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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晴朗的天空
1978年10月,公布了承認反右擴大化的58號文件,為那些正在挖煤,鏟地,放牛的右派平反,摘帽,讓活著的回到原單位落實政策,我的弟弟看到文件立刻通知我,趕快寫明現狀,由他送到鋼鐵學院。1979年三月,我收到學校發出的第100號右派改正通知書。落實辦的人告訴我弟弟,請你哥哥提出反革命案件的上訴,由學校轉給法院,可以快一點有結果。
申訴很快寫好,理由是不堪忍受右派的處境,想到國外找平靜的生活,7月,裁定書寄到學校,法院承認是錯判。按照一般情況,18年的冤獄得到平反,一定非常興奮,可是我拿著這張紙一點也不激動,因為,早在三年前就想到,我一定在另一個特定條件下離開監獄,這個條件現在來到了。隨著右派的改正,冤假錯案平反的浪潮推動中國往前走,一個國家製造了幾百萬個冤假錯案,然後再進行平反,在人類歷史上實在是空前絕後。
謝絕了校長的挽留,算清了帳目(按規定發給一筆路費),把衣物分贈友人,輕身回到北京。
1979年夏天的北京街道和我19年前離開時沒有兩樣,但是一個新的景象讓我大吃一驚,中央各部委的前面都是大片的用塑料布,紙殼,木棍搭建的窩棚,這種窩棚很低,只能爬進爬出,窩棚外就是做飯的火堆,有人坐在旁邊寫材料,原來全是落實政策的人,不用說,我也將是他們中的一員了。
我首先到學校,落實辦的女主任說話很乾脆:我們需要人,但是不需要你。原來中央58號文件規定,原單位需要的,可以在原單位落實,原單位不需要的,在原地落實。落實辦的男主任說:我們決定送你回去。中國的官吏之所以有這麼多幹壞事的,除了沒有嚴格的銓敘制度外,給他們的權力太大, 又沒有監督制度,58號文件非常清楚地體現了這種弊病,他們不但不賠償蒙受冤獄人員的損失,還可以任意決定他們的命運。因為給了他們這個權力。
在永定門外的國務院接待站旁邊的護城河兩岸,大批的各種顏色,不同形狀的窩棚看不到頭,從熟練地做飯的樣子,他們在這裡已經很久了。幸好我的弟弟把原來給我父親住的廚房再度騰出來讓我住,還給我買了簡單的衣服,使我不致揀塑料布。
在冶金部信訪站,得到的回答是:你的問題應該由鋼院解決,在教育部門口得到的回答是:學生的問題我們不管,到北京市委信訪站,窗口很高,而且很小,女工作人員低頭看我一眼;你從拿里來回哪裡去,小窗立刻關上了, 在三里河的科技幹部局,接待我的人說,原單位如果不需要,只要有某單位願意接收,可以在北京落實政策,但他們無權讓鋼鐵學院給我落實政策。在光明日報,接待我的人員最客氣,他要我把情況寫好一式四份,他們可以分別轉送胡耀邦書記辦公室,北京市人大,鋼鐵學院和留檔一份。沒有想到的是,給胡總書記辦公室的一份加了批示給了鋼鐵學院落實辦,批示照抄58號文件的原話:如原單位需要,即落實,如不需要,即在原地落實。落實辦的男主任馬上對擔任落實辦公室副主任的我的同班同學表示:張X能寫,我能送他回黑龍江。我的同學給我透漏的情況是,落實辦已決定派人到黑龍江或安徽給我落實,但是,我可以以專業不對口為理由拒絕簽字,這樣可以繼續等待落實。
打聽到在北京棗林前街的一個衚衕里有一個地方可以接受申訴材料,那是一個衚衕的角落,不少人拿著寫好的材料在等候,也有人蹲在地上寫。到了大約中午時分,來了一輛吉普車,下來一個人,把大家手裡的材料收走,馬上開車走了,不說一句話。我問旁邊的人,剛才來的是什麼人,那人說:鄧辦的(鄧小平辦公室)。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無數(永定門外護城河兩岸望不到頭的小窩棚是數不清的)蒙受冤屈的人只能在寒風中等候送上申訴材料(這時已到11月了),他們沒有律師,也沒有法院受理。在中國古代的衙門還有大鼓可以擊鼓鳴冤,解放后卻無處伸冤了。
我的同班同學在北京的有14人,他們告訴我千萬不要離開北京,但也沒有辦法幫助我,他們在大學和研究單位為國家工作了19年,但無一例外地全家住一間筒子樓,在走廊做飯,拿62元工資(當時一件的確良襯衫是14元,尼龍襪子每雙3元)。處在這種狀態下,只能表示同情而已。事實上,他們也有自己的苦衷,當年和我非常好的那位女同學畢業後分配在鋼鐵研究總院工作,19年過去了,這個在五年學習中門門功課都得五分的學生仍然是助理工程師。我們在鋼研院外面的一家小飯館會面,她說:你當年告訴我的那些話都對了,我的中右的帽子永遠也摘不了(中右是比右派輕一點的帽子,不公開宣布,算是控制使用)。她全家在上世紀80年代遷居美國。
在平反高潮中,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在正義路設立了一個類似法律顧問處的機構,但不掛牌,也不收費。大批上訪者也到這裡遞交狀子,其過程是先填寫表格,寫明要求解答的問題,然後在大廳等候叫號,很象醫院看病。等到我進入小房間時,桌子後面坐著的律師居然是17年前(1962年)在北京市看守所坐在我旁邊的北京大學法律系助教潘世照,當時他帶著一支牙膏,餓的厲害時就擠出一點舔舔。他見了我沒有要打招呼的樣子,我也按上訪者的口氣向他說明法院已給我平了反,但鋼鐵學院要把我趕回東北,其實,已有三個單位願意接收我,但鋼鐵學院硬是扣住我的戶口。潘律師看了我一眼,然後輕聲說:堅持下去,必有好的結果,其口氣真像廟裡的方丈。
說實在的,當時人們對右派很有好感,認為他們因說了真話而遭罪,再者,十年文革造成了中國所有領域的斷層,當百廢俱興時代(1979年,改革開放 )來到時,人才就非常缺乏了,所以,右派大學生找工作比較容易,我的弟弟為我聯繫了三個單位(北京市二輕局情報所,北京建材研究所,首都汽車公司),都表示願意接收,但是需要有回京指標。在中國,這個戶口政策不知斷送了多少人的前途,一方面是需要人才,但是,戶口被別人掌握著,永定門外大片窩棚里的人大概有不少就是為了戶口在掙扎,所幸我的弟弟給了我睡覺的地方,使我不致流落街頭。
我的戶口被鋼鐵學院落實辦公室卡住了,二輕局情報所的回答很簡單:我們想要你,但是沒有戶口不行,建材研究所派人到我的母校要我的戶口,得到的回答是:這個人我們準備送回東北,首都汽車公司的總工程師則以私人名義將我推薦給他的朋友,北京冶金機電學院的黨委書記,認為冶金院校也許能疏通鋼鐵學院。在這位書記的家裡,他仔細地聽我說完了半年來上訪的經歷,用毛筆寫了一個便條:劉遇仁同志,請給張X同志安排一個工作。並告訴我,到人事處找劉處長。
這位劉處長看完書記的條子,第一句話是:你和書記是什麼關係?我說沒有關係。然後他帶我到附近的北京鋼鐵學院二分院人事處,簡單說明我的情況,對方很乾脆地回絕了:你在裡面這麼多年,如果工作還需要培訓。這位劉處長感到為難了,他其實也是不想要我的,但又有書記的條子,不能推出門。於是,便有了第二個問題:你能教什麼?我的回答是,我的專業是金相熱處理,他說:我們不需要,我問:你們需要什麼專業的教師?回答是;物理和英語。我說:我懂英語。這句話剛說完,他就拿起話筒:英語教研室,有人要來,你們看行不行。
九年前宋光漢的預言(我在45歲那年的命運有大轉折)也許真的在此刻成為現實了,後來我知道了,他們正為沒有能教授科技英語的教師發愁,因為這門課必須是由科技出身又懂英語的人來擔任,教授如何閱讀和英漢對譯科技文獻,其關鍵是如何應用專業術語,這是普通英語無法完成的。
在英語教研室,一位老教師已做好考試的準備,其實就是一頁在當時相當新鮮的計算機論文,條件是不用詞典,馬上翻譯。半小時后,叫我停筆,把原文念一遍,這時,只聽角落裡喀噠一聲,原來還有另一人開動了很大的園盤錄音機,大約五分鐘后,再次叫停,讓我兩天以後來聽通知。兩天後,得到的結果是:我們決定接收你,你的事已轉到統戰部。這時,我才明白,我們這類人的確是入了另冊,前途不由人事部門掌握。統戰部長倒是比較客氣,他的話是:我們到鋼鐵學院取你的戶口,再次叫我等候。
半個月後,仍然沒有消息,時光已到1979年12月末,天氣已很冷了。我的弟弟給我預備了過冬的衣物。這個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系畢業並且工作了15年的工程師月薪為66元,相當於一級工工資的兩倍(當時,一級工32元,二級工38.6元,三級工45.2元,四級工56元,這些數字可以說明臭老九在中國的處境)。為了負擔也是大學畢業又身體健康的哥哥的生活,他和沒有怨言的妻子為我雙雙勒緊了褲帶。我不能讓這第四條活路也被鋼鐵學院卡斷,再次找到冶金機電學院統戰部部長,回答是:我們拿不到你的戶口,所以,來我們學校的機會十分渺茫。這位大學統戰部名叫邊榮謙的部長的話徹底說清了中國的戶口制度是怎樣折騰人的。
人在現實中處於萬般無奈的境地時自然把希望交給冥冥中那個救世主,此時我想到17年前和我一同在北京市看守所等待判決的北京大學法律系助教,現在的潘世照律師對我說的話:堅持下去必有好的結果和宋光漢在1970年根據手相所預言的我的命運將在45歲那年有大變化。1979年9月我45歲。
這個命運的大轉變的確來到了,而這個救世主卻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 他是我的同班同學,當年擔任年級黨支部書記,在1956年曾斷言:張X這種人在我們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在1958年按照中央下達的5%右派指標把我篩選出來,帶上右派帽子,21年後,當我在北京上訪無門,困難到極點時給了我100斤全國糧票。此刻,他從鋼鐵學院被調到冶金部擔任人事司幹部一處處長,專門負責院所的工作。這位同學的愛人告訴我,上調的任命書下來當天的晚上,堅持把我送回東北,並且把車票都買好了的鋼鐵學院落實辦主任到了這個同學家裡,向新領導表示要給我落實政策。我的同學說:他早就該落實政策了,他的戶口指標早就給鋼鐵學院了。這個如今成了下級的落實辦主任說,戶口指標沒有了(民政部發給右派連同受株連的家屬的回城指標為20萬個,我的這個指標不知給了何人,所以,幹部的腐敗遠不是當今才有)。我的同學當時表示:我批一個給他(從冶金部當年的進京指標中拿出一個)。於是,我的床邊就出現了一個沒有落款的小紙條:張磐,你明天到冶金機電學院上班。
在外語系辦公室,一個月前考我的那位老教師給我一本大學一年級的英語課本,次日上午試講。試講本是當教員的人必須過的一關,我當然也如此,好比如今應聘職位的最後面試。講了大約20分鐘,一個女老師讓我停下,走到最後排一位白髮男老師面前:何校長,你看行不行。按照常規,這話總是在請試講者離開后再商量,但對我例外,當面要我知道結果,意思顯然也是看不起從勞改隊出來的右派,早早請走了事。沒想到,校長的回答很簡單:我看行。一錘定音,三個字定了我的命運。後來知道,這位何校長是我國原子物理學家錢三強夫人,也是物理學家何澤慧的弟弟何澤民。我深切感到,真有學問的人,必然也真有自己的判斷事物的標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