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四章 命運的轉折

第四章  命運的轉折

1946年夏天，我們到了南京，開始在玄武湖裡面找到一所房子，奇怪的是，這所房屋從牆到屋頂都是用草建造的，而且是新的草，所以通體是綠色，地面就是土地，好象原來是給遊人臨時休息的。玄武湖給我的印象很好，湖中有五個島，稱做洲，島上有人家，湖上的遊艇不用漿，而是由年輕女子用竹篙抵住湖底，船就前進了，同時還有賣小吃的船，招手就來到船旁，任你挑選。

   在玄武湖的日子很快就過完了，我們的家搬到廣州路的隨園新村，旁邊就是五台山，山上有日本人修建的神社，大概和中國的廟宇相仿，但是其風格迥然不同，首先是上山的路很寬，兩旁有許多雕刻精美的燈座，神社的大門實際上是一座高大的牌樓，其結構很簡單，就是兩根圓形立拄，頂部是兩根橫樑，梁的兩端向上翹，類似中國廟宇的屋頂，結構雖然簡單，但是，其高大的形體給人的印象極為深刻。對比之下，人是太渺小了，充分顯示了神的力量。再繼續前進，就是神社所在的廣場，大片草地上有三座殿堂，由本色大木料構件造成，頂部沒有琉璃瓦，是灰色的很厚的整塊材料，似乎是蓬鬆的，給人的感覺是莊嚴，肅穆，潔凈，與我們的廟宇煩瑣的雕刻完全相反。我雖然痛恨日本人，但是，日本的神社卻是我所喜歡的。走進殿堂，看不到原來的內部陳設品，因為在戰後，這裡已改為戰利品陳列館。這種改變實在非常好，神本來是愛，和平與極樂世界的化身，但是，日本人發動了戰爭，本想征服全世界，但是，到了最後，他的最神聖的，供奉神的地方卻被他想要征服的人陳列他被奪走的武器了。在廣場上有各種飛機，大炮，在室內陳列的幾乎包括所有從戰場上得到的東西，我感興趣的有兩種，一種是千人針，當丈夫上了前線，妻子拿著針線和一塊布到門口請求過往的人每人綉一針，等到綉完1000針，就給丈夫送去，丈夫則隨身帶著，希望保住生命。在陳列室里可以看到各種顏色，質地的千人針，我不知道中國軍人從日本兵的屍體取下這種東西時想到什麼，我想到的是，原來日本兵是怕死的，真正不怕死的是中國軍人，我看到凇滬大戰時的一張照片，一個中國士兵在胸前捆滿手榴彈，手裡拿著導火線往敵人的坦克跑去。那時我們沒有可以抵抗日本人坦克的武器，但是我們的將士願意與敵人的坦克同歸於盡，這種精神和懷揣千人針的日本兵相比，就是天壤之別。另一種是戰死的馬的尾巴，有各種顏色的，大小不一的馬尾。這些戰馬真是可惜，中外歷史上死在戰場上的戰馬不知有多少，這種有靈性的動物本來應該在原野上自由地奔跑，可是人類卻要在他嘴裡安置鐵條，叫他馴服，叫他去死。許多年後，我看到一部記錄新疆野馬的影片，一匹在圍攔里的母馬因為難產快要死了，他掙扎著走到馬圈前依次向同伴告別。當戰馬和他的主人奔向戰場，死在炮火中時，都是生命的隕落，都是令人惋惜的，詩人感嘆；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這兩句話應該含蓋所有的戰死者，日本兵也不例外，當然，戰爭的發動者是死有餘辜的，在南京時曾看到處決南京大屠殺領導者古壽夫中將的記錄片，感受完全不同。

我們在廣州路的家是政府提供的兩層樓房，每門四戶，每戶三間，按現在的規範就是兩室一廳，大概有80 建築平方米，在當時是相當高的標準了，給一定級別的公務員住。父親這時在國防部工作，是文官簡任二級，一般公務員住工教新村，也是兩層長排樓房。在我的印象里，那時沒有人為住房問題發愁，因為到家裡的客人從來沒有談論起住房問題，雖然住房很擠，但並不想住大房子。我家樓下的單元住的是國防部三個上校，每家一間，共用廚房和廁所。其實，那時的房價遠比現在便宜，在我家後面就有一個帶小花園的二層紅磚樓房，至少有200建築平方米，出頂價（就是現在的購買使用權）是兩根大條子，就是20兩黃金，摺合620克黃金，按照目前的黃金價格：每克黃金按180元計算，大約是11萬人民幣，可以買現在單元房的一間廁所。

既然房價這麼低，又可以在市裡蓋房子，按現在人們的想法大概要大量的買，大量的蓋了，可是，那時人們卻沒有這樣做，是那時的人太傻，太窮嗎？我的父親受過高等教育，又通過高等文官考試，應該不傻，他的工資到解放后按保留工資計算（就是保留解放前的工資標準）是460元，相當於上海技師工資四倍（1949年在上海的技師或普通工程師的月工資是120 元，按通漲40倍計算，摺合現在的工資，大約4800元），這些錢首先要養活妻子和四個兒女，其次要滿足本人的愛好，他曾買到一部清代木刻版二十四史，裝在很大的樟木箱里，這套書在解放后捐贈給南京博物院了，得到一封感謝信。我曾到中國書店打聽這套書的價格，回答是至少幾百萬。

那時，大家都不用為住房問題發愁，都安心地住在擁擠的房間里。我家的三間房，一間是 客廳兼餐廳，一間是父母的卧室，第三間是四個孩子的卧室。念中學的姐姐和我各有自己的床，上小學的小弟和小妹共用一張大床，一間房子放三張床還能留下多少空間呢，就是這種條件，我們住的很高興，樓下的三家上校，每家只有一間房，也沒有聽到他們抱怨。

我的家安裝了電話，當然不是現在的按鍵式或撥盤式，而是手搖式，這種電話要帶兩個非常大的圓形電池，每個至少有一斤重。其次，要用手搖動一個手柄發出信號，電話員才能知道你要打電話，然後轉接到對方，其過程和電影上描寫二次大戰的通話場面完全一樣，有趣的是，這個電話對我們只是個擺設，它只能通到父親的機關，只能為他工作服務，不能打到其他地方，所以我們享受不到。

其次，我家也屬於有車階級了，不過，那輛吉普車只能每天接送父親上下班，決不給我們用，這輛吉普車還接送另一個人，就是父親的同事鄭彥芬，這個人到台灣以後成了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

隨園新村在南京高級住宅區，，後面就是美國大使館，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也在附近。金女大是中國最著名的教會女子大學，校長是著名教育家吳貽芳。校園裡面非常漂亮，尤其是對著大門的高大的雪松，再往前走，到五台山下，就是隨園詩話作者袁枚的隨園了，所以，我的家就有了這麼漂亮的名字。

我的學校是南京市立第五中學，是男中，旁邊就是民德女中。初中的少年已到了喜歡異性的年齡了，我們最高興的就是放學后馬上跑到民德女中的大門口看她們放學，但很規矩，只看不說話，這些女生走過我們的隊列從來不看我們，相信她們的心也是怦怦地跳吧。

在學校大門外有一家賣燒餅的小店，只有爸爸和女兒，這個地方也是我們很愛去的，一方面是燒餅很好吃，更主要的是看那女兒，爸爸將做好的燒餅一個個地貼到烤爐的爐壁上，女兒用扁頭的大夾子把烤好的燒餅從爐壁上鏟下來，爐里的炭火把女兒胖胖的手臂烤得紅紅的，這是我們最愛看的，我不知道那女孩是否感到世間的不公平，為什麼那些快樂的男孩能上學，我為什麼要陪伴這個烤爐呢。看這個女孩的心情和看民德女中的女孩是完全不同的，對這個女孩是一種憐惜的心情，很想摸一下那紅紅的手臂，但是對民德女中的學生則是仰慕的心，很聖潔，這種微妙的心理差別在一個14歲的男孩心中居然能夠產生。

第五中學很普通，校舍是長條平房，沒有圖書館，教學設備也不多，與所有公立學校一樣，不收任何費用。這是解放以前國家的特點之一，所有國立學校一律免費，在國立大學，如南京中央大學甚至提供免費伙食和宿舍，這個傳統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這次革命徹底打破了中國曆來的文化傳統和精神傳統，今天的現實可以解釋了）。一個家長如果不為子女的教育發愁，其幸福指數就要上升許多，而社會自然進步。我們四個孩子中，姐姐上中華女中，是教會學校，收費每年兩擔大米，摺合300斤，按現在大米價格計算，大約700元，但是，其校舍精美，設備好，這麼一點學費只是象徵性的，主要經費還是教會提供。我在第五中學，小妹和小弟在邵立子，傅學文夫婦主辦的力學小學念書，都是免費。所幸的是，解放后，一直到弟弟考上北京大學，這個傳統才被打破，我們兄弟姐妹才得以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姐姐畢業於大連醫學院，終身服務於瀋陽中國醫科大學，我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除去勞改19年，在北方工業大學服務13年並為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駐華機構工作19年，小妹畢業於上海衛生學校並終身在上海精神病院服務，小弟畢業於北京大學后，在一家國防電子工廠服務直到退休。這個家庭有三個子女受過高等教育，小妹是中等專科學校畢業，但最後在主治醫師崗位上退休。在衡量人們對社會貢獻方面，在國際上有一個指標，智能勞動者，技能勞動者，體能勞動者對社會的貢獻分別是： 100：10：1。智能勞動的代表是律師，技能勞動的代表是速記員，體能勞動的代表是鑄工。可見教育的作用有多麼重要。可惜的是，時至今日還有人不明白。

五中的第二個特點是只求把課本教好，決不增加課外教材，其實，這也是那時所有學校的共同特點。學生負擔輕，就可以按自己的願望發展。那時的中學生不用書包，用一根專用的書包帶子就可以了，可見書的重量很小。到初二時，喜歡英語的同學就開始通過報紙找美國朋友，老師則幫忙修改學生的英文信，當然美國的學生也馬上回信，通常是互相交換郵票，其結果是孩子們對英語的興趣大增。相比之下，如今的孩子苦苦面對英語單詞本的狀況，真是天壤之別。我們班有一個名叫陳錫番的同學的英文信寫的最好，他於1949年到台灣，後來當了外交部次長（副部長）。

我和姐姐的興趣在讀書上，那時開明書店有一種簡裝本的世界名著，是把書頁上下空白部分縮小，使每頁的字數多一些，價格就能降低一點，這種書可以成套賣，也可以單買，父親給我們買了全套，裝了一個柜子。如今我們出版業盡量加大書頁空白，加大行距以求提高書價的辦法實在是南轅北轍。當時的書店還有一個辦法聯繫讀者，就是買書留下聯繫地址，書店會不斷將新書目錄郵寄給讀者，當然就擴大了業務。我的很多書就是這樣買的。

我深切的體會是讀書對人的發展意義極大，愛收藏書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愛好，當然不是到書店亂買，而是到各種舊書店，圖書展覽會，好的書店去淘，要到淘寶的境界，那就是精神享受，如今年輕人在電腦上閱讀的比例已經超過了讀印刷的書，這是文化墮落的信號。電腦上讀的書是網站編輯人員挑選過的，實際上只是出版物的極小的一部分，等於他讓你看什麼，你就只能看什麼，他不讓你看的，你就根本不知道。比如，當年我念初中，可以看到法國作家羅狄的「冰島漁夫」，對於海上風暴的描寫，和漁民困苦的生活令人終生不忘，美國作家歐亨利的短篇小說選和海明威的西線無戰事，尤其是西線無戰事使我對戰爭的殘酷印象極深。這些書即使當今的大學生也不一定知道，更不用說閱讀了。上世紀40年代的物質水平和現在完全不能相比，不用說冰箱彩電，有自行車的在我們全班也只有一人，我家最貴重的電子產品就是一台電子管收音機，但在精神上的享受，是遠遠超過現在的。

南京有商業型電影院， 比如大華電影院，新都電影院都放映美國片，比如，出水芙蓉，無論彩色和場面都很好，影院設備也好，當然票價也高。記得放映國產間諜片天字第一號時，大華電影院的鐵門都被擠垮了，因為觀眾要看女演員歐陽莎菲，但是，南京有專門放映文藝片的影院，是為知識分子看的，比如，魂斷藍橋。時光過去了70年，在我們這個號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哪裡能找到這樣的影院?

在初中時曾看過一本很厚的書，本來不是給少年看的，但是我看到了，書名是「我擇取了自由」，是蘇聯一個特工人員叛逃到美國以後寫的，內容很多，如今只記得一個場景，就是當發現他對蘇聯的制度發生懷疑時，對他採用 一種刑法，就是用濕毛布抽打其下體，使他失去生育能力，當時不明白這種刑法對人有多大影響，後來知道古代的宮刑僅比大辟低一個檔次，就明白了。

多年以後，我看到阿爾巴尼亞中央委員莉莉倍麗紹娃被處死的報道，她在日記中記載了對赫魯曉夫贊同的話，結果被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了，她請求等懷裡的孩子降生后再被處決，但是黨的最高領導霍查不許，結果她連同那未來到人間的孩子一同到了天國。

後來發生的反蘇大遊行使我對蘇聯這個國家有了深刻的認識，那次遊行的起因是在戰後中國要恢復日本原來佔領的領土的主權，但是蘇聯佔領我們東三省不交還，中國派代表團到大連準備接收旅順，大連，團長是著名的地質學家張莘夫。但是，火車剛到達火車站，就被蘇聯軍人用刺刀刺死了，就是張莘夫事件。從此，我對蘇聯這個國家的制度絕對沒有好感。

少年時期受家長的影響很大，父親不抽煙，不喝酒，家裡預備了待客的好煙，就在茶几上，但我從來沒有想過抽一支嘗嘗味道，這就是身教的效果。那時，有一種回力牌球鞋，高鞋幫上有一塊園形的標誌，是裸體大力士拉弓的圖樣，我很想要一雙，但是，父親始終不買，他讓我穿的是矮鞋幫的普通膠鞋，理由是鞋幫高矮對鞋的功能沒有影響。當然也是普通膠鞋比較實惠，高幫鞋剛出現在市面，好看但很貴。這種教育使我始終對於購買物品考慮三個條件： 是否需要，質量是否好，價格是否適當，滿足著三個條件就買，否則決不買。回到今日，有一回，我的一個學生來我的家，穿了一雙有氣墊的旅遊鞋，花了1000元，我問他：你知道1000元能辦多少事嗎？我買一套10 卷精裝本大英視覺藝術百科全書花了1260元，這就是人們對金錢意義的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可以影響人的一生，我用大約20年的時間建成了自己的書房，一半是藝術圖冊， 另一半是傳記和文學作品，有了這些材料，我可以在大學講台上說自己的話，得到學生認可，多年以後見到學生還提到我在課堂上講的話。另一方面，也能和外國人在同一辦公室工作了19年，一點不比他們差。

在五中期間，全校沒有一個學生有汽車接送，也沒有騎自行車的，當然不是沒有這些車，也不是買不起，有的同學的家長也很富有，或是當官，但是從來沒有哪個家長用公家的汽車接送孩子，這就是社會的風氣，公私分明，一個社會如果到了公私不分的地步，就有危機了。在這裡還要舉一個例子， 父親的一位朋友在國防部擔任儲備司司長，我們叫他毛伯伯，孩子在大學學音樂，有一回毛伯母到我家做客，我和姐姐希望毛哥哥能為我們演奏一回小提琴，毛伯母說，現在他還沒有小提琴，等我們攢夠了錢給他買了小提琴，一定為你們演奏。一個堂堂少將儲備司長，掌握大量物資，居然沒錢給兒子買一把提琴，現在人們看到這段話一定大笑不止，可是，這是千真萬確的。毛伯伯的名字叫毛茂猷。

儘管為了政治的需要可以把舊社會描寫得一塌糊塗，就像過去要解放世界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三分之二的外國人一樣，但事實倒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使我們的有關學者苦惱不已；為什麼中國在近代有兩個出人才的高峰，一個是北洋軍閥時期，另一個是二次大戰時期，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適，後者就是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那兩個年輕人。到了如今，我們大學的高樓不知建起了多少座，計算機不知買了多少台，怎麼就出不了高端人才？警鐘又在外國大學敲響了，我國到國外留學的碩士，博士生的水平不斷下降，這是怎麼回事？

倒退60 年，那些一手拎著捆書的帶子，一手拎著飯盒，每天走路上學的孩子們要比現在的學生輕鬆的多，首先，他們不會拿著交費條子讓他們的父母心驚肉跳，也從來不會做課後作業到半夜，遇到問題也不會沒人商量，因為哥哥姐姐就在身邊，這方面我的感受很深。那時的書店常常要求讀者留下聯繫地址，不久，新書目錄就寄來了，這時，最高興的就是我和姐姐商量好，拿著鉛筆在想買的書名上畫一個圈，然後向母親要錢。在上世紀40年代，中國的圖書出版業給請少年準備的讀物是相當豐富的，首先是商務版王雲五主編的萬有文庫，是為大中學校圖書館預備的，大概有好幾千冊，紙張和裝幀都好，尤其是封面上方萬有文庫和王雲五主編九個大字，十分耐看。我想，這個人不但能編這麼大一套書，還編了王雲五大詞典，並且發明了查字典的四角號碼，世界上真有學問這麼大的人。

我和姐姐買的主要是開明書局和啟明書局的書，因為這兩個書局的書特別便宜，翻譯的書的譯文也好，比如，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的景象，它沒有描寫炮火連天的場景，而是書的主人公保羅背著受傷的戰友到戰地醫院的情景，他們一路說著話，到了醫院，剛把傷員放在地上， 軍醫走過來看了看，告訴保羅，他死了，保羅說，不對，他是腿部受傷，可是這時，他也看見了戰友腦後汩汩流出的血。他是保羅最後一個同班同學。

書的最後一頁只有幾行：他是朝前倒下的，可以看出他沒受多大痛苦，因為結局已經到了。

那天的戰線報告只有一句：西部前線完全平靜。

每次看到這裡，我都忍不住 淚水。書籍對於一個初中學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讓他們知道戰爭，災難，生死存亡，向他們提出問題，讓他們去思考，這對青少年的成長大有好處。

快樂的學習生活很快結束了，1948年冬天，濟南戰役爆發，在聯勤總部濟南被服廠擔任廠長的父親在濟南戰役后隨潰敗的軍政人員往青島撤退，在青州被阻，在查明他的身份后，請他趕快回廠工作，因為這麼大的工廠已停工了，部隊首長不知是怎麼回事，父親提出的條件是，原來工人享受的待遇不能改變（原來吃的白面不得改成小米），答應了這個條件后，工廠立即復工，為軍隊生產大批棉軍裝。復工后，他很快參加了人民解放軍。他託人帶信告訴母親，他已經擔任濟南軍區幹部學校副校長，培養解放上海以後管理工廠的幹部，並叫我們千萬不要離開南京。可是，南京的黨政機關開始往廣州和台灣撤退，我們的鄰居也陸續搬走了。有一天晚上，父親的一位朋友到我家，告訴母親，他們很快要離開南京，希望我們跟他的家一起走，母親說，孩子的爸爸回不來，如果我們去台灣，就永遠不能見面了，只能留在南京。那人臨走時說，你實在不走，我把兩個大的（就是姐姐和我）帶走，這個要求也被母親拒絕了。這最後的話決定了我們的命運。1949年春節前，母親考慮解放軍一旦打到南京，一定戰鬥很慘烈，所以決定到蘇州的親戚家避難。蘇州的親戚在蘇州高等法院擔任推事，在道前街有一套石庫們的住宅，我們就住在二樓的正房裡。

江南城市裡的石庫門住宅，通常是供小有產者居住的，而且基本上是統一的格式。進了大鐵門就是天井，可以養花或夏天乘涼，正房和兩側的廂房構成了一個很緊湊的「U」字形，大約有十多間房間。所以，一個家庭住是非常寬敞的。這種建築的布局很像現在的聯體式別墅，每家有自己的大門，前面的牆很高，私密性特別好。

住的問題雖然解決了，但是自從父親在濟南戰役中失蹤后，（當時派軍艦到青島等候潰敗的人員，但是，連最高職位的王耀武也被俘了），聯勤總部就停發父親的工資了，幸好聯勤總部的郭司令派人送來600斤糙米（只碾去稻殼），我們就靠這些大米維持到上海解放，其他的開支就只能靠賣衣物換得一點錢。那時的蘇州有很多信託商店，比現在宣傳的舊社會的當鋪好的多，送去的衣物由商店估價，再陳列在櫃檯里，出售後抽取7%的手續費。過一定時間如果沒有賣出去，可以商量降價，我們就靠信託商店生活了五個月。

在這期間，我們的學習沒有間斷，姐姐在東吳大學附中借讀高中，我在蘇州縣立中學借讀初三，小妹和小弟念小學。也許有人會說，靠賣衣物過日子，還能供四個孩子讀書？這要感謝那時的教育制度，公立學校不收學雜費，私立學校每年的學費也不過兩擔大米（300斤）。所謂借讀，說來也很有趣，因為我們是1948年冬天插班，就是在蘇州念書，原來在南京的母校承認蘇州的學校發出的成績報告，頒發畢業證書，所以，我於1949年在蘇州修完初三課程，南京市立第五中學給我畢業證書。蘇州中學向我提供所有的教學資源（教學設備，師資，圖書，實驗等），分文不取。這種情況在21世紀的我國教育工作者看來，簡直是天方夜譚。

我的學校在滄浪亭對面，隔壁就是江蘇省圖書館。圖書館院子很大，讀者很少，下課後我和同學常到大廳里看那些線裝書，當然不是看書的內容，而是數書架上的一排排的書。這一帶都是古老的，非常考究的庭院，滄浪亭里有一幢帶迴廊的西洋式建築，就是江蘇省立美術專科學校，我最喜歡的就是站在迴廊里看學生素描，因為模特都是裸體石膏像，窗帘不拉上，也不攆我們。那種情景實在令人難忘，下午的陽光把大廳照得非常明亮，旁邊就是池水，假山和水中的倒影，整個滄浪亭沒有遊人，靜悄悄地。（蘇州園林太多了，人們早就習以為常，不象如今的人，看到一塊草地加上幾棵樹就興奮得很）。

滄浪亭的廳堂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花格窗上的磨光的貝殼片，在過去，一般人家用一種專門的紙糊窗戶，江南的有錢人用磨的很薄的大貝殼片鑲在木格里，太陽照上能透光，又發出彩色，很像當年在湖北看見的天主堂的彩色玻璃窗，這種貝殼片後來我在任何古老的建築上都不曾見到。

學校隔壁的江蘇省館閱覽室外的大樹把陽光擋住了，老館員旁邊的「大清圖書集成」放在書架上，佔滿了一面牆，有一種震撼力，使我想到要多少學者花費多少精力才能完成這部大書呢？

半個世紀后，我再去蘇州，我的學校和省圖書館都沒有了，原來的地方蓋起了樓房，滄浪亭也裝修一新，美術專科學校的大廳也沒有了，花大價錢買了門票的遊人來來往往，熱鬧非凡，往日秀美，恬靜的滄浪亭不復存在，惆悵的心情正如古詩所說：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其實，整個蘇州的變化也如此，當年蘇州城裡不通汽車，長途汽車只通到閶門車站，市內交通工具主要是馬車，馬蹄踩到鋪滿鵝卵石的大街，發出清脆的達達聲。我家旁邊是道前街，舊書店一家連一家，顧客又少，非常安靜。最繁華的觀前街上有著名的玄妙觀，大殿外面是形形色色的地攤，大殿裡面有人燒香拜佛。街上則有各式各樣的食品店，都是古老的店鋪，沒有樓房，店鋪古色古香，貨物也各有特色。

東吳大學是蘇州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校園完全是西洋式的，大草坪四周分佈著紅磚建築，其園形窗戶四周的雕刻異常精美，尤其是孔祥熙捐贈的體育館，是用一種形狀不規則的深紅色磚建造的，很有特色。回想，在上世紀初，中國的經濟還非常落後，但是國家卻願意花費大量經費開辦高等學校，無論是校園建築，還是師資，都是最高級的，在社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大學也逐步具備了自己的特點，重點培養高級人才。如東吳的法律就是一例（當然，也有復旦的新聞，清華的水利，交大的鐵道，）。再看如今的高等學校，蓋的是千篇一律的高樓，教的是統一的教材，教師說的不是自己的話，學生只會上網看現成的材料，像小學生那樣背講義，再加上整天考慮明年的學費怎麼辦，飯卡上沒錢了，在這種情況下，居然有教育專家還在研究，怎麼我國的大學出不了高級人才。

到了1949年初夏，渡江戰役開始，解放軍從江陰過了長江。所謂的百萬雄師過大江其實就是在國民黨江陰要塞的司令起義后從蘇北直接過江的，南京根本就是一座空城，後來我們看到的佔領總統府的相片其實一槍沒放，其情景好比遊人爬到公園的假山上留影一樣。蘇州的解放就更有意思了，當地守軍燒毀倉庫后悄然退出蘇州城，我在上學途中看到了解放軍，他們在馬路邊上吃飯，是很大的饅頭和臉盆里的炒黃豆芽，他們像是行軍到了蘇州，顯得很輕鬆。他們帶的是步槍，身穿灰黃色粗布軍裝，沒看見坦克或大炮。我們初次見面，有點好奇，很友好，但也沒有表示歡迎，當然也沒有想到從此我們的生活將有何等變化。他們對於從貧窮的蘇北來到一座蘇南的城市也沒有顯出新鮮感，所以，蘇州的市民照樣過日子，商店照樣做生意，我照樣上學。

父親是隨過江大軍最後到上海的，他帶領是部隊的非常重要的人員，是到上海接收工廠並準備擔任軍代表的，經過父親培訓的部隊知識分子，同時，還有整船的鈔票。上海的守軍抵抗得很頑強，我後來在浦東高橋中學念書時就看到當時的地堡，有水泥的，也有在地面挖洞，上面是鋼板蓋子的，在公路上還有水陸兩用坦克。其實，上海之戰就是掩護最後的撤退，根本不是保護上海。多年以後，我看到評論蔣經國的書，說他在組織上海撤退時把人員，物資和財寶安全運到了台灣。

父親從上海到蘇州接我們，他穿的軍服是用美國產的草綠色細布做的，佩帶蘭色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袖箍，他這時在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輕工業部工作。這身軍裝著實把我們這家當蘇州高等法院推事的親戚嚇了一跳。到了上海，房子已經預備好了，在國棉六廠的宿舍，是日本式聯排二層樓房，每戶一個單元，

這個工廠是二戰期間日本人建設的，有六萬紗錠和4000檯布機，名叫日華紗廠，戰後按敵產沒收，歸中國紡織公司，解放后歸華東紡織管理局，在上海綿防工業里屬於中等規模（上海是中國紡織工業的基地，有國棉系統的20多個廠，如國綿12廠有十幾萬紗錠，是大廠，另外是榮德生家族的申新系統，有20多個廠，占上海綿紡工業的50%，）。從這個工廠大致可以看出在上世紀日本在輕工業方面的水平，也看到國民黨接收后基本按照原來的編製，首先，設廠長一人，是專家，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一人，紡部，織部，電氣，機械各設工程師一人，管理方面是科，父親後來擔任該廠的機物料科科長。全體幹部在一間大辦公室工作，廠長和總工在旁邊有單獨的辦公室，有門與大辦公室相通。機物料科按現在的編製是設備科和原材料科，至少有幾十名工作人員，因為現在一般管理人員佔全體職工的25%，上海國綿六廠有職工4000人，所以脫產人員有1000人，而50年前，該廠的機物料科只有科長一人，科員二人。同樣的設備，同樣的產品，脫產人員卻增加到幾十倍，特別是，同樣用中國人幹活，效率卻下降了幾十倍，怎麼解釋？

這樣的管理水品水平自然有相應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在六廠的對面，距工廠大約200米就是員工的住宅區，總工程師和工程師都是三層獨立的花園洋房，拿莫溫（車間領班）以上的員工住日式聯體兩層住宅，養成工（學徒工）住集體宿舍。院子里有游泳池和小學。日本的房子很有特點，進門后要上台階，樓下是客廳，廚房和盥洗室，有煤氣灶。出後門有很寬的走廊，走廊外就是小花園。房間內是深紅色地板，上面鋪踏踏米，這種鋪地材料是用稻草壓成，厚度大約有五厘米，上面有一層草席，尺寸是1米寬，兩米長，所以，日本的房間都按席計算，，每席是兩平方米。客廳外面是很窄的樓梯，二樓有大小兩間，大間有整面牆的壁櫥，足有一米深，可以放全部被褥，衣服，大間還有拉門，打開拉門就是大約一米半寬度的走廊，這間給父母當卧室，另有小間，安置了兩個雙層床，四個孩子，每人一張床，中間有桌子，很像學校宿舍。

宿舍是工廠提供的，不用花錢，所以，工薪階層沒有住房和孩子教育費用的苦惱，這對於當今的人們無疑是天堂神話。

至於工資水平，到了解放以後，仍然按照解放前的標準，廠長是1000元，總工是900元，科長460元，拿莫溫120元，中等工人76元，當時的燒餅是兩分錢一個，加糖的豆漿五分錢一碗，大黃花魚是一毛六一斤。按北京我的學校食堂現在的價格，燒餅是1元一個，豆漿二元一杯，也就是說從1949年到現在，物價大約上漲40倍，那時的科長的工資相當於目前的460X40=18400元。我想，這就是60年前一個科長帶領兩個科員能完成現在幾十人的工作量的原因了。

1949年暑期，我考高中，那時各校都是單獨招生，我參加了六個學校的考試，錄取三所，但是父親執意要我念上海紡織專科學校，也許他認為紡織業在中國很好，就像郵政業，有很高的待遇，（那時上海鐵路局的工程師月薪120元），特別是他認識紡專的校長，那位校長也是學鐵道專業的，和父親是同行。這學校是私立的，學費比較貴（其實也只有160個折實單位，是當時的計算工資的單位，每個單位大約是四毛六分錢 ），但是對我免費，大約也是因為父親原先是軍管會的幹部吧。上海紡織專科學校是五年制，只有兩百名學生，但是校舍非常漂亮，在大西路，就是現在的延安西路，是解放前的美國鄉下總會。樓上原來的餐廳成了學校的辦公樓，樓下的舞廳空著沒有用，因為那時沒有黨團活動，我們的教室是在花園裡的三層小樓。學生幾乎全部來自資本家家庭，特別是紡織廠主，在我旁邊的學生名叫關祝宗，他的父親叫關勒銘，著名的關勒銘鋼筆就是用的他父親的名字。

學校的教師也很過硬，數學教師是上海工務局的技正，技正是那時科技人員的最高等級，相當於教授級高級工程師（以下是技佐，技士，分別相當於工程師，技師）英語教師是現在著名指揮家鄭小瑛的父親。有一天，他邀請幾個同學到家裡玩，我們找到地址是一座花園洋房，在滬西郊區，進門就向我們介紹他的女兒，鄭小瑛抱著一隻小貓坐在沙發上，很有一點架子，大概少女見到年齡相仿的男子都是這個樣子吧，她很美麗，留給我的印象很深，另外給我很深印象的是客廳里有一個軍艦大炮彈殼的下半截，翻過來成了凳子，撞針留下的凹痕還在上面，那大炮口徑足有12英寸。60年過去了，不知鄭小瑛是否還記得那次會面。

一個學期后，我決定離開這所小開集中的貴族學校（小開是上海話、就是小老闆），同時，原來學校的資助人顏惠慶在解放后無力繼續撥款給學校了，看到學校毫無生氣的樣子，我自己想法轉到普通中學去，但是，一般學校在寒假不招生，我想，鄉下的中學也許能方便一點，就到浦東的高橋中學，要求辦理轉學手續，結果教務處非常痛快地同意了，當然無需贊助費，但住校要收伙食費，每月收16個折實單位，大約是16X0.46=7.4元。回到家裡把情況報告父親，他大概看到上海當時的經濟狀況（1950年2.6轟炸以後，上海曾發生搶購風潮，連火柴都很難買到），轉到公立學校好一點，就同意了。

高橋中學是上海有名的中學，教學非常嚴格，校舍是古老的平房，建築很考究，好象是過去大戶人家的住宅，宿舍是在校外一個很大的兩個「口」字形連在一起的兩層樓，有迴廊，用料和工藝都非常考究。許多年後，我看到北京恭王府的住宅，就是這個布局。每天晚自習后，我們穿過高橋鎮的古老街道，聞著著名鬆餅的香味，到街頭的豆腐店喝濃濃的豆漿，花兩分錢，店主就從鍋里舀出一大碗滾燙的豆漿，再給一個很小的紙包，裡面有兩粒糖精。這時，可以看到鍋里豆漿表面漂浮著一層軟軟的腐竹，那是黃豆里最精華的成分，再給店主三分錢，他就用細竹條挑起一張腐竹放到碗里，那軟軟，甜甜又滑潤的點心，完全不是用水發開的腐竹能比得了的。另一種享受就是宿舍外的燒餅，兩分一個，是在陶瓷缸里烤出的，外面有一層糖漿，裡面是椒鹽和蔥花，母親給我的零花錢是每個星期五毛錢，過江的渡輪費在外，所以每天晚上都能躺在被卧里一邊吃燒餅，一邊和同學聊天，宿舍里的晚宴都如此，可能是青年發育時期特別需要多吃東西吧。

英語教師一位是原經濟部的官員，有學問，但同學們不喜歡他，另一位是遠征軍的翻譯，他告訴我們許多當年在緬甸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情景，真是解恨。同時再加上我在二戰期間的經歷，所以，早在高中時就明確了八年抗戰是國民黨的軍隊堅持到底的，完全不是解放后宣傳的那樣，所謂共產黨打日本，蔣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的話，實在叫我噁心。

在南京第五中學已習慣了男中的環境，所以不敢接觸高橋中學的同班女生，她們也不愛搭理我，可是有一件事改變了我在班裡的地位，那是我們班和另一班打架，班主任開全班的會找原因，點名叫我說，我站起來說，這次打架非一日之寒，沒有早解決才有今天的事，可能這句話給班主任留下點印象，他在會後叫我到他的房間去，第一句話是，你父親的職業是什麼，我回答，在工廠工作，他接著問，他的名字是什麼，我回答了父親的名字，他馬上說，他是我的老師呀，原來在抗戰爆發后，隨河南內鄉鄉村師範學校校長和我父親參軍的學生中就有這位班主任，後來，在班會總結時，他特別提出我的意見非常正確。從此，班上同學對我特別好，女同學也對我表示好感，當然，我的功課好也起了作用。

到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英語老師和班主任都被送到監獄去了。中國的革命在成功以後也是註定要犧牲許多人的。（未完待續......）

• [11/19]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 [11/19]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 [11/19]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一章
• [11/21]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二章
• [11/22]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三章 還都
• [11/23]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四章 命運的轉折
• [11/24]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五章 離別學校
• [11/25]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六章 我的大學生活
• [11/25]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七章 逃亡
• [11/26]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第八章 罪名：企圖逃往帝國主義國家
• [11/27]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九章 在被開墾的處女地
• [11/28]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十章 最後一個勞改場
• [11/28]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十一章 從勞改到二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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