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提前頒給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轉載

大多數的中國人和世界所有的人一樣是愛和平的、愛民主的。儘管大多數中國人膽小怕事、貪生怕死，但「民聲」的分貝已經在逐漸超過了對「民生」的追求，就是說，日子好過了，但人們要活得有尊嚴、有自由。

我個人認為中國人在為民主奮鬥的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已經非常大了，可悲的是，很多普通的中國人今天仍然不知道劉曉波、艾未未等等是何許人也。

如果說今天的中國明星大碗兒們以開洋車、住洋房、辦移民等為「露臉」的話，那麼，正在蹲監獄的劉曉波讓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現實和中國人心態的極大反差，也同時說明了「劉曉波時代」和譚嗣同那個朝代沒什麼真正的區別。

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承認，近百年裡的中國之所以「改變」了很多，從被外強殖民、侵略到自己「擁抱世界」[如奧運、世博等]都說明了中國不可能再封閉了，政府也不可能肆意地封殺公民的言論和思想了。

祝賀曉波先生！祝他在獄中健康！但願他也會儘早得知這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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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劉曉波坐牢的七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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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提前頒給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

--- 作舟

I refuse to accept the cynical notion that nation after nation must spiral down a militaristic stairway into the hell of thermonuclear destruction. I believe that unarmed truth an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have the final word in reality. This is why right temporarily defeated is stronger than evil triumphant.

---Martin Luther King, The Nobel Peace prize speech

中國作家和持異見者劉曉波博士因為幾百個漢字被重判的消息給關心中國民生人權的海內外華人與國際社會潑了一盆冷水。這樣的文字獄被中國政府從古代帝王手中一直延續至今, 無疑是在繼續文革以來的獨斷專行, 蔑視中國人的集體素質和意識, 這和前蘇聯和伊朗等獨裁國家對知識分子和作家的打壓和迫害一樣，試圖震懾公民的心聲。

1989年至今, 中共在「改革開放」后在穩固一黨主權的前提下放開了經濟。在過去十幾年的經濟繁榮中，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才是真正的財富，儘管無數的廉價勞力仍生活在「食物鏈」的低層，但他/她們讓一部份中國人一躍成為世界級的首富。可是，在中國短時間內所產生的貧富懸殊並沒有新的政策和法規等來保障在「競爭」中失去了競爭機遇和話語權的廣大貧民百姓。而中國的新富和小資們誤以為是在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中「靠本事」迎來了「小康」或「歐美式」的美好人生，如開進口車、造歐美式洋房等等, 自欺欺人地忽視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集權機制的存在。

中國舉辦了奧運會並不能代表中國的實力。古巴、埃及、伊朗，甚至北韓同樣能舉辦奧運！只要你奧委會給了他們承辦權，你看看人家能不能「齊心合力」像造金字塔一樣在幾年內狂砸幾百億美元給全世界做個秀！這是每個發展中國家夢寐以求的，是發展經濟和製造就業的一劑快速「鎮定劑」，露臉的是政府。

奧運前和奧運后, 中國貧苦百姓的境遇沒有改變, 中國人之間因為財富懸殊而出現的等級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當政府空喊「和諧」時，換來的只有河蟹和草泥馬！

但，在不可忽視的國際大趨勢下，中國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時的和今天北韓這樣的完全禁錮的政治統治和新聞封鎖了。中國在經濟改革上和國際事物參與中所具備的影響歸根結蒂是因為中國人口多, 消費市場巨大, 廉價勞力用之不竭等等，其「功勞」應該是低層的中國人。

古往今來，每到社會出現如此的貧富懸殊和人民對政府不滿時、當統治階級和百姓間的矛盾加劇到一定程度時，中國歷史上的例子是造反起義、革命推翻和統治階級的鎮壓和再鎮壓。今天，沒有一個正常人會說中國政府和人民間不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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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和文革前後，中國人窮，所有的矛盾很容易被視為「敵我矛盾」或「階級鬥爭」，因為那時的中國人沒有住豪宅開進口私家車的鄰居、沒有靠做房地產和「大買賣」一夜暴富的老同學、更沒有一點便通的國際電子網路。那時的領導們也多是和百姓一樣的窮、一樣的傻！

就是在這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禁錮的極不和諧的形式下，一些尚未失去希望的中國知識份子起草了零八憲章，對中國政府抱有相當大的希望，畢竟是自己的政府啊，畢竟是自己的國家啊，畢竟都是自己人啊！

以劉曉波為發起人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民間個人、團體等沒有像1989年那樣煽動學潮，沒有絲毫的「引發民間暴力」或「顛覆政權」的行為。他/她們用最原始的方法在白紙上寫下了符合中國社會進程和百姓心聲的方塊兒字! 這些方塊兒字里沒有一個是侮辱中國公民人格和尊嚴的, 沒有一個詞語會損害中國公民的利益，沒有一句話會惡化中國兄弟姐妹間的情誼！

在2009年的歲末，和被滿清帝國屠殺的維新派一樣，和文革中被打壓的臭老九們一樣，劉曉波也被扣上了「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法庭上宣判劉曉波的「罪證」只有幾百個方塊兒字！

中國人可能不知道豆腐渣工程后的罪魁禍首、可能不知道被活埋在不合安檢要求的礦井裡千百條漢子的生命該由誰負責、可能不在乎因環境污染而得病或死去的中國人是否白白地死去，但是，中國政府讓中國公民和全世界看到了一個有理念，有膽識的知識份子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要為幾百個漢字去坐牢！

中國國內的報紙和網站沒有一家報道了對劉曉波的審判。和所有「敏感」的事件一樣, 中國政府對全世界的「聖誕禮物」卻已經傳到了境外的所有網站和視頻！

劉曉波在1989后就被「審判」過，但是, 獲得自由后, 他沒有和家人跑到國外以求「安逸」！他也沒有利用自己的名聲去換取金錢和榮譽。無論從劉曉波的文字還是現實中的生活軌跡，我們可以看到劉曉波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由的追求是沒有瑕癖的。

海內外的中國人對楊佳、胡佳等人的代表性案例尚記憶猶新，諾貝爾委員會是否為沒有個楊佳和平獎後悔我不知道，但是，劉曉波的再次入獄自然是中國政府提前給諾委會送交了一個倍受矚目的和平獎候選人人選。

The story behind:「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

◎ 劉曉波

香港《開放雜誌》，原名《解放月報》，創刊於一九八七年，於今已經二十歲了。慶倖的是，屈指一算，我與《開放》的緣分，也有十九年了。原因無他，價值觀相通而已。

我看重這本政論雜誌堅守言論自由和獨立辦刊的執著，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言論環境大不如前的情況下，也在政論雜誌的生存空間日益局促的困境中，《開放》仍然不改初衷，堅持自己的初衷。

作為大陸的獨立知識人，也作為這本政論雜誌的老作者和老讀者，我受惠於這本政論雜誌頗豐；我相信，大陸的許多獨立知識人的感受，也會像我一樣。所以，時逢她的二十歲生日。自然要為之寫點甚麽。

我在這本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判毛澤東的，題目叫《溷世魔王毛澤東》，發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號上。從此，我與這本政論雜誌便結下了文字緣。期間，除了三次失去自由期間我沒有為《開放》寫稿之外，其他的時間一直沒有停止過為她供稿。六四后，我進了秦城監獄，《開放》不僅為我呼籲，而且還轉發了我的多篇文章。

等我從秦城監獄出來，再次執筆為她供稿時，《解放月報》更名為《開放雜誌》，我的名字也被添列為「特約撰稿人」。特別是我學會電腦後，幾乎每個月都要在《開放》上發文。我發表在《開放》上的文章，還先後兩次獲得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和國際特赦香港分會聯合頒發的「人權新聞獎」，一次是「優異獎」，一次是「大獎」。

外界更多地知道我和《開放》的淵源，大概源於那篇名為《文壇「黑馬」劉曉波》的訪談錄，發表在該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上。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我結束了挪威奧斯陸大學三個月的訪學，前往美國夏威夷大學，我特意坐了途徑香港的航班。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覺更好！

採訪中，金鐘先生的提問很直率，我的回答可謂放言無羈，說出了一段犯眾怒的話。

金鐘問：「那甚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我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儘管，六四后，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興回答，變成了中共對我進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證據；時至今日，這句話仍然不時地被愛國憤青提起，以此來批判我的「賣國主義」。然而，我不會用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罷，愛國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懷著感激，讓我有機會即興發揮。

今天，歷史的進步結束了殖民時代，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的進步，大都於和平交往中的西化高度相關。今日中國的現實證明，凡是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無疑是進步最快的領域。比如，進步最快的經濟也是西化最為明顯的領域。如果沒有官民對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制權和自由貿易的逐步接受，中國經濟決不會有如此巨大的進步，民眾的私人財富也決不會達到今天的水平。而中共對民主憲政等政治西化的頑固拒絕，恰恰是弊端產生的跛足改革的主要根源，也讓政治改革停滯不前，讓中國政治仍然處在僵化而野蠻的獨裁階段，也讓世界看到的是一個政經分裂的中國形象。

如果有一天，大陸中國人也可以像香港同胞一樣，有免於恐懼的尊嚴，有免于禁言的自由，也就是過上一種真正的開放生活，《開放》雜誌在香港的使命也許就結束了。

如果真有這一天，我希望，《開放》能夠進入大陸，依然保持其獨立辦刊、關懷社會、時政敏感和精益求精，我也依然願意繼續作她的作者和讀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鐘按】謝謝曉波。他讓我回憶起一九八八年對他的那次訪問。那時，曉波「文壇黑馬」之名盛傳。訪問中，他鋒芒畢露，雄辯滔滔。最後「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語，脫口而出。雖然出格，我卻完全理解和尊重他的表達。我在香港做了記者二十多年，訪問做了幾百個吧。基本上都是錄音而親自整理成文，沒有一個被訪者提過異議。猶記得一九八六年訪問港大學者薛鳳璇那次，他針對港反核潮，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但局勢很僵。我問他如果市民不接受你的意見怎麽辦？他脫口而出：就讓他們跳海去吧！訪問發表后，他因這句話遭到傳媒和市民的激烈圍攻，而且任人大代表事也擱置了。可是他事後致信給我，說訪問寫得很好。無悔。

今天，曉波事過十八年，也是一樣的無悔。我感謝他們對新聞工作專業的尊重，也深感他們是有理智、敢於負責的人。曉波為了這句「三百年殖民地」的話，吃了苦，受了罪，我同情他的遭遇。他被捕，我們為他做了特別報導。當然，我不認為他說錯了，或我報導錯了，因為言論自由本身是沒有價值判斷的，沒有是非限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