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蘆笛 以曹汝霖回憶錄為例談談如何讀史(三)

作者:light12  於 2012-10-12 21:05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時間: 10 11 2012 03:04
作者:蘆笛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6)張之洞與袁世凱提議贖迴路權

眾所周知,鐵路在中國的引入無比艱難。早在郭嵩燾、劉錫鴻等人出使英國之際,就有大批的洋人川流不息地前來勸說中國修建鐵路。據郭嵩燾日記,就連主持建造印度鐵路的斯蒂文森(不是發明火車的那位,只是同姓)都曾親自登門拜訪,自報奮勇承擔中國的鐵路修建工程,向他們出示了自己繪製的鐵路幹線圖,還報出了初步預算。劉錫鴻的英國譯員博郎更是反覆勸說他,兩人的討論被劉記錄在《英軺私記》中。

這劉錫鴻並非白痴,自己就坐過火車,深知火車的便利與經濟效益。但他仍然認為鐵路雖好,只是不符中國國情,舉出了一系列修建鐵路的弊病。博郎一一加以解釋,但仍未消除他的顧慮。其中真正的難題,就是中國沒有那財力。

(劉問)「創造伊始,中國奚能有此巨款?」

博曰:「可借諸外國也。外國罔不借債,中國何懼而不為?借之既多,則債主護惜中國,不肯加兵擾亂之,以自失本利,亦維繫交誼之一道也。」

余曰:「本利不償,則興兵勒取奈何?」

博曰:「討債以兵,外洋所無。土耳其負欠最巨,各國咸寬假之,且代籌其國生財之方,即此可知其概。」(蘆按:我還從未想到過這點。的確,鬼子不興武力討債。北韓賴掉了巨額外債,債權國還不是只有乾瞪眼)

余曰:「此皆非治國正軌,恐未可恃。」

當時的滿清大吏如同後來的土共,無一人懂經濟學。出於自給自足的小農心態,當然無法接受「借債投資能發財」的怪論,劉錫鴻就認為這如同挖肉補瘡:「洋人醫足疾,輒斷其筋而續以他物。如此滅裂辦法,其何能久!」也不知道他是從哪兒得出的這個醫學發現。此公明明參觀過西醫院,而且觀察力一流,立論何以滅裂如此?如今醫學雖發達,也不知道發明了能代替韌帶肌腱的合成材料沒有。

但以中國之窮,不修鐵路則已,要修,就只有靠借外債。關鍵不在於借不借,而在於不能喪失主權。我已在舊作中舉出了滇越鐵路與中東鐵路作對比,指出前者是單純的商業投資,不存在喪失主權問題,而後者則完全是強佔殖民地的侵略行為。

晚清大員後來也悟出了這一點,張之洞袁世凱建議收迴路權就是有大功於國家民族的舉措。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講到這一事實,惜乎不詳。

據曹說,京奉鐵路(如今叫「京沈線」)與京漢鐵路都是借款修成的。前者由英國人出錢,後者由法國人出錢。京漢鐵路一開頭是「蘆漢鐵路」,因為朝廷不準火車入京城,只能修到盧溝橋。拳亂之後,才把城牆拆開,讓鐵路進了內城。

這些線路都是洋人投資建造的,洋人自然享有全路的行政權與管轄權。張之洞與袁世凱覺得這有礙於中國的主權,於是建議「借款造路不應有全路行政權,並請重訂合同,只管會計,不管行政」。朝廷採納了他們的建議,設立了郵傳部,專管路電郵政。首任尚書為陳璧,為交通部之前身;又設鐵路總局,以梁士詒為局長,葉恭綽為秘書長,「與各借款國磋商重訂合同,釐定許可權,借款國只管會計,行車人事,均由路局局長管理。借款分年歸還,還清路歸國有」。

這樣就把洋人投資建造的鐵路的路權完全收回來了。雖然留下了個「借款國只管會計」的尾巴,但我認為那非但無損於中國主權,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蓋當時的官場太貪污(當然可能比現在清廉吧),若不讓鬼子管會計,則鐵路收入必然被貪污中飽得一乾二淨,非常無法歸還貸款,只怕還要債上加債。

各借款國竟然如此通情達理,同意與中國重訂合同,交還路權,令人印象深刻。也不知道梁士詒等人是如何談判的,可惜曹汝霖沒有詳細介紹。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談判對手是野蠻帝國主義如沙俄與日本,那就萬萬不會作此讓步。日俄霸佔的南北滿鐵路別說路權,就連其特有的「鐵路附屬地」都未能收回。直到俄國爆發革命,北洋才趁機收回了北滿鐵路的「附屬地」,但行車、人事等權仍由蘇俄霸佔。日本戰敗后,蘇聯竟然強佔了他們早就丟掉或賣出的中長鐵路。中國雖然收回了南滿鐵路附屬地,旅順卻仍然被蘇聯霸佔。

蘇俄爛污帝國主義此舉,與日本人一般無二。山東的膠濟鐵路(青島到濟南)本是德國人投資修建的。在一次大戰時被日本人攻佔。中國也是一戰戰勝國,業已沒收了德國在華的一切財產,膠濟鐵路理應在內,但日本卻竟然佔為己有。為收回此路,在1922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與日本反覆談判。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才作了讓步,同意吐出贓物,但中國仍需「借款贖路」,以5340.6141萬金馬克贖回膠濟鐵路及其支線。中國政府用國庫券支付贖金,在國庫券償清前,中國任用一日本人為車務長,一日本人為會計長。

這是日本人在近現代外交中作出讓步的唯一一次,也是北洋外交的重大成就之一(由陸征祥建立起來的北洋外交部,是迄今為止中國有過的最出色、最專業化的外交部) ,而這奇迹之所以發生,雖然顏惠慶、顧維鈞等外交家立功厥偉,但也靠機緣湊巧,一是老美主持公道,二是當時日本正在推行溫和的「幣原外交」。僅此一端,就足以昭示「文明帝國主義」與「野蠻帝國主義」的區別。

過去國共兩黨奉行「鬥爭史學」、「革命史學」,為此掩蓋、歪曲甚至捏造歷史,致使大眾認定「只有靠革命鬥爭才能爭回國家利權」。這對於野蠻帝國主義來說或許成立,他們才真是「凡是野蠻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但對文明帝國主義則未必如此。上述路權的和平收回就是明證。由於國共兩黨的干擾破壞,近現代史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鐵路路權的贖回就是值得現代人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據曹汝霖說,在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梁士詒與葉恭綽都精明幹練,鐵路總局「初只轄京漢、滬寧、道清、正太、汴洛五路。故人稱為五路財神。后又逐漸加入各路,歸局管轄又定會計年度,改用陽曆,會計獨立,辦得很得當。后又奏設交通銀行,鐵路收入均歸其經理,於是人事愈繁,勢力愈大,形成為交通系,遭人指摘。然梁氏對於贖回鐵路其功不可泯也。」

這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北洋「交通系」的由來。曹汝霖本人就是交通系的一分子,當然說話必有感情傾向。但他說的這些事,官方歷史教科書從未說過。如果所說是真,則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為國家民族立功厥偉,而經辦的梁士詒、葉恭綽等人也功不可沒。記述歷史,必須有一是一,有二說二,該臧者臧,該否者否,不能因為這些人干過錯事或壞事就全盤否定。

五路財神財源滾滾,民間看得眼紅,也要來分一杯羹了,這就是「保路運動」那千古笑柄的由來,曹汝霖在回憶錄中也提到此事:

「後來民間創議民營滬杭甬鐵路,久而無成,仍出之外債一途,津浦滬寧兩路莫不如是。迨盛杏蓀(宣懷)任郵傳大臣,主張幹路應歸國有,短線可由民營,此亦正當辦法。惜那時各省爭自治權,民族性已發動,對於政府設施,諸多不滿。川粵漢路之川漢一段,在光緒時曾准民營,但集款未成,政府擬收歸國營,川人即起而反抗,鬧成風潮。」

所以,上海—杭州—寧波的鐵路,津浦線、滬寧線,統統都是商辦不成,改為借債築路。有此正面例子與商辦的川漢鐵路、粵漢鐵路的反面例子,盛宣懷提​​出來將擬建的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由國家舉債建造,當然就是天經地義的。然而由於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保路運動」這見不得人的醜事竟然成了民族的豐功偉業,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曹汝霖也講了詹天佑修築京張鐵路的事兒:

「後來開辦京張鐵路(北京到張家口),不借外資,不用外人,由袁項城保舉詹天佑君辦理。詹君留學美國,與美國工程師金達從事鐵路有年,資歷很深,由袁項城委為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君悉心籌劃,初次測量路線,由北京經昌平直達張家口,地平費省。清廷以有礙西陵風水,令改路線,遂由居庸關八達嶺前進,開山越嶺,以八達嶺長城下之隧道工程最為艱巨,而詹君措之裕如,惟工款則加了不少,至今青龍橋矗立之銅像即詹天佑先生也。可知中國早有修造鐵路之人才,惜政府未嘗留意及之耳。」

這段歷史為國人家喻戶曉,所不知者,第一,詹天佑是袁世凱發現並保舉的。第二,原來選的路線經過昌平,道路較平坦,工程量要小得多,是慈禧命令改走後來那條路的(經沙平、南口出居庸關),於是工程特別艱險。聽曹汝霖的意思,若按原線,好像根本就不需打隧道。我剛才在谷歌地圖上看了一下,現在的京張高速公路走的實際上就是詹天佑原來選的那條線。只是衛星地圖上看不出地形來,是否需要打隧道無從看清,還有待地圖專家老稀使用他最拿手並酷愛的Google Earth去查明。

詹天佑的偉大,也就是時代襯托出來的,蓋他領導了中國自己設計建造的第一條鐵路。然而歷史書忘記交代,他也曾任商辦粵漢鐵路總理兼總工程師,而商辦粵漢鐵路總計花了大約1000萬元,只鋪設了40公里的鐵路,創下造價最昂貴的鐵路的世界紀錄,而那段鐵路不過是從長沙到株洲,並不通過什麼險惡地域。所以,晚期的詹天佑,未必還是當初那個雄心勃勃建造京張鐵路的人。如梁啟超所說,北京就是個大染缸,不管什麼樣的人掉進去都會給染得烏煙瘴氣。

北洋政府還是搞了點基礎建設的,修完京綏鐵路(即現今京包線)就是一例。清廷在修成京張鐵路后,準備延展入內蒙。 1911年11月通車至陽高,因武昌起義爆發而停工。 1914年展修至大同。 1921年通車至綏遠。 1923年1月通車至包頭。

對這工程曹汝霖也有貢獻。他在1916年至1919年任交通總長,任命丁士源為京綏鐵路局長。據他說,丁就任后提出,已有鐵路營運所得利潤,只向部里報數而不上交,留作延伸線路用。曹素知丁非常清廉(丁曾在前清受肅親王委託管理過崇文門稅務,據稱鐵面無私,清廉如水),就不顧次長葉恭綽的反對,破格予以批准。 「後果在兩年間,將餘款展長到平地泉(蘆註:為今日集寧市的一個鎮)以北,雖是平原,亦華里千里以上,沒有請過部款,亦沒有借過外債,成績獨優。又購飛機四架,卡車兩輛,以為鐵路運貨之用。豈知皖直之戰,征為軍用,因之得禍。」

為和平建設修起來的鐵路成了內戰利器,當然可嘆,但並非曹某初衷。他該負的罪責,還是為幫段祺瑞打內戰,向虎狼之國日本大量舉債。

歷史的嘲弄在於,大清原來怕負債,後來總算學會了「借錢發財」的偽經濟學常識,在華北華東初步建起了鐵道幹線。孰料到了民國,因為革命鬧得國家財政破產,袁世凱不得不向國外舉債維持政府運作。此後便借錢上癮,從「借錢發財」變成了「借錢消費」,早著吾家小蘆之先鞭。到了段祺瑞手上便墮為「借錢打內戰」。這墮落之急速,不能不令人慨嘆。

不過說句公道話,老段這一手,還是從孫大炮那兒學來的。早在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后,他為了維持一文不名、隨時要垮台的南京臨時政府並發動北伐,就不惜提出與日本合辦漢冶萍公司,換取日本借款,只是遭到日本拒絕,媒體群起抨擊,這賣國計劃才未得逞。後來他收買議員南下「護法」,分裂中國,靠的就是德國人給的兩百萬銀元。此後又全靠俄餉俄械才建起了黨軍。老蘆無知,不知道孫大炮除了借錢幹革命外,還搞過什麼基本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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