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以曹汝霖回憶錄為例談談如何讀史（二）

作者：蘆笛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4）關於「黨爭」的一點補充說明

前文貼出后，kingsmill網友指出：

「準確的說，在明治時期日本國會還沒有什麼正經的黨派，更談不上'黨爭'。那時的政治派別多是以某一個或幾個大人物為中心的各種「會」，宗旨是隨著主導人的意思改變的。當時日本也沒有什麼像英美法那樣的政黨內閣。那個時代日本的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精英政治，主其事者是維新倒幕那個時代的元勛們。國會的權力在大日本帝國憲法時期一直不大，遠比不了西方民主國家。

民國國會的問題與其說是黨爭太烈，不如說是國會的紙面權力太大，達到了當時的中國不可能消受得了的程度。

日本真正的政黨政治出現在1919年之後，有個短命的活躍時期。各黨派紛紛踴躍討好國民，很多採取的方式是為日本侵略亞洲加油打氣，出謀劃策；也有的靠攏軍部，爭取利益。在大正民主的活躍時期過後，日本逐漸被綁在了軍部的無腦車輪上，那一點兒混亂的政黨民主也就迎來尾聲了。 」

他這兒對「黨爭」的誤會我覺得很有代表性，是以專門作個回覆。

實際上，用「黨」來翻譯party，大概是最典型的誤譯。蓋古文中的「黨」，不是什麼好玩意，孔子就說：「君子群而不黨。」所謂「黨」就是「結黨營私」的意思，而所謂「黨爭」，如唐朝的「牛李黨爭」，明末的「東林黨禍」等等，一律是禍國殃民的權力鬥爭。尤以後者為禍最烈。當時的「黨」的名目之多，老蘆根本就記不住。除了東林黨與閹黨之外，還有什麼浙黨、齊黨、楚黨等等，斗到血流漂杵，一直斗到南明去還沒完沒了。有如說大明是亡於李自成加辮子兵，莫若說是亡於這些烏煙瘴氣、毫無是非可言的「黨爭」。可笑的是，後人還把東林黨人及其後繼的復社當成了道德模範。

大清還未亡時，「黨爭」就很劇烈了。最突出的就是「清流」保守派與「洋務派」之爭。甲午戰爭之所以輸得那麼慘，原因當然很多，但黨爭也不能辭其咎。 「清流」主戰派成心看主和派的李鴻章的笑話，百般掣肘，致使整個戰爭成了李鴻章一人敵日本全國的戰爭，大敗之後把他推出去負責簽字賣國，過後還舉國笑罵「李二先生是漢奸」。到晚清改革時，這「黨爭」又嚴格限制了改革的步驟。曹汝霖已經說了，當時的滿族親貴以及瞿鴻機把改革官制看成是老袁個人的奪權陰謀，百計加以阻撓，最後是如願封死了老袁當總理的路，而皇族親貴個個當上了主管「要害部門」的大臣，致使官制改革換湯不換藥。

正因為深知黨爭的危害，老佛爺才會擔心開國會後會鬧到不可收拾。蓋當時的人除了富有中國特色的黨，也實在無法理解西式政黨。第一任駐英副公使劉錫鴻在細心考察英國政治后評論道：

「英國宰相之進退，視乎百姓之否臧。而眾官之進退，又視乎宰相之進退。持其失者多，則當國謝去，公舉賢能，告諸君而代之。相既易，則各曹長皆易，由代相者自置其人，以期呼應靈動。進必群進，退必群退，故常相傾軋，有一利必有一弊。」

很明顯，他是把西式黨派政治當成了中式黨爭。國會的兩派當然互相傾軋，但政治本身就是互相傾軋的齷齪勾當，關鍵是如何將互相傾軋公開化、程序化、和平化，將它引入建設性的軌道，而民國政改之所以流產，正是因為政客的覺悟過不了這一關，使得國家在這上頭翻了船。

民國當然是毀於黨爭，既毀在絲毫不遵守起碼法治規矩的革命亂黨手與中央政府之爭，又毀於北洋直系、皖系、奉系之間的派別鬥爭，致使文斗變成了武鬥，國家土崩瓦解。

之所以如此，我看還是因為民智民德未開，政客與軍人毫無職業道德觀念。他們既無「程序至上、手段至上、願賭服輸」的觀念，又無「國家利益至上，作忠誠的反對派」的顧全大局的思想。如果革命亂黨有前者，就不會借宋教仁案與大借款案發動武裝叛亂；而如果國會有後者，就不會濫用權力搞到連個內閣都無法成立，逼得老袁翻臉解散國會了事。若是蔡鍔、唐繼堯等地方實力派有起碼的政治道德操守，那就應該利用當時充分的言論自由特別是「通電」自由，先使用和平手段公開反對袁世凱稱帝，無效才訴諸武力，而不該出爾反爾，先上書勸進，等他真的當上皇帝了，又發兵「護國」。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老佛爺的擔憂一點都沒錯。當然，對黨爭，她的態度其實很矛盾。作為獨裁統治者，她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傳統統治術，在這個意義上，黨爭對她維護統治有利；但若是需要團結一致對外之時，黨爭又使得中國不堪一擊。她之所以感嘆中國人不能團結，就是在後一個意義上說的。

在這方面，中國人可是遠遠不如日本人。明治時代的日本可能沒有成熟的西式政黨政治，但舉國團結一致對外的精神可是中國人做不到的。日俄戰爭爆發時曹汝霖在日本，寫下了第一手觀感：

「當日本徵召退伍兵之時，我住在中江家，見退伍兵應徵到東京者，軍部令分住民家，視房屋之大小，配住兵之多寡。中江家派住八人，中江家自動讓出六疊房兩間以住兵士，自家母子女三人，擠在四疊半的一間小屋。余以外國留學生，不令讓屋。每日三餐，總以肉食餉兵士，兵士亦幫同操作，彼此和睦，恍若家人。我看了真覺感慨，中國人民與兵士，哪有這種情形，及到出征之日，家家戶戶，集團歡送，手持大旗，旗上寫的都是'光榮戰死'、'為國捐軀' 、'祈必勝'、'祈戰死'等等字樣，以壯行色，於鼓勵之中，寓有不勝毋歸之意。

兵士踴躍前進，人民歡呼萬歲，歡送場面，人山人海。以這種字句來送出征之士，在中國人視之，必視其為不祥，而他們則認為鼓勵軍士之必勝，即此可見其忠君愛國之心為何如矣。 」

我覺得，日本人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他們充分利用了儒家的「忠君」說教，把天皇當成了凝聚全國人民努力的精神象徵。晚清的改革也就失敗在這點上。

我已經在舊作中指出，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最關鍵的改革，是把一個中古時代的原始國家機器，改建為中央集權的具有起碼國防能力的西式國家，這才能應對當時的最大危機——外侮，而不是去搞加劇國家分裂的地方自治。自洪楊作亂以來，地方督撫權力日益加重，業已呈現尾大不掉之勢，拳亂導致的「東南互保」更加重了地方離心傾向。晚清預備立憲還雪上加霜，在各省開設咨議局，為日後的土崩瓦解作了充分鋪墊。由此可見，當時的謀國之士根本沒看出當務之急是什麼。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滿族親貴搞的「中央集權」儘管出自私心，反而在客觀上符合改革應取的方向。

即使如此，如果慈禧太后能晚死一二十年，改革仍然可能成功。這其實就是戊戌變法失敗留給後人的遺憾——它的真正惡果，是不但推遲了改革，而且導致帝后失和，引出了拳亂。這主要罪責我覺得應由試圖發動政變暗殺慈禧的康梁承擔，光緒也不能辭其咎。

其實若是光緒聽了袁世凱的進諫，以慈禧為名義上的「改革的總設計師」，將改革歸在她的名下，讓她來扛這大旗，而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主要謀划者與推行者，僅以康梁譚等人為「體改所」一類低級顧問，那就等於把晚清新政往前提了幾年，成功的勝算甚大。就算不成功，起碼也能逃過拳禍。

總而言之，根本制度、根本生活方式的改革，需要中央有不容置疑的權威，也需要具有足夠實力的鐵腕人物。在那個時代，皇權是最高權威，而慈禧是改革必需的鐵腕人物。慈禧死掉了，改革的前途也就跟著她死了一大半。再把皇帝搞掉，和平轉型的希望就再也沒有了。若不是孫中山從蘇聯引入「黨治」，用以取代皇帝的權威，那中國可能至今還在軍閥混戰中。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在此後出現的極權統治，似乎也可算成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彌補（這似乎是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只是我並不認為那是必然的，而且覺得那比軍閥混戰、國家分裂更糟糕）。

這其實也就是六四的教訓。六四那伙「民主鬥士」其實也就是新時代的康梁。區別只在於新時代的老佛爺壽命比較長。若是他90年代初就死了，那麼今天中國還在陳雲、李鵬打造的「鳥籠」中掙扎。

5）間島問題

所謂「間島」，就是中國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是晚清從日本人嘴裡奪回來的，應該算是近代中國取得的兩大外交成就（另一成就是民初老袁讓外蒙放棄獨立。可惜因為國會無故搗亂，致使後來與俄國締結的條約不如陸征祥談成的對中國有利）。

根據中文維基百科：

「1909年9月4日，日本與清朝政府談判解決中韓邊境問題，日本國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和大淸國欽命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梁敦彥在北京簽定該條約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其中規定：圖們江為中韓兩國國界，並以石乙水為江源。後來的滿洲國和朝鮮邊境沒有進行過大的變動。

七十年代，韓國開始提出'間島'問題。 1978年元旦《韓國日報》刊載了徐楨哲的系列圖片文章《新年展示韓國舊貌》，其中表述為當年日本和清朝簽訂的條約將韓國領土劃為中國所有，提出要收回間島。同年韓國興起'恢復國史'運動，間島問題也是核心內容。 」

清廷之所以取得這一外交成就，官方宣傳都歸功於宋教仁，說宋教仁1907年去東北運動馬賊從事反清革命，得知了日本人想奪取間島。他化裝成日本人，打入日本右派的「長白山會」，獲取了該會關於該問題製造的大量假證據，拍照帶回日本。然後在漢城與東京的圖書館查閱資料，找到了一個名叫古山子的朝鮮人於中國康熙五十五年出版的《大東輿地圖》，上面清楚地表明中國與朝鮮的界江是圖門江。

根據這些材料，宋教仁寫成了6萬字的著作《間島問題》，從語言學、國際法、歷史、地理等各方面，論證了日本人說的間島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宋把該書託人轉交給清朝駐日公使，清政府利用他的研究成果，在與日本談判中保下了這片領土。

曹汝霖的說法卻完全不同。他當時在外務部當主事，卻無一字提到宋教仁，而是將功勞歸於吳祿貞：

「時外部以間島問題，與日使交涉，久未解決。間島位於吉林邊境，與朝鮮接壤，日俄戰爭時，日本駐兵於此久而不撤，且主張為朝鮮領土。該處朝鮮居民甚多，中國方面，僅有少數滿洲人。我國以圖們江上游，立有一古石碑，刊有北望圖們，東望鴨綠字樣，並無他文，不知何時所立，據此為我領土之址，此外亦無證據。日本則指此碑不足為憑，但亦無朝鮮領土之證據。

部中以這事非口舌文書所能解決，乃電商東三省徐總督派員調查，並帶軍隊以資應付。徐督派吳祿貞先赴間島察看情形，偵知日本收買匪頭韓登舉。他部下有數千人，吳遂誘以祿利，曉以大義，勸受招撫，允助以軍械，於極秘密中代他訓練，韓果歸順。半年後，韓部竟成勁旅，吳令據守各要點，日本初不知也。

吳自己又帶衛隊赴間島，日本始知中國派兵入間島，即由齋藤少將率兵一團，趕到間島，見韓登舉竟已歸順，且佔據要點，即大聲叱吳曰：爾來何為？此是朝鮮領土，爾快將兵撤退，綬卿（祿貞字）為日本士官出身，齋藤曾任士官教官。綬卿即答曰：我奉政府命來守此土，何能撤退？疆界問題應由政府解決，非我輩所能主張，前在學校時，老師教我忠君愛國，今日之事，即遵老師之教也。相持半日之久，齋藤見守要點的兵，都是韓的部下，自方兵力又寡，又不能因此啟釁，遂屯駐於朝鮮邊境，說雙方聽候政府命令。

後日使要求我方撤兵，謂我侵佔朝鮮領土，我則謂派兵守我邊界，不應干涉我內政，且詰責侵略我領土，彼此辯論，各不撤兵，遂擱置甚久。后改為自開商埠，以結此案。日兵盡撤。吳號綬卿，湖北人，與我甚稔，性機警豪爽，有大志。此案若非吳綬卿相機行事，措置有方，間島非我有矣！ 」（原文為一大段。為讀者閱讀方便，將其拆解為數段）

我覺得曹汝霖的說法相當可信。無論是馬克斯韋爾還是王力雄，都指出過東方的疆界與西式民族國家不一樣，是模糊不明的一條「帶」而不是一條「線」。朝鮮原來是中國的屬國，就更沒有精準勘界的必要。因此，延邊其實是個無主地帶（有居民，但行政歸屬不明）。什麼「歷史證據」云云都是一家之言，就算朝鮮人真的畫了什麼《大東輿地圖》，那也不過是民間作品，當不得真。那中文碑就更不能說明問題了——當時朝鮮人也用中文，誰知道那是誰刻上去的？

對這種無主土地，國際慣例是「捷足者先得」，誰佔領了就是誰的。日本知道這慣例，所以才會在中國先行佔領后讓步。若是讓日本人先佔領了，那就再搬出再多的「自古以來」的證據也沒什麼鳥用。所以，個人覺得，宋教仁的考證或許為清廷在外交談判中使用過，但那並不是關鍵因素。

這當然只是我的個人感覺。曹汝霖所說，在史學研究上稱為孤證，還需與其他材料對照方能正式立論。宋教仁所著《間島問題》內容如何，​​是否為清廷使用，在談判中起到多大作用，吳祿貞是否如曹汝霖所說那樣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個博士生的研究課題，值得有志者去查明歷史真相。這就是我為何說此類歷史證言中蘊藏了許多值得進一步研究的線索。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