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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幸福剧团的博客
题记∶ 来自挪威的消息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者为——刘小波，为此重帖一篇剧团的旧博文。
读刘小波最后的陈诉之断想——
朋友还是敌人
在2009年底，中国政府突然间好像把握住了法律的“火门”，利用法律的有力武器，一是裁决了英伦毒品犯的死刑，二是在圣诞节那天宣判了对持异见人士刘小波的11年的监禁惩罚。而今，我们能够读到刘小波题为“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诉。
在刘小波的陈诉里面，他提到“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剧团曾经读过的一本书，那是戴晴因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即使她对后来发展的趋势已经再持异见了，最后还是被送进了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出狱后，她同样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写了一本“我的入狱”，送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她坚决要求不能修改她对监狱管理人员和监狱生活的一个字，如果改动，她坚决地就不出版。因为她也看见他们的负责，耐心等等。出版社也并未改她一字，照样出版了。
看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思维上有一定的共性。是不是太善良或者简单了？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在中国，政治斗争与刑事犯罪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
从河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过书的刘震云，在他陈述他小时候只能读到的有限的书里面，有本叫高玉宝的“我要读书”或“半夜鸡叫”的书，里面就有周扒皮，半夜三更起来学鸡叫，刘震云就说：当时内心特别佩服周扒皮，想象看，一个70多岁的老人了，为了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个人都得早起，还得跟鸡进行对话，达成协议，不容易啊。
这事情如今听起来，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思维是在自由或者不自由的环境里面都扼杀不了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飞翔。二是角色的转换：朋友还是敌人？可以换位思考。
比如Ｒ．特里尔著《江青全传》的“江青的最后十年”，就说到这样的事情：在江青被法庭受审的时候，江青问：“江华（当时中国最高法院院长），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江青透过她的金属眼镜框盯着这位法庭庭长。
江华似乎吃了一惊，但一会儿之后又冷静下来。“可以，你问吧。”“法庭是不是刑场？” 江青说话就像律师开始盘问证人一样。
“上次法警扭伤了我的胳膊肘，使我受了内伤，现在我的右手都抬不起来了。” 她把她把左胳膊缓缓地放在右臂上，法官们在椅子上坐立不安。“还有一件事，我们有约在先，江华你是知道的，我尊重法庭，可你们不让我说话，你们想妨碍我时就马上在法庭上叫人喝彩，作为对付我的武器。这就是你们对待我的方式，”江青说：“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哪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
当她讲到毛，就有一位法官插进来阻止她。江青冷笑着说：“既然你们不让我讲话，为什么不在我椅子上放尊泥菩萨来代替我呢？“江青投出一颗炸弹。“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上又是大乱。
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说江青本来就在无理取闹。
当公诉人拿出有利的证据。江青曾指使搜查了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家，以寻找他们“犯罪”的材料。江青摘下眼镜放在右手中一挥，打断了江华庭长的话，她向法庭反问：“抄他们家值得大惊小怪吗？告诉我，你们现在难道没有抄过我的家？”
历史不是也再反反复复地重演吗。
那么秦城的监狱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江青关在秦城监狱。一位曾在此服过刑的犯人说：“那里没有人，只有阎王和幽灵”。在这里，犯人被单独关押，不给牙膏，以免吃牙膏皮自杀。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底，绝望的江青企图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把脑袋往墙上撞。但是，在她房间里安装的橡皮墙，再加上门外窥视口的不断监视，粉碎了江青的自杀企图。江青爱吃包子，不管是甜的、菜的，还是肉馅的，她都喜欢。一天晚饭时，江青偷偷地把两个肉包子塞进袖子，准备留作夜宵吃，被看守发现，看守她的警卫喊道：“把包子放回去！你只能拿你现在吃的。”江青羞愧万分，把偷拿的包子放回原处。
这就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最后还是自杀了。
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也许再过一百年以后，那么后来的人再回头过来看这样的历史，肯定跟我们今天的视觉又不一样了。
剧团手里还有一本这样的书，是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兼作家法拉奇在1979年写的《人》，是由郭毅翻译，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价格1元5角5分。其实为内部发行，我借阅我兄弟的，看完就没有归还，主要原因是我没有看得懂。现在在网上查阅，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由于政治及文化环境的原因，作为法拉奇代表作的《人》，其多个中文译本在80年代初于中国大陆昙花一现后，便没有再版。读者的有限使得法拉奇在大陆知名度与她的国际声望、人格魅力形成巨大的落差。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1960——1970年代希腊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任务，作者曾经与他同居三年，用第一人称写法叙述廖这位为自由和真理而孤军奋战，毫不妥协的英雄的坎坷一生。奇怪的是，这本书轰动了整个意大利文艺界和新闻界，在2年的时间里面，该书就发行量达一百五十多万册，这在仅有五千七百万人口的意大利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人民网上有一篇毛喻原的文章“法拉奇：一个当代神话”，文章写道：“在我看来，法拉奇与普拉斯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亮的明星。无疑，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校正生活的警醒。普拉斯沉入灵魂，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人对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惧和绝望，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法拉奇根植于现实，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以“新闻”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五光十色，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死。两者殊途同归，达到了一种极致，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
法拉奇在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有极高的声誉。这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１９９３年法拉奇来到中国，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学生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把整个演讲大厅及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阅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我感谢您，我们感谢您，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Time flies! 这一弹指，又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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