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以曹汝霖回忆录为例谈谈如何读史（二）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

4）关于“党争”的一点补充说明

前文贴出后，kingsmill网友指出：

“准确的说，在明治时期日本国会还没有什么正经的党派，更谈不上'党争'。那时的政治派别多是以某一个或几个大人物为中心的各种“会”，宗旨是随着主导人的意思改变的。当时日本也没有什么像英美法那样的政党内阁。那个时代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政治，主其事者是维新倒幕那个时代的元勋们。国会的权力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时期一直不大，远比不了西方民主国家。

民国国会的问题与其说是党争太烈，不如说是国会的纸面权力太大，达到了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消受得了的程度。

日本真正的政党政治出现在1919年之后，有个短命的活跃时期。各党派纷纷踊跃讨好国民，很多采取的方式是为日本侵略亚洲加油打气，出谋划策；也有的靠拢军部，争取利益。在大正民主的活跃时期过后，日本逐渐被绑在了军部的无脑车轮上，那一点儿混乱的政党民主也就迎来尾声了。 ”

他这儿对“党争”的误会我觉得很有代表性，是以专门作个回覆。

实际上，用“党”来翻译party，大概是最典型的误译。盖古文中的“党”，不是什么好玩意，孔子就说：“君子群而不党。”所谓“党”就是“结党营私”的意思，而所谓“党争”，如唐朝的“牛李党争”，明末的“东林党祸”等等，一律是祸国殃民的权力斗争。尤以后者为祸最烈。当时的“党”的名目之多，老芦根本就记不住。除了东林党与阉党之外，还有什么浙党、齐党、楚党等等，斗到血流漂杵，一直斗到南明去还没完没了。有如说大明是亡于李自成加辫子兵，莫若说是亡于这些乌烟瘴气、毫无是非可言的“党争”。可笑的是，后人还把东林党人及其后继的复社当成了道德模范。

大清还未亡时，“党争”就很剧烈了。最突出的就是“清流”保守派与“洋务派”之争。甲午战争之所以输得那么惨，原因当然很多，但党争也不能辞其咎。 “清流”主战派成心看主和派的李鸿章的笑话，百般掣肘，致使整个战争成了李鸿章一人敌日本全国的战争，大败之后把他推出去负责签字卖国，过后还举国笑骂“李二先生是汉奸”。到晚清改革时，这“党争”又严格限制了改革的步骤。曹汝霖已经说了，当时的满族亲贵以及瞿鸿机把改革官制看成是老袁个人的夺权阴谋，百计加以阻挠，最后是如愿封死了老袁当总理的路，而皇族亲贵个个当上了主管“要害部门”的大臣，致使官制改革换汤不换药。

正因为深知党争的危害，老佛爷才会担心开国会后会闹到不可收拾。盖当时的人除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党，也实在无法理解西式政党。第一任驻英副公使刘锡鸿在细心考察英国政治后评论道：

“英国宰相之进退，视乎百姓之否臧。而众官之进退，又视乎宰相之进退。持其失者多，则当国谢去，公举贤能，告诸君而代之。相既易，则各曹长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应灵动。进必群进，退必群退，故常相倾轧，有一利必有一弊。”

很明显，他是把西式党派政治当成了中式党争。国会的两派当然互相倾轧，但政治本身就是互相倾轧的龌龊勾当，关键是如何将互相倾轧公开化、程序化、和平化，将它引入建设性的轨道，而民国政改之所以流产，正是因为政客的觉悟过不了这一关，使得国家在这上头翻了船。

民国当然是毁于党争，既毁在丝毫不遵守起码法治规矩的革命乱党手与中央政府之争，又毁于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之间的派别斗争，致使文斗变成了武斗，国家土崩瓦解。

之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因为民智民德未开，政客与军人毫无职业道德观念。他们既无“程序至上、手段至上、愿赌服输”的观念，又无“国家利益至上，作忠诚的反对派”的顾全大局的思想。如果革命乱党有前者，就不会借宋教仁案与大借款案发动武装叛乱；而如果国会有后者，就不会滥用权力搞到连个内阁都无法成立，逼得老袁翻脸解散国会了事。若是蔡锷、唐继尧等地方实力派有起码的政治道德操守，那就应该利用当时充分的言论自由特别是“通电”自由，先使用和平手段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无效才诉诸武力，而不该出尔反尔，先上书劝进，等他真的当上皇帝了，又发兵“护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佛爷的担忧一点都没错。当然，对党争，她的态度其实很矛盾。作为独裁统治者，她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传统统治术，在这个意义上，党争对她维护统治有利；但若是需要团结一致对外之时，党争又使得中国不堪一击。她之所以感叹中国人不能团结，就是在后一个意义上说的。

在这方面，中国人可是远远不如日本人。明治时代的日本可能没有成熟的西式政党政治，但举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精神可是中国人做不到的。日俄战争爆发时曹汝霖在日本，写下了第一手观感：

“当日本征召退伍兵之时，我住在中江家，见退伍兵应征到东京者，军部令分住民家，视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动让出六叠房两间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挤在四叠半的一间小屋。余以外国留学生，不令让屋。每日三餐，总以肉食饷兵士，兵士亦帮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觉感慨，中国人民与兵士，哪有这种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户户，集团欢送，手持大旗，旗上写的都是'光荣战死'、'为国捐躯' 、'祈必胜'、'祈战死'等等字样，以壮行色，于鼓励之中，寓有不胜毋归之意。

兵士踊跃前进，人民欢呼万岁，欢送场面，人山人海。以这种字句来送出征之士，在中国人视之，必视其为不祥，而他们则认为鼓励军士之必胜，即此可见其忠君爱国之心为何如矣。 ”

我觉得，日本人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他们充分利用了儒家的“忠君”说教，把天皇当成了凝聚全国人民努力的精神象征。晚清的改革也就失败在这点上。

我已经在旧作中指出，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最关键的改革，是把一个中古时代的原始国家机器，改建为中央集权的具有起码国防能力的西式国家，这才能应对当时的最大危机——外侮，而不是去搞加剧国家分裂的地方自治。自洪杨作乱以来，地方督抚权力日益加重，业已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拳乱导致的“东南互保”更加重了地方离心倾向。晚清预备立宪还雪上加霜，在各省开设咨议局，为日后的土崩瓦解作了充分铺垫。由此可见，当时的谋国之士根本没看出当务之急是什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满族亲贵搞的“中央集权”尽管出自私心，反而在客观上符合改革应取的方向。

即使如此，如果慈禧太后能晚死一二十年，改革仍然可能成功。这其实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留给后人的遗憾——它的真正恶果，是不但推迟了改革，而且导致帝后失和，引出了拳乱。这主要罪责我觉得应由试图发动政变暗杀慈禧的康梁承担，光绪也不能辞其咎。

其实若是光绪听了袁世凯的进谏，以慈禧为名义上的“改革的总设计师”，将改革归在她的名下，让她来扛这大旗，而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主要谋划者与推行者，仅以康梁谭等人为“体改所”一类低级顾问，那就等于把晚清新政往前提了几年，成功的胜算甚大。就算不成功，起码也能逃过拳祸。

总而言之，根本制度、根本生活方式的改革，需要中央有不容置疑的权威，也需要具有足够实力的铁腕人物。在那个时代，皇权是最高权威，而慈禧是改革必需的铁腕人物。慈禧死掉了，改革的前途也就跟着她死了一大半。再把皇帝搞掉，和平转型的希望就再也没有了。若不是孙中山从苏联引入“党治”，用以取代皇帝的权威，那中国可能至今还在军阀混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在此后出现的极权统治，似乎也可算成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弥补（这似乎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只是我并不认为那是必然的，而且觉得那比军阀混战、国家分裂更糟糕）。

这其实也就是六四的教训。六四那伙“民主斗士”其实也就是新时代的康梁。区别只在于新时代的老佛爷寿命比较长。若是他90年代初就死了，那么今天中国还在陈云、李鹏打造的“鸟笼”中挣扎。

5）间岛问题

所谓“间岛”，就是中国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晚清从日本人嘴里夺回来的，应该算是近代中国取得的两大外交成就（另一成就是民初老袁让外蒙放弃独立。可惜因为国会无故捣乱，致使后来与俄国缔结的条约不如陆征祥谈成的对中国有利）。

根据中文维基百科：

“1909年9月4日，日本与清朝政府谈判解决中韩边境问题，日本国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和大淸国钦命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在北京签定该条约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其中规定：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并以石乙水为江源。后来的满洲国和朝鲜边境没有进行过大的变动。

七十年代，韩国开始提出'间岛'问题。 1978年元旦《韩国日报》刊载了徐桢哲的系列图片文章《新年展示韩国旧貌》，其中表述为当年日本和清朝签订的条约将韩国领土划为中国所有，提出要收回间岛。同年韩国兴起'恢复国史'运动，间岛问题也是核心内容。 ”

清廷之所以取得这一外交成就，官方宣传都归功于宋教仁，说宋教仁1907年去东北运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得知了日本人想夺取间岛。他化装成日本人，打入日本右派的“长白山会”，获取了该会关于该问题制造的大量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汉城与东京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找到了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上面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根据这些材料，宋教仁写成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论证了日本人说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宋把该书托人转交给清朝驻日公使，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与日本谈判中保下了这片领土。

曹汝霖的说法却完全不同。他当时在外务部当主事，却无一字提到宋教仁，而是将功劳归于吴禄贞：

“时外部以间岛问题，与日使交涉，久未解决。间岛位于吉林边境，与朝鲜接壤，日俄战争时，日本驻兵于此久而不撤，且主张为朝鲜领土。该处朝鲜居民甚多，中国方面，仅有少数满洲人。我国以图们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图们，东望鸭绿字样，并无他文，不知何时所立，据此为我领土之址，此外亦无证据。日本则指此碑不足为凭，但亦无朝鲜领土之证据。

部中以这事非口舌文书所能解决，乃电商东三省徐总督派员调查，并带军队以资应付。徐督派吴禄贞先赴间岛察看情形，侦知日本收买匪头韩登举。他部下有数千人，吴遂诱以禄利，晓以大义，劝受招抚，允助以军械，于极秘密中代他训练，韩果归顺。半年后，韩部竟成劲旅，吴令据守各要点，日本初不知也。

吴自己又带卫队赴间岛，日本始知中国派兵入间岛，即由斋藤少将率兵一团，赶到间岛，见韩登举竟已归顺，且占据要点，即大声叱吴曰：尔来何为？此是朝鲜领土，尔快将兵撤退，绶卿（禄贞字）为日本士官出身，斋藤曾任士官教官。绶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来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问题应由政府解决，非我辈所能主张，前在学校时，老师教我忠君爱国，今日之事，即遵老师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斋藤见守要点的兵，都是韩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启衅，遂屯驻于朝鲜边境，说双方听候政府命令。

后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谓我侵占朝鲜领土，我则谓派兵守我边界，不应干涉我内政，且诘责侵略我领土，彼此辩论，各不撤兵，遂搁置甚久。后改为自开商埠，以结此案。日兵尽撤。吴号绶卿，湖北人，与我甚稔，性机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吴绶卿相机行事，措置有方，间岛非我有矣！ ”（原文为一大段。为读者阅读方便，将其拆解为数段）

我觉得曹汝霖的说法相当可信。无论是马克斯韦尔还是王力雄，都指出过东方的疆界与西式民族国家不一样，是模糊不明的一条“带”而不是一条“线”。朝鲜原来是中国的属国，就更没有精准勘界的必要。因此，延边其实是个无主地带（有居民，但行政归属不明）。什么“历史证据”云云都是一家之言，就算朝鲜人真的画了什么《大东舆地图》，那也不过是民间作品，当不得真。那中文碑就更不能说明问题了——当时朝鲜人也用中文，谁知道那是谁刻上去的？

对这种无主土地，国际惯例是“捷足者先得”，谁占领了就是谁的。日本知道这惯例，所以才会在中国先行占领后让步。若是让日本人先占领了，那就再搬出再多的“自古以来”的证据也没什么鸟用。所以，个人觉得，宋教仁的考证或许为清廷在外交谈判中使用过，但那并不是关键因素。

这当然只是我的个人感觉。曹汝霖所说，在史学研究上称为孤证，还需与其他材料对照方能正式立论。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内容如何，​​是否为清廷使用，在谈判中起到多大作用，吴禄贞是否如曹汝霖所说那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个博士生的研究课题，值得有志者去查明历史真相。这就是我为何说此类历史证言中蕴藏了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