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成就与忧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10月31日早，著名科学家、“两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先生走完了他人生98个春秋，驾鹤西行。此前的10月29日上午，著名生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科院最年长的院士107岁的贝时璋先生辞世。

　　一代科学巨擘在2009年的晚秋，离我们远行，而此前的盛夏，我们曾伤别人文巨子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和历史学家任继愈先生。

　　他们的生命，与中国在20世纪的苦难、奋起、曲折、跨越相伴，他们曾经的那个时代——令中国人心悸不已的自己的国家可能被他人瓜分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那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恐惧，他们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的道路上奋斗一生，成为这个民族的先觉者。

　　他们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一个古老文明经历数千年磨难而不曾中断的秘密。

　　“卡门-钱学森公式”

　　1955年9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钱学森携妻子和一双儿女将乘此船返回中国。当船渐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时，钱学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人们哪里知道，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煎熬了5年。

　　钱学森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前夜。他的童年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始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也打下了科学救国的烙印。

　　1929年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时他参加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考试，是20位获得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航空专业的学生。1935年9月钱学森赴美留学，并成为20世纪航空时代的开创人、力学大师冯·卡门的高徒（冯的导师是现代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希·普朗特尔）。在冯·卡门的指导下，1939年6月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加州理工学院一名航空学科学家，并继续与导师合作空气动力学研究。1947年5月，36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1943年，他与马林纳合作完成的研究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40年代研制成功地对地导弹和控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设计思想被用于“女兵下士”探空火箭和“二等兵A”导弹的实际设计中，所获经验直接导致了美国“中士”地对地导弹的研制成功，并成为后来美国采用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北极星”、“海神”等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以他和冯·卡门名字命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空气动力计算上的权威公式，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被世界各国的工程师们用于高亚音速飞机的气动设计。

　　由于钱学森对火箭技术理论卓有建树，并于1949年提出核火箭的功能设想，他在当时已被公认为火箭技术方面的权威学者，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有鉴于此，我举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冯·卡门教授在写给美国五角大楼的推荐信中如此陈述。

　　“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海外学子奔走相告，“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他们听到了祖国的召唤。钱学森和许多学子一样打好行囊，准备回国报效。然而此时，美国已掀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浪潮，钱学森被无端地怀疑为共产党。当他准备启程时，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甚至咆哮道：“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回到中国！”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极具军事价值、世界著名的一流火箭专家回到“红色”中国。经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释。此后，他和家人一直处于被软禁状态长达5年。

　　1955年6月，钱学森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求助信几经辗转送至周恩来手中。信中写道：“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周总理立刻指示在日内瓦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通知美国，以我方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政府取消对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的无理限制。8月1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可以回国了。他和妻儿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的甲板。在乘船离开美国时，钱学森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

　　回国后的钱学森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在中国科研基础还十分薄弱的条件下，他受命组建了中科院力学所，与郭永怀、钱伟长等一起亲自授课，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培养人才，并直接促成了中国科技大学的诞生。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开始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钱学森、吴有训、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参与了此项工作。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被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此前的1955年1月，毛泽东做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想使原子弹成为真正具有威慑力的武器，还需要导弹。而此时的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还是一张白纸。钱学森的归来，使研制导弹的梦想成为可能。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据此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直接领导，钱学森被任命为委员，同时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聂荣臻元帅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四个月后，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

　　在钱学森的主持参与下，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仿制的苏式近程导弹“东风1号”试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中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近程导弹“东风2号”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1966年10月27日，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喷射着橙黄色的火焰划破云端，冲向蓝天并精准击中目标。“两弹”结合取得成功。中国拥有了真正的核武器，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一切权利的时代随之而去。

　　世界为之震动，外电纷纷用“不可思议”来评论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纽约时报》载文：“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

　　拒绝“航天之父”桂冠

　　“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被搁置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再度被提上日程。1965年9月，中科院组建了卫星研究设计院，由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任院长，开始了“东方红1号”的研制工作。然而，很快“文革”到来，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陷于瘫痪，作为我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

　　根据钱学森的建议，在聂荣臻的支持下，1968年2月，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成立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风暴中坚持下来。1970年4月24日，利用“长征-1号”发射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取得成功。当太空中传来“东方红”乐曲时，全世界再一次为之震惊。

　　“两弹一星”为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季，中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发射。2003年10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08年9月，中国宇航员首次太空行走……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钱学森也因此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航天科技事业，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被学界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对于这些桂冠，钱学森并不认可。

　　跟随钱学森26年的秘书兼学术助理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曾反复强调说，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是几千名科技专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创。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这样的大科学工程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先进技术遭西方封锁的年代，中国科学家自力更生，成功地让中国跻身导弹及太空科技强国之列。“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54年前钱学森的话语，今天听来仍是掷地有声。

　　晚年的忧虑

　　斯人已逝。据钱学森身边工作人员介绍，他逝世前并未留下什么特别遗嘱。但从他与中央领导人的几次交谈中不难看出，钱学森晚年最牵挂的就是培养人才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钱学森就向国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第二代火箭由第二代人挂帅，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锻炼年轻人才。

　　“钱老非常重视教育，他曾说，所有的事都要人去办，没有高素质的人才不行。‘我说的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是能解决重大问题、有重大创新的人才。’”涂元季回忆道。

　　在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钱学森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但他时刻不忘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探望钱学森，钱学森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中国要大发展，就是要培养杰出人才”。

　　他深刻反思现行的教育制度：“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教材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教师。”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人云亦云不是科学精神”。

　　当谈到科学创新思维时，他提出科学工作者的艺术修养问题，并希望将二者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

　　在此后温家宝的三次探访中，钱学森无一例外，都谈到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当面向温家宝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同年底，在“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上，涂元季告诉本刊记者，钱学森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国为重、家为轻”

　　钱学森读大学时，研究应用力学，也就是说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数学系搞纯粹数学的人瞧不起这些应用数学家。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各贴海报讲座，结果是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年轻人与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就非常难办了，老师甚至不会让学生毕业。”钱学森说，“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看来，钱学森本人就是创新的楷模。他在领导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创新的结晶。他不仅是令人尊敬的科学家，更是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2008年，中国SCI论文数排名从2002年的世界第5位跃至第3位，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跃至第４位，但论文数量并不直接等于科研能力，众多的发明也并没有全部转化成生产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科研环境和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科研人员的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的今天，在培养和造就顶尖人才方面，中国的科技界、教育界并没有像60年前甚至是30年前那样，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吴文俊、周培源、竺可桢、邓稼先以及朱光亚、周光召、宋健、陈景润、袁隆平、王选等一批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

　　2007年，钱学森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中写道：“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语，道出了他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