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第一章

作者:大齡文青  於 2016-11-19 22:5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前塵往事|已有5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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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協和醫院的出生證明

2004 年夏天北京的報紙發表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將為上世紀三十年代在該院出生的人作免費體檢的消息,我按照公布的電話號碼與他們聯繫,對方要求提供我父母的姓名。三天後,醫院告訴我,我的姐姐也是在協和出生的。七十年過去了,經歷了八年日寇佔領,當年的出生記錄居然保存完好,這座由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醫院的管理水平怎不令人嘆服。那次體檢非常仔細,除了腦部核磁共振和CT檢查外,還有許多項目,包括平衡和智力測驗,事後沒有將檢查結果通知本人,看樣子是和老年痴獃的研究有關,據說,這次體檢是由美國出錢,分別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各選擇一家醫院,前者便選擇了北京協和,由此可見協和醫院在國際上的地位,同時也令人感到美國這個國家挺可愛,三千多人的體檢是要花費一大筆錢的。

這次體檢還證明了我的出生日期的確是公元19349月。三年後,抗日戰爭暴發,我的憂患時代與國家的憂患時代同時開始了。在戰爭暴發前,我的父親在河南內鄉鄉村師範學校當數學教員,他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鐵道橋樑專業,與我國著名橋樑專家毛以升同一專業。而且幾乎同時攻讀這個專業,但是命運的安排使他走完了全然不同的道路。毛以升在抗戰初期親自指揮炸毀了他設計的杭州錢塘江大鐵橋,終生從事鐵道橋樑的工作,並成為我國現代橋樑工業的統帥,而我的父親則當大戰爆發時在那所鄉村師範學校校長帶領下,與大部分學生走上抗日前線,參加武漢會戰。八年戰爭后的1945年秋天,我在湖北巴東( 這座位於長江西陵峽的小城如今已被淹沒在滔滔江水中了)念高小,父親在當地任縣長,迎接一批批還都南京的官員,其中就有他當年在河南內鄉的學生,那時已是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我記得他到我家看望父親,穿著飛行員甲克,背後有一面很大的國旗。經過長期戰爭,人民應該休養生息,重整破碎的家園了,但是戰爭又起,那是內戰,到了1948 年,我的本來應該成為橋樑工程師的父親,以簡任二級文官( 國民黨高級文官,中級文官為薦任,初級文官為委任 )的身份在山東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百萬雄師渡江戰役,後於1955年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從上海國棉六廠軍代表降為科長,在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被掃地出門,到故鄉監督勞動,1978年死於白血病,願因是在鄉村沒有勞動保護的條件下熬制膠水,苯中毒,和白溝的制箱包女工死於相同原因。

關於他參加解放軍的過程,倒是很有說說的價值,原來他擔任聯勤總部濟南被服廠廠長,這是一座有數千工人的大廠,解放濟南之戰打響,而且敗局已定,他接到的命令是炸毀工廠,隨軍向青島撤退,但是,看到現代化的設備和倉庫里準備發運的10萬套軍用棉衣,他居然動員工人護廠,到了最後在撤退到青州時被攔截,所有人員一律進行甄別,當查明他的身份后,立即叫他返回工廠,這座工廠是解放軍獲得的第一個大型被服廠,48年冬天急需棉衣,但是在這個關頭工人罷工了,軍方不明白,工人階級怎麼會在解放后罷工呢?原因很簡單,聯勤總部的工廠是按照統一標準發放工人工資的,在山東的工廠一律發白面,可是,解放后,改為小米了,官方不明白,我們都吃小米,工人怎麼能發白面?, 工人也不明白,怎麼解放了倒吃小米了?於是開始罷工。在那個戰爭時期,是沒法找出帶頭鬧事的人的。這個被俘的廠長回到廠里,了解情況后,告訴官方,我們原來給工人什麼待遇,現在還要給同樣的待遇。問題解決后,工廠立即開工,1948年的冬裝也就馬上到位了。當時,解放軍還有一個大難題,就是要為解放上海后給大批工廠企業配備軍代表,而軍代表必須多少懂一點工廠管理的事,而這些未來的工廠軍代表又只能從部隊抽調有文化的幹部來擔任。雖然部隊里有初中文化的幹部不難找到,但是,找到能擔任講授企業管理的教員就很困難了,這時,被俘的這位廠長就被選上了。於是,父親便從被服廠調到剛開辦的技術幹部學校擔任副校長,教授一門課:工廠管理。同時,按起義將領身份參軍,配備警衛員和一匹馬,待遇是每月8袋白面。半年後,渡江戰役打響,父親帶領學員最後坐木船過江,他的船上裝的是鈔票。上海解放后,父親在上海軍管會擔任秘書,工作地點在理查大廈,他的學生則紛紛擔任各企業的軍代表,即企業的最高領導,而他們當初的副校長則在不久后被調到國棉六廠擔任機物料科科長。

這裡要插上一段關於這個工廠的歷史,上海國棉六廠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建設的,是一座中型棉紡織廠,6萬紗錠,廠名日華紗廠,二戰勝利后,按敵產接收,改名中紡六廠,產品是著名的藍鳳棉紗和龍頭細布。工廠在曹家渡長壽路,其生活區就在馬路南邊的安遠路,相距不到200米。從該廠的布置可以看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就是大約七十年前,日本在中國建設的工廠是怎樣的配備。首先,一個6萬紗錠和三千台織布機的工廠,其管理人員為:廠長一人,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一人,工程師數人,分管紡紗,織布,機械,父親擔任的機物料科設科長一人,科員二人,全部管理人員在一間大辦公室,廠長和總工在大辦公室旁邊各有一間小辦公室,機物料科在當前則是設備科和材料科,可是在五十年代,則是三個辦公桌拼在一起,中間有一個牌子,上書:機物料科。全廠管理人員大約20人。

我的家就住在這座工廠的生活區,大院子里有小學,游泳池和商店。職工宿舍分三種,工程師每家是三層樓的歐式洋房一座,有短圍牆。車間拿摩溫(就是車間班組長)以上則是每家住連體二層日式樓房一套,樓下是客廳,廚房和衛生間,房後有很寬的走廊,可以安放躺椅,最後面是小花園。樓上有大小兩間卧室。大房間里有大壁櫥,寬度至少有一米,可以存放被褥和雜物,所以顯得很大。二樓房間的門口還有一道小樓梯,通往房頂下的小間,可以安置一張單人床。可見,日本住房的空間利用率非常高。在上世紀40年代,職工宿舍就有煤氣了,不過衛生間很簡單,除了抽水馬桶外就只有一個高木桶,是洗澡盆。日式房子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鋪設榻榻米,其尺寸為寬1米長2米。厚度大約為5厘米,走在上面一點聲音也沒有。在大院里還有養成工的集體宿舍,養成工就是徒工,都是女孩子。至於其他工人,則住在院外。

這就是上世紀50年代在上海的一座工廠的職工宿舍,70年過去了,現在的工廠職工能達到這個水平嗎?需要思考的是,在70年前,日本人在上海建設的工廠就是這個水平,1945年以後,是民國時期了,仍然保持這個水平,怎麼到了現在,卻失去這個水平了?

當時的職工工資是怎樣的水平?廠長和總工是每月900元,我的父親本來可以按照保留工資,就是按照原來簡任二級文官的工資,每月700元,但是他認為太高,自願降低到同級科長月薪460元,我家隔壁的一位拿摩溫(車間班組長)是月薪120元,車間保全工月薪76元。當時的物價以最普通的燒餅油條計算,每個蔥油燒餅二分,目前早市的燒餅是一元五角一個,質量差得遠,,也就是說60多年來物價上漲了大約75倍左右,按照這個購買力計算,現在上海國棉六廠的科長月薪應該是46065倍,即大約每月三萬元,總工月薪則是大約六萬。保全工月薪應該是76元的65倍,即五千元。值得思考的是,65年過去了,為何如今的工廠職工收入卻遠低於當年?

這種工資制度還反映出,工人與職員的工資差很大,科長月薪大約是工人的七倍(460元比76元),更不用說總工與工人工資的差了。到了65年以後的當今,這個差額就很小了,凸顯了中國工資制度的無奈與尷尬,如果以當今工廠職員工資為基數,工人拿七分之一的工資,他的老婆孩子都得餓死。反之,以工人工資為基數,職員拿七倍的工資,決策部門肯定反對,所以中國的工資制度只得維持現狀。

說到這裡,還要提到,當今的外企雇傭的中國職工工資要比國企同等職位的人員工資高出數倍,他們在中國做生意,繳納稅金,其盈利很高,反觀國企,工資占成本的比例很小,但往往還是賠錢,要國家補貼,這是為什麼?

下面還需要考慮一個問題,一個6萬紗錠的棉紡廠,在日本佔領時期和民國時期二十多職員就能管理起來,而且還生產名牌產品,如今這樣規模的棉紡廠需要多少脫產幹部?一個機物料科是三個職員,現在分為設備科和材料科,沒有兩位數的幹部是萬萬不行的,更不用說更上層坐辦公室的廠長助理,秘書,副廠長,支部書記等等官員了。我去過那時的總工辦公室,只有一張桌子。

以上這段話是一段插話,大致介紹了65年前在上海的一座輕工業工廠的情況,算是一段歷史資料,用事實說話。

從我的歷史看來,一個幼兒的記憶大約開始於三歲,就是抗戰前的河南內鄉師範學校時期。我的父親本來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按說應該在工程界找到不錯的工作,可是卻到河南一個小縣去教書。那所學校設在一座廟裡,叫天明寺,寺里有一座寶塔,塔的底座上有坐佛,佛的身後有一口非常小的井,直徑大約只有五寸,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從井的一邊跳到另一邊,另外就是跟著學生每天早上在操場唱校歌,這是我學會的第一隻歌,如今只記得開頭兩句:天明寺里有座塔,約有七八丈高。另外,還有兩點記得的事,一個是當地有個軍閥,名叫別庭方,這所學校就是他辦的,每當他來學校,全校都要大掃除,我留下的早期印象就是大官很威風,其次就是父親講給我聽的當地人民的生活,說有一個人作夢到了皇上的金鑾殿,皇帝請他吃飯,他的朋友問,皇上請你吃啥飯,這個做夢的人回答:唉呀呀,皇上坐在金鑾殿,左邊是大筐的饅頭,右邊是大缸的香油,隨便吃呀。

還需提到的就是內鄉師範的校長張含清先生在抗戰爆發后和部分教職員以及學生投入對日作戰的大軍,武漢會戰以後去江西幫助蔣經國辦幹部學校,當教育長,最後的官職是中將參議,戰後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解放後任北京對外貿易學院歷史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吧。

父親參加武漢會戰,母親帶著三個孩子暫時住在武昌,隨著戰爭的陰影日益濃厚,日軍對武漢的轟炸加劇了。那時武漢沒有防空洞,我們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從窗戶可以看到探照燈的光柱直射高空,高射炮的聲音是連續的,炸彈的爆炸則使房屋震動,雖然每次爆炸都會帶來生命和財產的毀滅,但是戰爭在四歲兒童的眼裡倒並不可怕。記得從河南到武漢是坐獨輪車去的,那時汽車太少了,我和姐姐分別被捆在獨輪車的兩邊,中間是發出吱吱聲的大車論,推車的人要不停地扭動腰部才能保持車子的平衡。在鄉村的泥土道路上推這種車是非常辛苦的,而我在車上倒是很快活,因為不用走路,而且懷裡抱著一罐牛骨髓炒麵,餓了就吃。後來就到了武昌。

在武昌的生活有兩件事記得很清楚,一件是打下來21架日本飛機,那是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空戰,許多年以後才知道是蘇聯志願空軍庫里申科大隊長率領的飛行員配合中國空軍參戰的。記得第二天我看到日本飛機殘骸被燒得黢黑,旁邊有士兵看守。日本飛行員的屍體不 在裡面。那天全城歡騰,慶祝這次勝利。關於蘇聯志願空軍大隊的事迹,在許多年以後看到的材料是,庫里申科戰死在另一次空戰中,而且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即中斷了,後來由陳納德率領的美國志願空軍繼續援助中國的抗戰。史料記載,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蘇聯援華志願空軍犧牲了二百餘人,而美國援華空軍人員戰死者達五千多人。特別是在日軍封鎖了從緬甸向我國輸送物資的唯一通道后,美國作為盟友只能開闢駝峰航線,而當時最好的螺旋槳飛機的升限只有6千多米,所以不得不在山谷間飛行,再加上當時的導航條件差,所以失事的飛機提別多,但是,飛行人員得到的命令是:在任何氣候條件下晝夜不間斷飛行,失事多少架補充多少架。這樣,失事的五百多架飛機連同他的飛行人員便留在荒野了,於是,那些失事的飛機便在駝峰的山谷里鋪成了鋁谷。

另一件事就是在武漢開始了幼兒園生活,那年是四歲。一般來說,幼兒園不是孩子喜歡的地方,我也不想去,所以到了上學的時候就拉著門框大哭,堅決不去。這時鄰居的奶奶過來問我:大磐,你去不去?我說;不去,她過來脫下我的罩衫,系在脖子上, 同時說:你不去我去,那漂亮的罩衫是幼兒園發的,我特別喜歡,為了保住心愛的這件罩衫,我馬上跟著媽媽上幼兒園了。

  隨著戰局的發展,相對平靜的日子沒有了,開始了武漢大撤退。當時父親在前線不能照顧我們,媽媽帶著三個孩子,張校長的愛人也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匯入了向重慶撤退的人群。那時,唯一的退路就是沿長江進入四川,漢口碼頭停泊的輪船只有民生公司的,而且晝夜不停地搶運軍人和工廠設備。我們是軍人家屬,只能在半夜登船,由於燈火管制,整個碼頭漆黑一片,我們坐在一隻小木船里跟著許多小木船搶著划向大船。這時,船上的衛兵向我們開槍了,黑暗中只能看見槍口的火光一閃一閃,這時媽媽把我的頭按到船底板上。後來我們上船了,船上全是軍人。都坐在甲板上和走廊里,我們也一樣坐著。

   輪船是夜間起航的,到了天明時分,日本飛機就來了,朝我們的船投炸彈。那炸彈在陽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下降的速度似乎並不快, 到了水裡爆炸,濺起的水柱很高,船也被沖得搖晃不止。這艘運兵船除了拚命加速外,完全沒有還擊的力量。這時,有一位軍人把我抱起來,一手抓住船舷的欄桿,對媽媽說:太太,不要怕,我會游泳,萬一船沉了,我能游到岸上。幸運的是,日本飛機沒有用機槍掃射,投下的炸彈也沒有炸中我們,我們平安地到了宜昌。宜昌這個城市我在2000年去過,給我的印象好象很小,但是在當時的我看來,是很大的城市,因為到處是兵站,街上非常熱鬧,大量撤退下來的工廠設備堆積在碼頭上。

   多年以後,我看了盧作孚文集,才知道我當時經歷的正是比二戰期間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意義更大的武漢大撤退,前者是動員了英國幾乎所有能動員的船隻,包括遊艇,將丟棄了幾乎全部裝備的軍人運回國內,而我國的武漢大撤退,則是幾乎單憑一家私營公司,將全國軍政人員和從上海等大城市拆卸下來的工廠設備運進四川,建成抗日的基礎。最後的結局是一個弱國拖垮了一個強國。創造武漢大撤退這個奇迹的總指揮,就是民生公司的總經理盧作孚。當時,從上海內遷的大量人員和工業設備只能依靠民生公司的船隻,國營的船隻大部分都自沉在長江以便阻擋日本軍艦。由於時間緊迫,加上運輸力量有限,根本不可能將船隻直發重慶。在這種情況下,盧作孚作出了一個決定,將所有船隻在宜昌卸載,立即返回,再用木船將人員和設備通過艱險的三峽運進四川。最後在短短的四十個晝夜裡,完成了中國抗日戰爭史上極端重要的運輸任務。 長江的縴夫就是用雙肩將無數木船拉過險灘,送到重慶。

  關於民生公司和盧作孚,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在公私合營以後,民生公司所有的船隻連同從國外訂購的四十艘鋁殼新船都交給了國家,指揮這個船隊的盧作孚也在公司合營期間自殺了,年僅56歲。關於他的死,我想到所看過的關於海難的書,當船隻沉沒時, 船長是最後離船的,有的船長不願離船而隨船沉入海底。在上世紀50 年代,我在北京鋼鐵學院念書時當了右派,和我一起改造的有一位軋鋼專業的女同學,她的父親是民生公司的襄理, 也就是副總經理,是和盧作孚一起赴死的。為了核實這位女同學的身份,我聯繫當時另一位右派同學,他感慨地說,現在根本找不到具有她那種氣質的女子了。這位女同學後來被趕到合肥,很年輕就死了。關於盧作孚的死,能找到的記載都說他是因一筆款項遲遲未到而自殺的,那麼,他的副總經理怎麼也同時自殺了呢?

上面說的又是一段插話,下面是到宜昌以後的情形。

輪船在宜昌卸載后立即返航,我們只能坐木船進入四川。可是當時宜昌擠滿了人,尤其是掛著牌子的兵站。都在等候進川。媽媽帶著姐姐,我和妹妹,還有伯父的五個孩子(在這裡附帶說一句,我的伯父當時在安徽率領一支地方武裝打游擊,抵抗日本鬼子,所以只得把五個孩子送到武漢請我父親照顧,)都住在旅館里,白天和張校長的愛人余老師去找船,那時的木船都是私人的,根本沒有船運公司賣票。偏偏伯父的二兒子留下一張字條出走了。他告訴媽媽他當兵去了,不要找他。媽媽急壞了,因為她受爸爸的託付,把伯父的孩子帶到四川,現在丟了一個,她只得和伯父的大孩子到處找,最後總算在一座兵站找到了,可是他堅決不回來。媽媽想到,她的丈夫此刻在打日本鬼子,這個孩子的爸爸也在安徽帶著民兵打日本鬼子,她當然不能拒絕這孩子的要求,何況他已經18歲了。所以媽媽只能把這個兵站的號碼帶到重慶。從此,再也沒有聯繫。50年後,伯父的最小的兒子從台灣回家鄉探親,在北京見面時問到他二哥有無下落,我們只聽說他當了軍醫,曾到過廣西鹿寨。於是以台灣退休軍人的身份向鹿寨市公安局發出信函,要求查詢。很快得到回信,該市檔案中沒有此人。

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全民抗戰的一個側面,大敵當前,真是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東南西北,全投入抗戰了。我記得後來學會的一隻歌, 歌名叫丈夫去當兵,歌詞的第一段是,丈夫去當兵,為妻的叫一聲,毛兒的爹,你等等我,為妻的將你送一程。我的家也是這樣一個個地將親人送上前線了,在武漢送走了爸爸,在宜昌送走了二哥,到了重慶,我的大哥和大姐立即投考戰干團,這是蔣經國辦的,專門招收青年知識分子,畢業后在軍隊擔任文職工作。大姐有一副極好的嗓子,所以每天早操要領隊。50年後,當年的許多學員在台灣退休后回鄉探親,到成都看望我的大姐。關於我的大姐,還有幾句話要說,不久前,出版了一部紀錄片:黃埔軍校,其中有一集是黃埔女兵,大姐張克端是在世的黃埔女兵之一,在拍這部紀錄片時,還專門到成都採訪她。來的人是衣錦榮歸,他們來拜訪的老領導已是孤老太婆,獨自住在破舊的房間里。三哥到重慶後繼續讀書,後來報考湖南大學,成為建築學家,四哥(伯父的幺兒子)從小不愛念書,初中畢業后只得去當徒工,學做皮件。抗戰勝利后,轉入空軍當機械士,就是士兵等級的修理飛機的工人。1949年隨軍撤退到台灣,把妻子和兩個女兒留在家鄉。

他的經歷大致可以說明從1949年以後兩岸的變化。50年代的台灣工人是非常清苦的,四哥下班后要在院子里的小化銅爐里熔化雜銅,鑄成小香爐,拿到市場出售,這樣才能維持生活。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已晉陞為空軍少校,在中山研究院參加戰鬥機的研製工作。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是在大陸的姐姐托回鄉探親的當年的同事辦理的。知道大姐還活著,當然希望能趕快見到親人,但是他作為現役軍人是不能回大陸的,這時他作出決定,寧可放棄一大筆退休金,要求提前退役。於是在1989年秋天,帶著在台灣出生的兒子和兒媳回家鄉了。第一站是故鄉,安徽省肥東縣。家鄉在解放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家裡的老房子拆掉了,妻子在土改時戴著兩頂帽子(反革命家屬和地主婆娘)自殺了,兩個幼小的女兒由鄉親養大了。這個非常內疚的父親能補救的只是給女兒每人買了一輛摩托車。那時,在安徽農村能有一輛摩托車是很光彩的。第二站是成都,看望大姐和三哥,大姐是新華書店的退休工人,獨自生活。三哥是成都建築規劃院總工,典型的中國老知識分子,老兩口沒有孩子,住職工宿舍。第三站是看望在寧波的大哥,港務局退休職工,雖然他的女兒嫁給很有點地位的官員,但老兩口一點光也不沾,住在老職工宿舍的兩居室單元房,靠退休金過日子。最後一站是北京,給我父母上墳,看望我和弟弟。

在北京這一站的經歷倒是值得細說的,首先,他們來之前,聽說大陸窮到極點,所以,來時把所需的用品都帶齊了,但是,回到家鄉后,招待的飯菜非常豐盛,再看看市場,各種商品琳琅滿目,於是,建立了第一個觀點:大陸的經濟狀況比他的政府所宣傳的要好。其次,他們來時恰是「64」后的非常時期,他親眼看到了端著衝鋒槍的軍人勒令馬路上行駛的車輛停下來,依次打開後備箱搜查逃亡的學生。所以,那段歷史給他的印象極深。第三,他看到了一個生產潛艇聲納設備的電子軍工廠副總工程師的我的小弟和我這個大學副教授的生活,而且是在首都的生活,他的結論使我和弟弟都有點意外:我們政府對大陸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的宣傳比我看到的要好得多。他說,他這次來大陸,看到了張家這一代人的處境,我和弟弟在北京,算是最好的。在89年,我和弟弟的月工資是100多元,我們請四哥一家到全聚德烤鴨店普通廳吃飯,結賬時他堅持買單,因為他知道那桌飯菜需要我兩個月的工資。

回台灣時,四哥給我和弟弟每人留下100美元,同時決定把兒子留在大陸做生意。

下面接著寫向四川撤退的情況。

我們終於上船了。川江上的木船很大,裡面有隔間,本來是裝貨的,載重量按擔計算,如1百擔,就是大約五噸。這種船的動力就是風和縴夫。

這種帆船沒有床位,我們只能睡在地板上。水手每人拿一根很粗的竹竿,頭上有一個鋼製鉤子和頂尖,再加上在水裡泡透了,所以很重。 但是水手拿著在船兩旁大約只有20厘米寬度的過道上飛快地跑,那過道外邊又沒有護攔,真是危險極了。更危險的是,當船快遇到礁石時,水手要用這竹竿的鋼尖頂住礁石,避免碰上礁石,當需要靠岸時,又可以用竹竿上的鉤子鉤住碼頭上的木樁,把船拉近碼頭。

那時的長江根本不像現在這麼平靜,真的是一條奔騰咆哮的黃龍,到處是露出水面的礁石,更可怕的是水面下的,它的上面有旋渦,可以把水面上的東西吸下去。另外還有灘,其實就是跌水比較小的瀑布,可以明顯地看到水面似乎突然下降了,這個時候,就靠川江縴夫了。我在許多年以後,看到列賓的油畫伏爾加河的縴夫,列賓筆下的悲苦縴夫是穿著衣服,站著拉縴,而川江的縴夫是光著身體,腰下只有一窄條布,而且是四肢幾乎著地,身子與地面平行,因為川江水流太急,船主又不願雇傭更多的縴夫,所以,為了吃一口飯,川江的縴夫就是這樣拚命往前拉的。至於纖繩,則體現了中國人的智慧,在沒有鋼絲繩,尼龍繩,馬尼拉繩的時代,川江的縴夫用竹子製造纖繩,他們把竹子劈成細條,再像編辮子那樣編成大約直徑5厘米長度達一兩百米的纖繩,一頭連接在船頭的樁子上,另一頭則與許多繩套連接起來,繩套就套在縴夫的肩上。

川江的縴夫就是用這種原始的方法在中國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將大量人員和設備穿過艱險的三峽運到重慶,為中國的抗戰立了大功。俄國的伏爾加河岸是平坦的,而中國的長江兩岸則是懸崖峭壁不斷,縴夫們要在巨石上匍匐前進,遇到懸崖,則沿著在水面以上的崖面上由前人開鑿的通道前進,這時,我們所有乘客都下船隨著縴夫。這個過程叫做「起坡」。這種石槽的高度和寬度大約只相當於人的身長。沿江的一側就是滔滔江水,沒有護攔。回想當年媽媽拉著我的手緊靠著石壁前進的樣子,一定是驚心動魄,但在當時的孩子看來倒很有趣。特別是有一次,我看到所有的縴夫都忽然倒在地下,有人大叫纜繩斷了,這時,大船好象停住不動,然後很快地轉身快速隨江水衝下去,眼看著很快消失了。                                      

所有的旅客只得繼續往前走,天黑時分 遇到了一座山旁的小店,便停留下來。等候消息。在微弱的桐油燈光下,整個屋子很黑,能看見牆上掛滿了大魚,當時看來,好象和我的身體一樣長。有人用手電筒照照那些魚,主人馬上拿火把來點然,原來那裡根本沒有手電筒,火柴也很少。火把就是切斷的廢纜繩,當地人晚上走路就是點著這種火把的。那個晚上是怎麼睡覺的已經沒有印象了,但是在那麼落後的條件下,晚餐吃的是甲魚,江里的甲魚太多了。第二天早上,我們到江邊等候船的消息,大人擔心的是全部行李是否損失了,我則注意到當地人打魚的辦法很好玩,那漁夫站在水裡突出的礁石上,拿著很大的尖尖的抄子在水裡撈,精疲力盡的魚到了抄子里已經無力掙扎了。所以,那小店的牆上才掛滿了大魚。可以想見,當年長江里的大魚是很多的。

我們的船很幸運沒有觸礁,換了纖繩後繼續前進。沿途所有的名勝古迹一律不停靠,但在幾個可以購買食品的縣城短時停泊。記得在萬縣的江邊,到處都是大堆的橘子,每100個七角錢。不按重量計價。另外就是剝了皮,去了橘瓣上的絲以後,按碗出售,那價錢就等於白給,因為那橘瓣上的絲當中藥賣了。橘子成了下腳料。

到重慶后,住在浮圖關下的半山新村,這是軍事委員會的住宅,這個新村沒有塔樓,也沒有板樓,都是單層和雙層的西洋風格的建築。這種房屋的特點是就地取材,不用磚,不用鋼筋,是用黃土一層層堆起來的。我看到的修建過程是,在地基上放好一個木框,木框由四塊厚木板組成,木框的寬度就是牆的寬度,長度大約一米,用楔子卡緊。隨著黃土到入木框,站在兩端的人用帶鐵頭的舂子將土舂緊,舂子的頂端有一根橫木,工作時雙手握住橫桿兩端,很快就做出一段牆了。其高度大約有30厘米左右。將楔子退出,卸開木框,一段牆就成了。連續搗固下去,牆就完成了。用這種辦法至少能蓋兩層樓房,而且是洋式樓房,外面刷上石灰,就是紅頂白牆的洋房了。這實在體現了四川人的聰明,再在門前種上了梧桐樹和花草,至少我記得是很漂亮的。

我家住在樓下,樓上住的是軍委會的一位文職少將,每天有一輛綠色的轎車接送他,我的父親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當宣傳科長,是上校,歸郭沫若領導,他每天自己去,沒有車接送。我的家旁邊住的是庄明遠,庄先生在解放后是有一點名氣的民主人士。我家另一側住的是一位中央委員,這位姓杜的中央委員全家只有他和非常年輕的妻子以及他們的愛犬,再加上照顧愛犬的保姆,卻單獨住一座洋式平房。有兩件事使我明白中央委員是很大的官,首先,他常常帶著年輕的妻子在花園裡散步,另一隻手拿著手杖,非常神氣,另一件事就是他們的愛犬每天只吃紅燒牛肉拌大米飯,而且有專門的保姆照顧。在那個時期,物質條件實在很差,記得1940年母親生我小弟,媽媽在婦女會的同事挎著一竹籃染紅了的雞蛋送到我家,那是很不一般的禮物了。

還有一件事,大概能表明小孩子在什麼時候開始產生對異性的朦朧的好感。在半山新村,年紀在學齡前的孩子很多,有一個姓劉的男孩會唱京劇,每當有客人來,總點名請他來一段,而且是當著許多孩子的面唱,那孩子也的確唱得很好,所以他的父母很為有這麼一個孩子而高興,劉少龍也很傲氣,其他的孩子當然要仰著頭看他了。有一次,又要劉少龍表演了,表演完畢,獲得客人讚許。這時,有人問在場的一個女孩:小妹,你要誰作丈夫呀?大家都以為回答一定是要劉少龍,劉少龍也滿懷信心地等著這個回答,不料那女孩看看劉少龍,再看看我,馬上抓住我的衣服,說:我要他。真沒想到,不用說唱京劇了,我連歌都不會唱,什麼長處也沒有,這女孩怎麼作這樣的選擇呢。所以,即使是學前孩子的心理也有一些神秘的東西。

在抗戰初期,日寇對重慶的轟炸非常頻繁,清早,只要浮圖關掛上空襲警報氣球,大家就帶點吃的和小皮箱往防空洞跑。重慶的防空洞都是在山裡開鑿的,裡面什麼設備都沒有,大家只能站著或坐自己帶的小板凳,我的家後面的防空洞是沿浮屠關底開鑿的長槽,外面有一道石牆,所以通氣好,還能看到天空。晚上能看到探照燈的光住。

我的家在郊區,所以不是轟炸的重點,家沒有被炸毀,但是有一塊厚約2厘米的大彈片穿過牆壁落到了房間里。除了這種瓦片狀的彈片外,還有一種是細條狀,很像機床的切屑。這種彈片即使很小,造成的傷口就是一個洞。我媽媽的一位同事就被這種彈片炸傷了。至於被炸死的人,有不少連屍體都找不到。父親的一個朋友在空襲警報發出時離開我的家,後來失蹤了。我想,死於轟炸還不是最慘的,大隧道慘案的死難者是最痛苦的了。所以稱為慘案,是因為造成大批死難者是人為的。多年以後,我與一位友人談起這次隧道慘案,他恰巧就是慘案的極少數生還者之一。他告訴我,那天空襲警報發出后,很長時間沒發出緊急警報,隧道里的人耐不住了,想到外面去,因為當時根本沒有通風設備,裡面的空氣當然污濁不堪,這時看守人員把大門關上就離開了。由於空氣逐漸稀薄,人們往大門擁。我的這位朋友當時剛大學畢業,懂得一點求生的方法,就是立即匍匐在地不動,吸到地表的一點空氣。那時裡面一片哭喊聲,後來,在門後面的軍人用槍打碎了門的鉸鏈,大門轟然倒下,這樣,有幾十人活了下來,其餘的人全部窒息死亡,死者的衣服全都撕碎了,有的懷抱的孩子把手插進了媽媽的胸口。由於死者太多,而且很多是全家同時遇難,大批屍體只能排列在長江的岸上。

重慶這座山城在日寇的轟炸中一再重建,並在市中心修建了精神堡壘,紀念重慶人在戰火中的不屈精神。這座紀念碑在解放后改名解放碑。

有兩件事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的精神境界,在一次轟炸中,一家鐘錶店被炸毀了,店主從廢墟中找到一些送來修理的手錶,立即登報,請顧客來認領。另外就是為抗日戰士募捐,媽媽帶我參加了婦女會組織的一次義演,在演出中間,組織者宣布開始募捐,這時台下的觀眾紛紛脫下戒指,手鐲,項鏈等貴重物品等候抬著籮筐的人走到身旁,將捐獻的物品放入筐里,並不登記,他們絕不擔心有關人員會將這些貴重的物品據為己有。

華僑對抗戰的貢獻也很大,發給父親的防毒面具就是華僑捐獻的,當時西南的虐疾很厲害,對症葯就是奎寧,是從生長在印度尼西亞的一種名叫金雞納的樹里提煉的,所以,華僑捐獻了大量的奎寧,這種紅色的藥片裝在很大的玻璃瓶里,每片葯上印著四個蘭色的字:華僑捐贈,大後方所有的醫院都用這種葯,而且免費。華僑捐贈的物品還有防毒面具和橡膠鞋,據說,陳嘉庚先生就捐給軍人每人一雙。

母親在婦女會的工作之一就是將妓女送到工廠,讓她們學手藝,母親還和一位非常漂亮的妓女成了朋友,所以,我對青樓女子沒有壞印象。

到了1940年,我六歲了,但是不能上學,因為幾乎天天要跑警報。父親要上班,母親要去婦女會,都不能教我。但是,戰爭卻讓我知道了許多本來不應該讓孩子知道的東西:坐在獨輪車上逃難,川江上的棧道,炸彈的爆炸聲,夜間的探照燈光,以及死亡。父親在軍事委員會的一個同事送重要的文件,那時汽車很少,只能坐人力車,下車時發現公文包不見了,他立即拔出手槍自殺了。另一位同事死在出差途中,四川的道路本來就是難於上青天的,戰時的公路就是在山坡上開出的砂石路,他坐的車不幸在雨中翻到山下。按當時的條件只能就地掩埋,不得已就向當地農民買了一件長袍給他換上了。他的工作單位原來想暫時不通知他的妻子,奇怪的是,他的妻子卻事後在夢中看到了穿著長袍的丈夫。一位上校軍官怎麼會穿著長袍回家呢?父親和他的同事都解釋不了。

隨著戰事的發展,原來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擔任部長的陳誠到湖北的第六戰區擔任司令長官,父親也到六戰區政治部繼續擔任宣傳科長(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就是負責宣傳工作的),地點在恩施,就是現在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司令部設在一片樹林里,全是高大的草房,政治部在另外的一座口字形的大瓦房裡,父親的宣傳科只有一間辦公室,政治部全體人員大約只有一百人,宣傳科領導抗敵演出二隊,父親擔任隊長。抗敵演出除了為軍人服務外,還為當地百姓演出,內容除了有關抗日以外,還有傳統的節目。如空城計。記得演空城計時,演出隊沒有能擔任諸葛亮琴童的小演員,便請我擔任,只說一句話,就是:丞相有令,西城的老軍們進見。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電影和軍樂,那時沒有電燈, 所以要用發電機發電,放映機的燈光對於祖祖輩輩點桐油燈的人實在神奇無比,而軍樂隊的銅管樂器,尤其是大號,在月光下閃閃發光,更叫我著迷,所以,為了聽軍樂演奏,我和姐姐點著火把在田間小路上往往要走很遠。

演出二隊的隊員都是從南方參軍的,我常常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演出前常常要沿著公路步行到目的地,當然還要背著道具。戰時的公路每隔一段距離便被切斷,上面鋪上厚木板,旁邊有牌子,上面寫明在緊急情況下負責撤除木版的人名,這些人當出現緊急情況時,絕對不能照顧家人,而是首先拆除木板,使公路中斷。此外,在每座橋的旁邊還有牌子, 寫明承重量和橋的設計和修建單位,在戰爭情況下,橋樑絕對不能因超載而被壓壞。

在這期間。和父親在宣傳科一起工作的一位同事,也是我的大朋友,自殺了。一位中校軍官不用手槍,而用絕食的方法結束生命使我特別難受。他有一隻非常好的小提琴,常常為我單獨演奏。有一天,他把許多東西都送給別人了,但這並沒有引起同事警惕,後來,當他把心愛的小提琴也送人時,大家才感到事情不對頭了,可惜那時沒有心理醫生,只好請同事看管他,不讓他工作。後來的發展更嚴重,拒絕送去的任何飯菜,一直到死。我問父親,丘叔叔為什麼要去死,父親的回答是,他的母親是日本人,可能在一片高漲的抗日浪潮中承受不了心理的矛盾,因為他的使命就是消滅日本鬼子。再加上他是一個藝術氣質的人,感情太脆弱了。他在死前留給我的是一盒駱駝牌餅乾。

父親要到處演出,照顧不了我們,母親就和政治部編輯室主任余叔叔夫婦一起住在政治部編輯室的圖書倉庫里,地點在恩施城外的土橋壩。壩子在湖北就是平地,所以土橋壩是群山中的一塊盆地。倉庫旁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河,河上有廊橋,橋的兩側有供行人休息的長木椅,在橋上可以看到河裡歡快遊動的魚和河底的鵝卵石。當地老百姓雖然很窮,但是,從來沒有人到河邊釣魚。在橋頭有一家飯鋪,每天殺一頭豬做肉包子,其味道之美,我在過了60年之後才在成都西藏飯店找到可以與其相比的肉包子。除了這個飯鋪外,土橋壩沒有商店或集市,所以母親便在飯鋪按月包四份飯,每天中午和晚上有小夥計挑著送來,一頭是飯桶,另一頭是四個菜,飯後小夥計再來取回餐具。這樣的確非常方便,不過,每天的菜很少變化,有一天,母親對那小夥計說:別每天送炒豬肝呀,那小夥計回答:太太,我們這裡最好的菜就是炒豬肝哪。

在橋頭還有一個賣花生的小攤,媽媽告訴我,賣花生的是一位軍官的妻子,她的丈夫戰死了。

在戰爭環境下的湖北鄉村,晚上點桐油燈,就是在陶瓷燈盞里放桐油,用通草做燈芯。夜行的人打火把,沒有燈籠。書報用粗糙的黃色草紙印刷。當地人也從來不知道暖水瓶,但是,橋頭的小飯鋪卻能做出美味的包子和給我們提供包飯服務,時至今日,人們雖然擁有種種電器和現代化設施,但是,一般家庭能享受按時送到的包飯嗎?說到這裡,想到1955年我在北京參加高考,中午坐在師大附中考場外的台階上吃母親送來的麵包和汽水,這麵包是義利食品廠生產的乳白麵包,每隻重約半斤,用蠟紙包裝,售價兩毛六分。打開包裝紙可以聞到濃濃的奶香,撕開麵包,裡面沒有孔洞,而是像棉花那樣雪白又極富彈性。24年後,我從勞改農場回到北京,雖然看到種類繁多的麵包,可是,那乳白麵包卻再也找不到了。說實在的,物質方面固然如此,人們在精神方面失去的不是更多麼。

每天清早,余叔叔帶我到河邊洗臉漱口,對我很親,可是,當他躺在躺椅上閉上眼,露出痛苦的表情時,媽媽就叫我快到別處去玩,余叔叔要寫文章了,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寫文章不是快樂的事。

媽媽的一個朋友是廳長的夫人,她每次來都向媽媽訴苦,總是不高興,我很奇怪,她應該是有錢人了,怎麼還不高興呢? 後來長大了,才明白,金錢不一定讓人快樂。

還有一件事就是在那小河邊看到槍斃宜昌縣長。陳誠那時當湖北省主席,他對官員幹壞事特別痛恨,所以處理也很嚴厲。這個縣長犯了抽鴉片罪,被判死刑。在陳誠回憶錄中恰巧記載了這件事,也許在戰時環境下對壞人的確要嚴厲,所以一旦東窗事發,必定懲罰,絕沒有商量餘地。另外,當時對於販賣和吸食鴉片的人也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就是一律處決。相比之下,如今抽毒品,只在拘留所待幾天就完事,當然是小兒科了,常言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麼,重罰之下,必少罪犯,是可以成立的。香港廉政署的破案率在百分之80左右,所以貪官很少,而我們的貪官之路上摩肩擦踵,是何原因?

1941年夏天,我們離開了土橋壩,平靜的鄉村生活結束了。那年我已七歲,直接上小學二年級,每天清早和姐姐到麵包店買四個雞蛋大小的剛烤好的熱麵包,邊吃邊走。那個時候念書是非常簡單的事,既沒有擇校問題,也無需交納學雜費,只要到離家不遠的學校報名就完事。後來小妹也開始念一年級。當父母的只要讓孩子吃飽穿暖就可以了,養育四個孩子也不累,除了經濟方面沒有負擔外,三個孩子上學,放學不用接送,也不用在晚上關照孩子做功課,更不用給老師送禮。唯一擔心的是小弟已經兩歲,還不會說話,但耳不聾,讓他叫爸爸,他只會叫一聲「啊」,我們都以為小弟是啞巴,有一天,他突然能叫爸爸了,按老人的說法,晚說話的孩子聰明,小弟後來於1958年在北京男四中畢業,同年考入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系,經過六年半學習( 當時按照蘇聯學制,工科大學為五年制,理科為六年制,北京大學的物理係為六年半),在軍工廠從事潛水艇聲納裝置的研發和製造工作,直到退休。

恩施雖然位於鄂西山區,但鬼子的飛機還是找上門了,我在廣場又看到了和重慶遭受轟炸后相同的場面:排在地上的屍體和蠕動著的傷者,以及全身沒有傷口的窒息而死的人,還有被血水染紅的擔架。有一天,我的家也被炸彈命中,幸好那棵炸彈沒有爆炸,只是把房子砸爛了。

後來,父親的工作單位搬到湖北與四川交界的黔江,也就是現在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我們這次是住在純粹的農村了,沒有包飯可吃了。這樣的日子給我的教育很深刻,比如,我們吃公家發的糙米,就是只除去稻殼,不軋掉米糠的米,這種米做出的飯像沙子一樣,顏色是草黃色,但是,房東喜歡用包穀加紅苕的飯換我們的糙米飯,因為在當地不出水稻,只能種包穀(玉米)和紅苕(紅薯),能吃到糙米飯就很高興。他們從來沒有感嘆生活的疾苦,倒是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周到,三個兄弟住在一起,老大夫婦管理全家人的生活,包括春節給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供他的兒子到城裡上學,兒媳婦則幫忙做飯,送飯,女兒專門放羊,大約40只。老三夫婦專門紡紗織布,用手搖的紡車,織很厚的粗布,包括染紗。老二負責把織好的布在趕場的日子背到集市去賣,不趕場的日子要下地幹活,老二的妻子要每天下地幹活。家裡的錢由老大保管。三對夫妻從來和睦相處,沒有糾紛。到了春節殺一口肥豬,全家穿上新衣服,喝自己釀造的包穀酒,看起來快活的很,這就是舊中國典型的家庭結構。

在農村條件下,母親也學會了種菜,還養了一隻黑山羊。姐姐,我和小妹每天上學除了要帶著飯盒和書包,還一定帶木棍,因為當地有狼,狼是鐵腦殼麻桿腿,看見狼只要往腿上打,狼就害怕了,我們很相信老鄉的話,所以不怕狼。到了星期日,我們要背著背簍到樹林里去用耙子摟松針,回家當柴火。那時四周都是樹林,主要是柏樹,松樹,有的大樹非常粗,兩個人都抱不過來,地上的松針厚的很,踩上去軟軟的,特別是還有香菌,就是林間的蘑菇,非常好吃。

我們背回的松針當然不夠燒,所以要買木柴,賣木柴是按重量計算價格的,但是,賣柴的農民總是把砍下的樹先烤乾再賣給我們,從這一點便可看出60年前人們的心態和現在多麼不同。

1942年,父親離開第六戰區,到地方工作,從此我知道了一個父母官應該如何對待老百姓。(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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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5 個評論)

回復 秋收冬藏 2016-11-21 03:33
謝謝您的回憶錄,非常珍貴的記憶。我母親那時候也在四川,大致經歷也和您差不多。可惜她不肯寫,只能偶爾講些當年的故事,如大隧道事件等等。
回復 大齡文青 2016-11-21 05:52
秋收冬藏: 謝謝您的回憶錄,非常珍貴的記憶。我母親那時候也在四川,大致經歷也和您差不多。可惜她不肯寫,只能偶爾講些當年的故事,如大隧道事件等等。
這不是我的回憶錄,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像父親般的大學老師的!
回復 秋收冬藏 2016-11-21 09:04
大齡文青: 這不是我的回憶錄,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像父親般的大學老師的!
您歸類到原創文學里了,所以我以為。。。那麼向您的老師致敬並致謝
回復 大齡文青 2016-11-21 09:26
秋收冬藏: 您歸類到原創文學里了,所以我以為。。。那麼向您的老師致敬並致謝
謝謝!
回復 欲窮千里目 2016-11-24 09:54
哦, 我也搞錯了, 以為樓主就是這 生於1934年的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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