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溫嶺殺醫案尚未平息,據媒體報道,浙江省許多醫院的醫護人員以靜坐的方式進行抗議,他們打出的橫幅上,寫著非常簡單的訴求:「拒絕暴力,還我尊嚴」。
這很諷刺,醫生,護士,這個在其他國家均能受到尊重的職業,到了我們神州大地,竟然這般悲慘,隨時會被暴力侵犯,隨時會被拿走尊嚴。此前醫護人員被打被殺的案例屢屢發生,這次溫嶺事件,不過是屢屢之一,相信它既不是空前,也不會「絕後」。
醫患矛盾由來已久。醫療投入與人口比例的嚴重失衡,導致老百姓看病難。原本就缺醫少葯,再加上近些年來醫療業界種種歪風泛濫,更給病患雪上加霜。病患到醫院,得到的不是及時而合理的救治,反倒有可能面對著漠視冷淡,刁難敷衍,被開了許多不必要的葯,被做了許多不必要的檢查,錢花光了,病卻沒醫。這顯然不是個別地方個別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範圍內整個醫療界的通病。這就難怪它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憤慨。
所有醫界的從業醫生,在他們決定成為一個醫生而為人類的健康與生死擔負責任的時候,都會以《日內瓦誓言》為誓詞藍本鄭重宣誓,這份源自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說,「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病人的健康應成為我首要的顧念。。。,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宗教、國籍、種族、政見或地位的考慮介乎我的職責和病人之間。。。」,既便是我們國家的醫科學生,入學之初,也同樣要宣誓,而誓詞首八個字,便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沉甸甸的八個字。
但是在世風日下的今天,我們的許多醫護人員,把當初的誓詞忘卻了。
一對矛盾的另外一方是患者和患者家屬。其實中國人是懦弱的,面對許許多多的欺壓和魚肉是不敢出大氣的。官家的,富人的,警特的,黑社會的,這般欺壓由來已久,早就習慣了,現在再加上城管稅務工商,還有教育和醫療。但是我們中國人也是狡黠的,對於那些強權的,逆來順受,壓根沒想過掙脫和挑戰,對於那些關係自家長遠利益的,也不會得罪,而只有那些此刻用得著你而彼時就和你再見的,我們是不會錯過報復和尋釁的機會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家病人在你手中時,我給你塞紅包,而一旦我家病人不在你手中了,我就要回頭鬧事的原因。病人死了,更加了不得,既便是正常死亡,也會有那無賴的家屬去醫院挑骨頭。現在很多醫院外圍都有一個龐大的「醫鬧」人群,他們是職業化的,專門幫助和挑唆病患家屬鬧事,獲得醫院賠款以後大家有的分成。
這不僅是人口素質問題,這更是法制問題。這不僅是法制問題,這更是制度問題。
中國尖銳的矛盾,豈止醫護人員與病患之間?解剖我們社會的各個層面,我們都能看到時隱時顯的刀鋒劍影。
然而看到了又能怎樣?一黨專權,我們就很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制。法制如果不能約束一伙人,也就永遠不能約束全社會。
西方國家也不是病患都守法而醫生都自律。我們也曾見過或聽到病患在醫院撒潑耍渾,也聽到過醫生利用職業之便性侵患者,人群中,總會有下作與骯髒的幾個。但是好在他們沒有各樣的權勢罩著,也沒有李剛式的爸爸夢鴿式的老娘,作姦犯科,總是要自己償還。
一個社會要想實現公平,就必須讓規則高懸於每一個社會成員之上,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能成為例外。而當一伙人有特權拿著規則去限制別人,自家卻不被限制的時候,公平就無從談起。失去規則性公平的社會,人們要麼屈辱懦弱,要麼野蠻放肆,總之是正常不起來。
當初魯迅在他的《吶喊自序》中談到他棄醫從文的原因,說是「學醫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其實魯迅也沒看到問題的根本。假如制度不改變,精神就難以找到安頓自己的家園。而我們所以什麼都沒有被改變,就是因為我們戴著一個頑固的制度的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