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九章 在被開墾的處女地

第9章．在被開墾的處女地

我們是坐專列出發的，每人除了簡單的衣物，還有4斤大餅。大轎車直接開到月台上，按規定的編號進入車廂。場面非常壯觀，每節車廂頂上有機槍一挺，列車兩旁是列隊的持槍士兵，槍口對著車廂，列車倒沒有特別之處，就是窗戶被釘死了。等各處的車輛全部到齊，全部犯人進入車廂后，車頭的軍號發出信號，所有士兵立即登車，關閉車門，列車往北啟動。

第二天，列車到達吉林省白城子，當地兵站在站台預備了大桶的開水，停車後由士兵將水桶抬上車。列車到達黑龍江齊齊哈爾郊區，換卡車向北繼續前進，前面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看不到村莊。最後，看到大片的灰色平房，門口有牌子，是北京市公安局音河分局，這就是我們的勞改場。

音河農場在黑龍江省最西部，靠近內蒙古，有四個分場，每個分廠有犯人1000人左右。在上世紀60年代，中國沒有武裝警察，看押勞改場犯人的就是解放軍，每個分場用兵一個連，全場需兵力一個營。

這個農場是在荒原中完全新建起來的，這裡沒有一棵樹，也沒有人煙，監舍只能採用大塊的水泥預製板作房頂，空心磚做牆，內外沒有任何修飾，在陽光照射下，一片灰白色，倒也不難看，只是入冬后非常寒冷，尤其是直接睡在割掉草的地面上，以下就是1.8米的永久凍土層。

按照計劃，音河農場要開墾120萬畝，一直到齊齊哈爾郊區，但當年只開墾了八萬畝，我們的工作就是修農田道路，把土堆到路面，兩旁就成了排水溝。這裡的草原從來沒有開墾過，青草年復一年生長，草根把地下結成了厚達40厘米的類似絲瓜瓤子一樣的結構，重型五鏵犁可以把土翻過來，但是圓盤耙卻切不碎帶網狀草根的土。

在半機械化條件下的農場，4000犯人除了各種雜活（菜地，飼養，加工廠，機修廠，打草，做飯，趕車，建築，）能在大田幹活的不到一半，每人最多能負擔20-30畝，也就是能承擔4萬畝左右的田間管理。可見，音河農場的規模要擴大30倍，我們這4000人只是先頭部隊，北京預計要送來的犯人當是5位數！

從音河農場的建設可以看出，在茫茫草原上，只要有簡單的住所和當年的口糧，加上開墾和播種設備，一個相當規模的農場就初步形成了，其餘的工作，從農田道路，排灌溝渠，到糧食加工廠，機械廠，飼養場，一直到醫院和學校，都能完成，甚至我們還在音河上建築水壩，引水種植水稻。這4000犯人中有各種人才，連測量工程師都不缺。那些解放軍和隊長，都是為了看管我們，他們不會管理農場。

當年我們開墾土地，第二年春天播種，修築道路和種樹，尤其是從音河引水種植了水稻，似乎一切都很順利，可是，這個龐大的計劃很快就被一個小東西摧毀了，那就是三棱草，這種在肥美的土壤中成長的野草是三棱形，有鉛筆那麼粗，高度約兩米，人要是鑽到了裡面怎麼找哇。當然，也許有別的考慮，總之，在1967年秋天的一天晚上，下達了立刻轉移的命令，我們扔下了所有的糧食，機械和來不及收割的莊稼，匆匆登上敞蓬卡車，向北開去。

到達的地方是嫩江農場，這裡已是北緯49度地區，屬於永凍層凍土帶，夏季化凍層大約一米，以下永遠凍結，深度到達1。8米左右。每年11月以後就是嚴酷的冬天，氣溫降低到連水銀溫度計都凝固了，酒精溫度計的刻線只到零下45度，但紅色的酒精降到最低刻線以下，所以，就算是零下46度。在這種氣候條件下，可以種春小麥，玉米，大豆，土豆和南瓜。秋收以後就是漫長的嚴寒，一直到來年4月-5月，大地剛化凍薄薄一層，就開始播種，

所好的是，這裡是鎮壓反革命時期開闢的勞改區，農場的布局早就完成了，我們的到來只是將原來在這裡生活了多年的老反革命遷走，由我們接管，他們去哪裡，我們不知道，反正旁邊就是七星泡農場和訥河農場，嫩江農場的條件也許比較好，就留給北京來的新犯人了。

我們在第七分廠，大約800名犯人，這裡和音河最大的不同就是儘可能讓犯人幹活，體罰非常普遍，也相當厲害。在音河農場時，冬天起床后，值班隊長要拿溫度計到院子里待一會，一旦溫度降到零下28度，就立刻宣布：今天不出工，學習。因為，從北京來的隊長大多是幹部，抵擋不住這樣的嚴寒。但是，嫩江的隊長基本是當地農村出身，早已習慣了嚴寒，所以，不論氣溫降到什麼程度也照樣出工，除非是刮「煙炮」，就是大風雪，狂風把地上的干雪颳得漫天飛舞，能見度等於零，黑棉襖成了白色，呼出的熱氣馬上變成霜，在這種條件下才可以收工，因為天地一片白色，看不見人了。

在冬天，地里的莊稼早收拾完了，但是在勞改隊卻有活可干，那就是刨凍土，對付凍土要用專用的大十字鎬。這種辦法的效率非常低，其目的就是儘可能讓犯人幹活，消耗其體力。冬天雖然日照時間短，但是，每天只吃兩頓飯，從早上8點到下午四點收工，中間只能短暫休息，因為汗水變成了熱氣穿透棉衣結成一層白霜，但棉衣是熱的，如果休息的時間長了，汗水就把棉衣裡面浸濕，那就非常難受。因為我們穿的只有一套棉衣，裡面只有一件在夏天被汗水漚爛的單衣。

說到我們的冬衣，頭上是棉帽子，有狗皮護耳，手上是棉手套，身上是8斤重的黑棉衣，腳上是橡膠底棉鞋，沒有襪子，在鞋裡塞一把乾草，把腳包起來。這套棉衣是在每年國慶節放假期間自己縫製的，發到手的是統一尺寸的裁好的黑布上衣和褲子的面料和拼湊的舊布裡子和8斤棉花，其餘的活由自己完成。可想而知，這種冬衣是什麼樣子了，胡亂縫起來的棉衣大約有3寸厚，尤其是褲子，褲襠也是大團棉花，那走路的姿勢就像狗熊。這麼厚的棉衣在幹活時不能脫掉，汗水變成蒸汽穿透棉花，在外面結成一層霜。帽子也不能摘，呼出的熱氣也結成霜，整個腦袋都是白的，鞋裡的乾草也浸透汗水，然後結成冰和鞋底凍結在一起（鞋底只有很薄的一層橡膠，沒有鞋墊，大概就是為了墊草，當然我們用的不是烏拉草）。

也有人有內衣，那是把夏天被汗水漚爛的白單衣用粗線密密地縫起來（每月可以用所發的零花錢買一次用品，如牙膏，白糖，煙葉等，大約相當於現在的10元，也可買線，但縫衣的針是借用獄方的，用畢交回），若干年以後，這件內衣就很厚了，而且很硬，脫下來可以立在地上不倒。

在這種條件下全天在野外零下46度溫度下幹活，沒有人凍死，臉上有口罩，所以也沒有凍傷的，而且吃的是窩頭和玉米粥，人可以承受，可是，鋼鐵卻承受不了，隨著刨凍土的「碰碰」聲，煅鋼製造的大鎬會突然像瓷碗那樣碎成許多塊，鏟土的大鐵鍬也會「啪」地一聲碎了，我懂得這種現象是金屬在極低溫度下表現的「金屬的低溫脆性」，在這種條件下，原有的金屬的塑性消失了。

這種場面很值得記錄下來：在茫茫雪原上，有一些黑色的動物沿著一條直線在活動，線的兩端有紅色的旗子在寒風中飄揚，在旗子下是穿皮軍大衣，皮靴的帶槍的軍人。

對於大的排水溝，要用另一種方法，可能是當地勞改區發明的，將一根10厘米直徑，長度為1。5米的圓鋼一頭煅尖，中間橫著捆一根粗木棒，木棒兩端和圓鋼的頂端用麻繩相連並緊固。操作時，一人兩手抓住麻繩，兩人分別抬木棒的一端，三人同時往上抬大約一米，再猛力往下摔，鋼釺的尖就把凍土砸開一個坑，對準這個坑連續砸下去，凍土最後就碎成大塊。下一步就是大土塊的背運了，首先，背土的人先蹲在土塊旁邊並彎腰，兩人將土塊抬起饅饅放在背土人的背上，（如果快了就把背土人砸倒了），然後再幫他站起來，他就雙手托著大土塊一步一步地彎腰上坡。我們就是這樣開出了農場的縱橫水道，

還有第三種辦法就是用炸藥炸開凍土，說起來這是很普通的辦法，在凍土上用鋼釺打出垂直的孔，裝上炸藥，引爆。值得記錄下來的是，炸藥是在勞改場由犯人自己製造出來的：將化肥硝酸銨在大鐵鍋里炒到沒有了結晶水，成了白色粉末，裝入塑料袋密封，保持乾燥，再將鋸末在鍋里炒成黑色，成了炭粉，最後混入硫磺，我們老祖宗發明的黑火藥在勞改隊再現了並且發揮了作用，唯一的改進是採用了雷管起爆。當然，大土塊還是靠人背。

冬天的活還有收割乾草和摟草，東北大草原沒有樹木，很少用煤，燃料主要靠大豆秸，玉米秸和乾草。前兩種在秋收以後就收拾好了，打草是冬天的另一種活。早起喝完玉米粥就排隊到工具房領取鐮刀，用腰上帶的磨刀石把刀磨好，再排隊出工，到紅旗劃定的草場內開始打草。待打了大約100多斤后就捆成兩捆，連成一個大方捆，然後將繩子扣到雙肩，蹲在地上，請旁邊的人從背後將草捆抬起來。這乾草捆非常大，從遠出處看，就象草捆在慢慢移動。到了集中地，要記錄重量。再繼續打，直到收工。

打完了草的草地還要摟若干次，這個活由小班完成，沒有解放軍看押，比較自由。摟草也是草原上的特產，首先是摟草的大耙子，其形狀和養花鬆土的耙子相似，即前部是許多條鐵絲鉤子，後面是手把。摟草的耙子要放大許多倍，鐵絲鉤子由五毫米直徑的盤條做成，散開的寬度在一米左右（再寬就拉不動了），耙子的桿有兩米長，端部有垂直的小桿，可以卡在胸前。摟草要彎腰，很象縴夫，但後面不是纖繩。這個大耙子可以把草根拉出來，所以非常吃力。

嫩江農場建成多年，其特點是除了儘可能的消耗勞改犯的體力外，對犯人的體罰也厲害，有一回收工回來洗臉，我看見一人兩隻上臂中間有環繞的溝，至少有五毫米深，他告訴我，是長時間捆綁，血脈不通留下的痕迹。我看見隊長捆綁犯人是先雙手反綁，再捆雙肩，捆時用力踹後背以便捆得更緊。

對他們來說，打死一個犯人是平常小事，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學教師的死亡，這人的精神不正常，他幹活落在最後，隊長叫他趕快乾，他回答：我不幹了，我回家，他說著就往監舍走（工地就在監舍旁邊大約100米距離），隊長發話：回來，犯人回答：我回家，繼續往監舍走。於是，隊長向解放軍下令：打，衝鋒槍一響，那個小學教師就倒在地上了。死後宣布的罪名是逃出警戒線。

另一次打死犯人的事件就不簡單了，其過程在著名記者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一書中有詳細的描寫，這本書出版后在國內外有幾十家報刊轉載，但很快便被中宣部查禁了。被打死的是國民黨青年軍的一個排長，歷史反革命，15年的刑期已過了14年，北京人。本來這是很普通的事，可是有一個目擊者在出獄后堅持為死者討公道，經過十多年的奔走，終於將兇手送上了法庭，遺憾的是，書的作者被撤消了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的工作，為死者伸冤的人被迫離婚，遠走他鄉了。這就是我國的特點。

我是親眼看見這個當年抗日殺敵的青年在快要與妻子團聚時以逃跑罪被處死的，死的過程很簡單：我們在四面紅旗的範圍內打草，死者在最前面，我們隨後，這時，有一解放軍過來，到死者對面說話，我看到的情況是，死者按解放軍的命令放下鐮刀，脫下棉衣往前走，然後，面對解放軍，回答他的問話，這時來了背衝鋒槍的班長，當聽到犯人回答是歷史反革命時，便下令：打，拿步槍的戰士便開槍從對面近距離打在犯人的腰上，然後向天放一槍。傷者倒地又掙扎跪到地上掏出手絹想堵住傷口，但很快又倒下，帶隊的隊長在大草垛上聽到槍聲立即到傷者跟前說了幾句話，然後發令收工，當我們回到監舍大門口時，崗樓上已有許多軍人等候，並問：什麼事？下面的回答：撂倒一個，於是，崗樓上一片歡呼：好！

回到大院，已是下午四點左右，晚上開大會，由分場管教員宣布，李植榮在勞動現場逃跑，鳴槍警告不聽，予以擊斃。他們認為在現場的幾十名犯人絕對不敢說出真相。

晚上七點，派大車去拉屍體，車把式回來說，李植榮的大腿還是溫熱的。第二天出工時，死者被叫出警戒線時留下的鐮刀和棉衣還在原來的地方，可是原來的警戒紅旗卻往後撤回了大約200米，插到原來草場中央的大草垛旁邊了，表示死者越界。事後，我們中隊的指導員找了幾個目擊者了解情況，並表示他擔任管教犯人的工作20年了，這是第一次在勞動現場用這種方式處決犯人。他不知道的是，在打死立植榮之前，還叫出了兩個犯人，都說是出界了，第一個是小偷，第二個是一個中專學生，現行反革命，都讓他們回去了，到了第三個是歷史反革命，便決定了。

同一天，在一分場也打死一個犯人，罪名是搶奪在勞動現場看押犯人的解放軍的槍支。

這個時候（1969年冬），看押我們的軍人從每個分場一個連增加到兩個連，與犯人的人數相比差不多到了1：5。隨著珍寶島事件的發展，勞改場的形勢也緊張起來，在處決李植榮之後，又發生了左丘剛（河北大學右右派學生）差一點被打死的事件。這時規定我們出工收工必須後面的人拉著前面的人的衣服，有一個老年犯人憋不住尿，連喊報告，但軍人不理睬，他就離開隊伍想到路邊小便，這時軍人馬上命令隊伍停下來，大罵這個犯人。隊伍里的左丘剛忍不住笑了，這軍人指著左丘剛：你出來，當左丘剛走出隊伍大約4-5米時，這個軍人立即拉槍拴準備射擊，左丘剛返身跑回隊伍死活不出來了。事情的結果是將左丘剛捆在大樹上，不一會，草地特有的蚊子和黑色「小咬」就把他咬得混身腫起來，不過，總算是揀回了一條命。

不久以後，他的另一個問題發生了，原來在清監時發現他對偉大領袖的著作有不好的評語，於是開始對他「加溫」，就是批鬥。過程照例如下：晚上學習時，隊長發話，要對反改造分子展開幫助，馬上就有靠攏政府的積極分子舉手。於是，開始加溫，其方式是兩個積極分子在兩側將左丘剛的雙手和肩膀抓住，往前快跑，然後同時鬆手，被升溫者憑慣性往前摔倒在地，滿臉流血。然後再抓起來開始踢，黑龍江人的踢人方式類似跆拳道，就是跳起來伸腿，其力量比較大。我們列隊站在兩旁，看著加溫者拉著被加溫者在中間來回飛奔，尤其是後者倒地時的響聲，是令人終生不忘的。

按照左丘剛反對偉大領袖的罪行，獄方上報處以極刑（這是一個知青隊長私下告訴我的），但被法院駁回了。1979年，他得到平反，回到河北大學。

在這期間，嫩江農場7分場還發生了「反革命集團」案件，和前述山西大同09信箱發生的反革命案件幾乎是同一時間，而且對象也完全是知識分子。開始送進小號的是地圖出版社設計室主任張高瑋，然後是新華社高級記者李正凌，人民大學學生籍俊傑，軍醫苗毅，中學生崔夢庚，北京醫學院學生段學理和藥劑師趙俊昆。眼看著一個個進了小號，大家當然緊張了。有一天，閻俠（國民黨軍官，比較靠攏政府）從我對面走過，低聲告訴我：有你。

對於這個結局，我並不感到意外，我們二中隊的指導員早就親自對我說過：你們這些不拿槍的敵人是最危險的，太難改造了，他們（歷史反革命）比較聽話。我當時的回答是：指導員，希望你能拿事實說服我。

到了晚上學習時，王管教（分場最高級別的管理人員）出現在門口，遠遠地看著我並輕輕點頭（200人的監舍，離我至少有20米），我立即下炕隨他到大院外的審訊室。審訊室很簡單，四面白牆，只設桌子一張，椅子兩把，室內只有我們兩人。頭一句話比較客氣：最近表現怎樣？回答是：擔任夜班（就是夜間看守監舍），沒有出問題，下面的問話就不客氣了：談談你們最近的活動，我反問：王管教，您指的是什麼活動？王：你們在下面的活動，你看，這時，他在桌上攤開一張大紙，上半部分用紙蓋著，露出下面交叉的紅藍色的線，告訴我，蓋住的是姓名，下面就是你們的聯繫圖。我立刻明白，他是糊弄我，因為我平時根本沒有與他人有私下聯繫，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有犯人的私下聯絡，我也沒有與他人聯絡，他叫我脫下眼鏡，我把眼鏡放在桌上然後看著他，他仔細的看了我，叫我戴上眼鏡（後來知道，他在毆打戴眼睛的犯人之前，總是如此，但這次沒有動手）。時間慢慢過去，我倆有時就對持著，兩個小時過去了，就寢的鐘聲響起，又過了三個小時，午夜的照明供電停止了，審訊在昏暗的燭光下繼續進行。我忽然看到椅子周圍是一片青草，而且在搖晃，是神經出了毛病嗎？但牆上的人影卻是看得清楚的，我立刻鎮靜下來。

王管教從隔壁房間拿來腳鐐，放在我的椅子旁邊並告訴我，戴上腳鐐后沒有不坦白的，我說，這沒有用，我沒有反改造的活動，戴上腳鐐就能有嗎，他氣得站起來在屋裡轉圈子，我明白他快堅持不下去了。

燭光最後熄滅了，王管教關上門走了。我想他下一步要怎樣對付我，是不是送進小號，然後又審誰？

天慢慢亮了，指導員推門進來，似乎很關心地問我：你怎麼在這裡呀，我回答：指導員，我昨天晚上就來了，然後，他送我到伙房打早飯然後回監舍，這時我才感到悃極了。晚上大夥收工回來告訴我，半夜還沒見我回來，估計是進了小號，不知下一個是誰，其實，我是最後一個，因為一個緊急命令把我們轉到另一個分場，然後經過甄別再匆匆轉到黑龍江靠近吉林的泰來縣三棵樹農場，小號里關押的人也放出來一同到泰來，反革命集團案件也就不了了之，算我們命大，能活了下來。

1969年最後一個月，形勢的變化又讓我們拋下所有的糧食，工具，設備和牲畜，匆匆上火車往南開，一直到達黑龍江西南部，與吉林省交界的泰來縣三棵樹，建設新的農場。（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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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九章 在被開墾的處女地
• [11/28]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十章 最後一個勞改場
• [11/28]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十一章 從勞改到二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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