要求一起討論功課上的問題。當年級黨支書警告她不要和我這樣的同學接近時(你不要看他功課這麼好，這種人在我國是沒有前途的)，她繼續和我在一起，於是立即被降為普通團員。這兩個不願分開的同學到了1957年，一個當了右派，畢業後轉為現行反革命，勞改隊度過了19年，她則帶著中右帽子到了一個研究單位。1979年我平反回到北京，見面時告訴我兩句話：你的帽子還能摘掉，我的帽子要戴一輩子，因為按照官方的文件，當年的55萬壹仟名右派，除了幾名著名右派外，其餘都改正了，但是，對中右分子，則隻字不提。第二句話是，你當年對我說的話都對了。無奈之下，這位五年中所有課程都獲得5分的她最終到美國去了。

這就是我們在那個時代的境況。

考試按五級記分制，五分優秀，兩分不及格，而且是口試，當面記分。這種制度的優點是教師可以通過考試了解每一同學的水平。當然，一個考場只有四張小書桌，老師的桌子上有十組考題，學生進考場的順序事前排定，平時成績最好的排在第一位，第二和第三名為成績比較好的，最差的排在第四位。上午8點整，這四名學生同時入考場，用抓鬮的方法拿到一組考題，20分鐘后，排在第一位的學生不論是否準備完，都要開始講解題的思路，因為短短20分鐘不可能完成全部答案，老師在聽的過程中隨時提問，全部過程限定為20分鐘，回答不出也不能考慮，答題后，教師當時在記分冊上打分並簽字，然後，排名第二的學生經過40分鐘的準備，開始解答，時間也是20分鐘，同時，第五名學生進場準備。這種安排可以使第三名學生有60分鐘的準備時間，第四名學生有80分鐘的準備時間，從第五名學生開始，每人前面都有三名學生在回答。共60分鐘。每門課的考試從上午8點開始直到天黑，30名學生全部考完。所以，老師非常辛苦，中午只能隨便吃點麵包，而且十組考題的準備要花費很多精力。那時的教師沒有課時津貼，工資也不高，正教授每月工資大約三百元，副教授160元，（從解放前的銀元換到解放后的人民幣，購買力打了大折扣）。當時鋼院的少校軍事教官月薪170元。但是，萬世師表的傳統還在人們心中，教師自我感覺也很好，所以教學非常認真，一個講師上第一堂課用了40小時備課並且經過在教研室試講，修改三次，然後才能上講台，而且在講課時不看講稿。50多年後，我有機會聽年輕教師講課，全部是博士，全部用投影儀，沒有黑板和粉筆，這是大進步，可是教師只是按動投影儀，然後念出屏幕上的字句，沒有自己的話，這是上課嗎？很象過去的拉洋片。

那時教師講課雖然有講稿，但不看，絕對不宣讀講稿，也決不看錶，講完了，下課的電鈴也響了，這種本事是向名教授學的，如從英國回國的柯俊教授講金屬的物理性質，90分鐘沒有一句多餘的話，高低抑揚，就像演說，聽這樣的課實在是享受。（柯俊教授現在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大課一般都是教授擔任，但講師也可以擔任，但有教授作後盾，比如，三年級的物理化學是一位講師擔任的，但是到了「活度」一章，教師事前講明，這一章比較難，我們請魏教務長來講，教務長就是前面提到的北洋大學校長，我國冶金界前輩，我們當然非常興奮，因為魏教務長的名氣非常高。上課時，教務長不帶講稿，穿咖啡色西裝，在大講台上不停地來回走動，雖然身材瘦小，但聲音洪亮，240人的階梯教室最後一排聽得非常清楚，的確是如數家珍，連他自己也興奮起來了。這種講課的效果就不用細說了。

上大課時，擔任輔導課的助教必須同時聽課，然後分小班上輔導課，這種安排是交流式的，助教先總結大課內容，然後提問，由學生回答，再由其他同學補充，直到課堂內容全部消化。此外，還有答疑，由教研室公布答疑的地點，課程和教師，時間都在晚自習時，凡是聽這門棵的同學如果有問題都可以來。這種安排實現了一對一輔導，這種三段上課方式（即大課，輔導，答疑），可以充分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的能力，再配合口試，經過五年學習，在這樣的工程師搖籃里養育的青年專家當然可以健康地為祖國工作五十年了（當時的口號）。

學生在校期間有各種機會鍛煉獨立工作的能力，比如，音樂社團要不定期舉辦專題音樂欣賞會。五十年前沒有磁帶，更不用說光碟了，只能用鋼絲錄音機，事先要到專業單位錄音，再編寫節目介紹，刻蠟版，用油印機印出來。周末到了，教室的燈都熄滅了，但操場上放電影，大飯廳舉辦舞會，階梯教室的音樂會開始了。當每一個曲子開始之前，擔任講解的同學要簡單地介紹作者，主題，表現特點等，所以，這種音樂欣賞會實際上就是音樂課。工科大學生能有機會提高音樂欣賞水平無疑有助於提高其綜合素質。

另一種音樂會就是邀請音樂家到學校演出，那時我國沒有港台歌星，也沒有追星族，最受歡迎的是蘇聯和拉丁美洲的民歌，邀請音樂家到學校演出不花錢，他們也不計較大飯廳的音響效果（鋼鐵學院沒有禮堂）。前後到我校演出的音樂家有張權（留美女高音歌唱家，1957年和丈夫作曲家莫桂薪雙雙打成右派，送興凱湖勞動，丈夫死在勞改場，），李晉緯`（女高音），黃虹（民歌小河淌水最有名），孫家馨（花腔女高音）。另外，學院區的五道口劇場也舉辦過許多演出，當然基本上是為大學生演出的，票價非常低，如李光曦主演的「貨郎與小姐」，著名歌劇「蝴蝶夫人」（主演名字不記得了），馬思聰的獨奏音樂會也在這個劇場演出，鋼琴伴奏是他的夫人王慕理，甚至梅蘭芳也在我們的大飯廳演出專場，記得票價是2 元，按通漲30倍計算，等於現在60元，在今天看來就是天方夜譚了。單單從這方面就充分看出那時的社會與大學的親密關係，也看出那時藝術家的高尚情操。想想今天，能不嘆息嗎！

我們也邀請學術界名人來校作報告，1956年，剛回國不久的錢學森給我們作報告，名為：「高等學校青年教師的工作和學習」，他談到到美國後放棄了原來在上海交通大學所學的機車製造專業，探討當時國際最前沿的領域，最後決定專攻空氣動力學，並很快在這個領域取得了成績。會後回答了聽眾提出的問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在美國領導著名的古根噴氣推進中心的最大感受是什麼？回答：是團隊精神，只有所有成員同心協力，堅守各自崗位，工作才能井然有序，才能得到成績。這個名詞我是頭一次聽到。後來，我看到在國內再版的精裝英文版「空氣動力學」，（原版在美國出版）。在當時困難條件下能出版精裝本實在是極為難得的，該書獲得我國第一次頒發的科學獎（獎金一萬元，相當於教授月工資的30倍），在扉頁上寫的是：「獻給蔣英」（歌唱家，他的妻子）

北大王朝聞教授也給我們作了關於欣賞紅樓夢的報告。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活可以說基本上符合錢博士所說的井然有序的要求，早上電鈴一響，大家馬上起床，在盥洗室的龍頭下洗漱，到飯廳領取早餐（一般是饅頭，稀飯和醬豆腐），常常是一邊吃饅頭，一邊往教室趕，因為大家都希望能佔到前排座位。中午到餐廳，餐台上早已排好用搪瓷盤裝好的菜，比如，西紅柿炒雞蛋，取一份，找一個桌子站著吃（沒有椅子），所以非常快，4000學生有兩個餐廳就夠了（同時也是禮堂，梅蘭芳就是在東餐廳演出的，不知他的傳記作者是否記下了這次演出）。中午一般不到宿舍休息，而是到走廊里看報。下午課後有兩個去處，低年級同學到操場活動，三年級以上的學生可到圖館書庫自由查看圖書。晚上九點鐘所有教室和閱覽室有清潔工打掃並關燈，學生一律回宿舍就寢，留兩個大階梯教室給開夜車的學生（480個座位），晚上11點也熄燈。所有寢室在晚上9點半一律熄燈。所以，晚上全校安靜入睡，迎接明天的黎明。

在這種環境下生活，還有規定，絕對不許飲酒，調干學生（即從軍隊和機關轉來的幹部）可以抽煙，宿舍基本上是睡覺，因為四張雙層鋪，住8個同學，每人只有一張很小的書桌。

經過五年學習，所有合格畢業生一律按國家分配走上工作崗位，最先離校的是到解放軍總參謀部，其次是留校的，之後再分到全國各地，沒有人想走後門，也根本走不了後門。我們班金相60-2班畢業30人，留校5人，到軍委2人，到鋼鐵研究總院3人。1960年正是蘇聯專家撤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大躍進年代，全國需要建設人才，所以，從工程師搖籃出來的青年專家（當時最時髦的名稱）都帶著為祖國健康地工作五十年（這是從蘇聯搬來的口號，實際上，只能工作大約不到40年，22-60歲）的熱情理想離開校園了。。

從我保留的我們班同學錄的分配情況，大致可以看出當時我國科技力量的分佈：京津地區16人；江浙地區6人；四川3人，其餘是廣東，湖南，江西，福建，陝西各1人，基本分佈在中部很狹小的範圍內，和目前經濟發達地區完全吻合。我想，今後若干年內，這種狀況不會發生很大變化。至於三名右派的下落，一人自殺，其餘兩人分別從副總工程師和副教授職位退休，其餘同學大部分是教授，總工程師，研究員，一名博士生導師，一名國家測試中心主任，一人當官，一人出國。畢業40年後，到2000年，在世25人，全部退休，5人去世。

鋼鐵學院從1954年成立，到2004年建校50周年，總共培養了6萬名青年專家，雖然經歷了建國后對知識分子最大的一次打擊（1957年和1958年兩次反右運動，鋼鐵學院按照下達的5%指標交出了400名右派，劃定範圍包括教職員，除去一年級新生外的所有學生）和文化大革命10年斷層，這6萬人實際上不僅分佈在鋼鐵工業領域，而且分佈在大學，原子能工業，計算機業，機械製造業。作為我國唯一培養鋼鐵工業高級人才的學校，佔地大約40公頃，其學生在國家建設中創造了多少財富，是無法計算的。我國鋼鐵產量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的535萬噸到目前的產能5億噸，完全可以得到上述結論了。

關於上世紀60年代的高等教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學生來自全國各地，沒有任何限制，任何高中畢業生或有同等學歷的青年都有同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任何有才能的青年都可以在同等條件下報名，換言之，沒有任何地區限制，完全是按照各地人口平均錄取的，這一點從孔子的「有教無類」的教導到兩千年後的當今世界個國，都是傳統的教育原則，按照進化論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理論，從我們班的學生來源看，長江以南22人，包括江浙一帶18人，廣東4人；長江以北，京津一帶8人，家在北京的只有3人，西北，東北和西南沒有一人。這個分佈和我國歷史上人才分佈幾乎完全一致。

到了21世紀的今天，50年過去了，我們的教育專家才發現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培養不出尖端人才，大樓蓋了無數，計算機不斷換代，食堂餐廳化，宿舍公寓化，校園公園化，3000多億的貸款花掉了，可是人才還是出不來。在這份回顧歷史的文字里，我不想分析其中原因，只提到目前大城市高校的地方保護主義要了大學的命，正在把大學往懸崖推。以北京為例，中國最著名的大學雖然擁有最好的教學硬體和軟體，但是，有北京戶口的考生可以比外地考生低一百多分進入大學，而分給外地的考生的名額往往每省只有幾名，大量外地優秀學生被拒絕入學，同時，大量二三等考生卻拿著北京戶口昂首進入大學，這種地區歧視政策可以說亘古未有，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卻出現了，雖然當今我國的社會怪現象很多，但是，教育的畸形發展從根本上造就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現實。我有一位同學是廣西著名律師，其女兒得到父親的基因，極其聰明又富口才，想考北京的政法大學，可惜那年分配給廣西的新生名額是2名，這女孩的成績是第三，這父親把女兒送到英國留學，最後嫁給台商。這種保護北京子弟（實際上是保護幹部子弟）的笨辦法葬送中國青年才智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在我念大學期間發生了反右運動，關於這次對我國知識分子的第二次鎮壓（第一次是在延安進行的整風運動），雖然有不少書籍作了論述，但從我的親身經歷大致可以看出這次運動從計劃到實施，再到21年（1957-1979年）后的平反和處理善後，用了21年的時間把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和精神徹底摧毀了。然後，再經歷30年的改革開放，按照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原則，終於造就了目前的「80后」一代。回顧在上世紀60年代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經歷了種種磨難，那些沒有死的，精神沒有被摧毀的，兢兢業業，勉強維持到上世紀末，耗盡了精力，成了養老金領取者，到了社會邊緣。如今，領導各領域前進的基本是1979年後入學的當年的紅衛兵，上山下鄉的青年，他們不曾經過層層基礎教育，倒是熟悉階級鬥爭，從這代人里走進大學當校長，當教授的人，能教育出怎樣的下一代呢！

從1957年延續到1958年的反右運動雖然是建國后發生的政治運動鏈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其影響卻極其深遠。從1949年算起，土地改革把中國的地主階級基本上從肉體上徹底消滅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把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其官階在連長以上的全部定為歷史反革命，大批處決或送入勞改隊，等於不存在於社會了，資產階級則通過1952年的三反運動遭到徹底清算，根據其具體情況被確定為基本守法戶到完全違法戶共五種類型之一，其財產也經適當處理，最好的下場是公私合營，可以享受20年定息（反右運動后，定息沒有消息了），經理，廠長等人成了店員，或工廠職員，資產階級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幾百萬知識分子了，根據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贊成文藝為人民服務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換句話說，不同意黨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人不少，這部分知識分子初步確定為5%，但是，這部分人在哪裡？，用毛澤東的話就是要引蛇出洞，如何引出來？就是用他老人家相當自豪的「陽謀」，也就是從1956年開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請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助黨整風。

這種開放的態度非常受歡迎，建國7年，根據向蘇聯一面倒的國策，從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蘇聯建國的模式建設社會主義社會，156項重大工程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在全國建設中，高等教育也按照蘇聯模式實行完全免費和完全統一分配，但是，按照斯大林的計劃，中國也必須納入其控制範圍，也就是，蘇聯提供工業裝備，我們用農副產品支付，這種布置早在二戰以後就在東歐實現了，即：波蘭提供煤，羅馬尼亞提供石油，保加利亞提供蔬菜和花卉，捷克提供機械，東德因為與西德相比實在太困難，400萬青年逃亡西德，自顧不暇，無力貢獻給宗主國，我國建國初期，雖然非常窮，但是，從百姓口袋裡掃蕩農產品還是有收穫的，比如，蘇聯要豬肉，我們就送去整列車的清蒸豬肉罐頭，並且用俄文印刷包裝，他們需要雞蛋，我們就送去蛋黃粉或全蛋粉，他們賣給我們一套小型軋鋼設備，要用250噸生絲交換，大約相當國際市場的三倍。他們的技術工人到了中國都按專家待遇，在中央機關都有蘇聯專家當顧問，甚至在高等院校也設專家招待所，而我國自己的專家不論留學哪國，一律聽專家指導。特別是利用不平等的匯率（人民幣：盧布=1：2 ）不知榨取了我國多少東西。

在高等學校，最突出的問題是教授治校，高等學校歷來是由大學者領導的，中外皆如此，但是我國卻派大批老幹部領導大學，其次就是對全盤蘇聯化不滿，在助黨整風期間，這兩種意見最多。當時機成熟時，也就是甄別工作可以結束時，反擊右派階段開始了，所有提了意見的全部請君入甕。按照規定的指標，高等學校是全部教職員和1957年的應屆畢業生，中等學校是全體教職員，都在劃定右派的範圍內，鋼鐵學院上交的包括最有名的三教授，數學教研室主任，雙科博士（數學，天文博士）劉景方教授，罪名是反對不出版他翻譯的法文科學著作，金相教研室主任，德國柏林高工博士，趙錫霖教授，力學教研室主任，劉寶智教授，以及冶金系主任石心埔，國家一級教授，以上是最有名的，直接教我的老師中，物理老師，俄語老師，化學老師都成了右派，當年畢業生加上教職員，總共270名右派按照上級下達的任務交上去了。其中包括剛從蘇聯留學回國的金相學副博士，馬如璋副主任，可憐他在鋼鐵學院院刊上發表了一篇：我贊成教授治校「，貧農家庭出身的黨員身份也救不了他，戴上帽子送到鋼鐵研究總院勞動。此人不善言辭，幹活塌實，經過20年苦修，改革開放后成了我國著名金相學家。其他老師的結局就不同了，劉景芳教授和夫人同時被戴上帽子，因年紀比較大，留校查看，夫人到學校花房勞動，劉寶智教授死在送往醫院的排子車上，趙錫霖教授的遭遇比較有意思，他被送到農場勞動后，大約在1960年的春節外國專家招待會上，趙教授的夫人，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趙林克悌（德國專家）直接到周總理面前要求把她的丈夫送回來，總理當即表示同意。趙教授很快就回到學校了，但是並不安排教學工作，而是到圖書館打掃廁所，這圖書館有14個廁所，原來由清潔工打掃，效果不好，趙教授接管后，一人包下來，廁所從此天天乾淨，他一直等到1979年平反，但已完全沒有了當年的風度，石教授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的學生批鬥他，叫他沿著剛鐵學院主樓前的大花壇爬一圈（大約200米），回家后就自殺了。

到了1958年春天，第二次反右運動開始，原因是下達全國的指標沒有完成，這次的劃定範圍也擴大到大學全體學生（1957年新生除外），由於絕大多數大學是五年制，所以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全部包括在內，原來小學教師不在內，現在也包括了，這樣，基數比1957年要大許多，鋼鐵學院總共上交右派400名，完成了5%的指標。

對於這批註定「沒有前途「的人，根據不同情況分別安排，一部分留校當反面教員，大部分送到工廠勞動，小部分送到農場勞動，21年後的1979年，發表了給右派改正的58號文件，除個別右派，如著名的羅隆基，張伯鈞等人外，所有右派均得到改正（不是平反，要求給右派平反的呼聲一直呼到今日）。鋼鐵學院的400名右派的結局我僅知道一部分：處決二人，現行反革命6人，有的遣送原籍，在當地勞動，金相1957級一位從軍隊複員的女生，本來到1957年就畢業了，被遣送原籍江蘇崇明島，終生未嫁。軋鋼專業1960級一位原民生公司副總經理的女兒被送到安徽，早早就去世了，我們班金相60-2班三個右派，一個自殺，一個成了現行反革命，在勞改隊度過19年，一個被送到工廠勞動。21年後，按照1978年公布的58號文件給右派平反，按照民政部為落實政策的右派發出的回城戶口指標，連同受株連的家屬，總共20萬個，也就是說，當年55萬1千名右派，經過21年改造，活到1979年改正的大約有十幾萬人。

關於右派的數字，官方一直說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結果是劃定了右派55萬1千名，但是沒有提到1958年的第二次反右，另外，還劃定了一批「中右份子」，是在反右期間根據其表現而內部確定的，不經過批判，不宣布戴帽子，但在檔案上寫明並通知本人。我們班一個女生，五年的所有功課都是五分（蘇聯標準，最高分），被劃為中右分子后，1960年畢業後送到北京鋼鐵研究總院，到1980年我們見面時對我說：你的右派能得到平反，我的中右永世不能平反，她最後到美國去了。

關於劃定右派，如果在鳴放期間有言論，或出了大字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當然是右派了，至於在這期間沒有言論，也沒出大字報的，就根據平時表現，由黨支部確定。我們班第一個右派是解放軍複員連長，廣東人，他在整風期間給他原來的連指導員寫了一封信，要求他轉給有關部門核查他的家庭成分，結果信被轉到鋼鐵學院黨委，他也就成了地主階級反攻倒算份子，戴上了帽子，第二個是我，偽官僚家庭出身，有三條罪名：是平時對同學說的。

1，反蘇，因為我認為蘇聯的科技水平不是世界一流；

2，反對我黨的幹部政策，在1956年人民日報曾發表消息，廣西餓死農民680人，並同時宣布改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我當時對同學說，是基層幹部太壞，才造成這種結果，

3，反對我黨人口政策，我曾表示。中國人口太多，有一半最好。

在批鬥會上，允許我答辯，但是劃定了右派不能改變。第三個是破落地主家庭出身，他是相當不錯的男高音，但是愛唱印度的歌曲，不愛唱黨的歌，結果按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處理。這三個右派佔全班30名學生的10%，這三個右派都按留校查看處理。21年後，這三個右派的結局是怎樣呢，朱綿昌，那個原來的連長，被送到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鑄造車間勞動，後來在勞改隊度過了15年，回到原來部隊的他的指導員家中，和這個指導員死在一起；我在東北度過了19年的勞改生活，於1979年平反，在大學工作，1992年以副教授職稱退休，第三個是李長吉，送到北京重型機械廠勞動，從車間工人一直到副總工程師，1997年退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