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不醉人，人焉能自醉？

酒不醉人，人焉能自醉？

――讀《尚書·酒誥》隨筆

小事不訓誥，《尚書》中，凡訓誥事，一定經天緯地、治國安邦。正因為這樣，《尚書·周書》中突然有一篇《酒誥》，便令人詫異十足。「多大個事啊？不就是喝點酒嗎？」

然而周公卻一臉嚴肅，訓誡康叔：到衛國執政，務必狠剎酗酒之風。

細想周公自有他的道理。

康叔受封之衛國，乃殷商故地。當初，紂王建造酒池肉林且縱情聲色。上有好之，下必效之，以致殷末之時，風氣奢華，政亂其德，人亂其性，世面上儘是瘴氣。周公自然不想蹈入商紂的舊轍。新興王朝總要帶著滿腔熱情和渾身朝氣開始一個新紀元。無論客觀上效果如何，起碼主觀上意願如是。所以翻檢中國五千年書簡，每一個王朝都沒走出初盛末衰的鐵律，象草木般，從春到秋到冬。以北京為例，哪一夥勝利者入城前都曾雄心勃勃，都有躲開鐵律的幻想。帝王要艱苦奮鬥勵精圖治，大學士們便寫些「幾百年祭」式的警世文章，然而奇怪的是，每個王朝到最後都走了一個同樣的圓，在歷史的大屏幕上，各個王朝的起點和終點無大異處。

我們專事稼穡的祖先，從五穀中為我們提取了漿狀的精華，比之於西方人的葡萄中取汁，我們的美酒更醇厚更濃烈。暢飲，抒大漠長煙之志；淺酌，寄小橋流水之情。古來聖賢多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中國古代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士大夫文化，而在其間，無論魏晉風度還是唐宋風格，都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假如把留名的文人作一番個案分析，我們差不多可以概括出這樣一個共性：進不到官場或被從官場踢出來，飽嘗失意之苦之後，要麼「會須一飲三百杯」，要麼「把酒問青天」，反正是有酒入愁腸之態。酒酣之際，醉眼看朝野看自家，憤懣怨艾甚至批判，都被放大，爾後潑墨揮毫。發泄的文字——我們叫它歌哭，反政府的文字——我們叫它針砭，便篇篇什什地出來了。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是，所有後代人都愛看前代那些反政府的文字，而現實的政府卻總要興興文字獄，或來場文化的革命，革點文人的腦袋以示震懾。

酒不是不能喝，倒要看給誰喝。文人喝了，是好事。酒壯慫（屍下從）人膽，文人立馬便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趁著酒勁捨得一身剮。於是文壇亘古以來許多真性情常常是酒性情的衍生。李白不醉，焉敢龍巾拭唾、貴妃捧硯、力士脫靴？不灌斤八的，他也照樣做世俗中人，「雲想衣裳花想容」，給楊玉環唱一組諂媚的歌。

但是官員不能喝。

殷末周初，社會處於轉型期。舊朝遺民尚未完全脫胎換骨，頹敗淫風難於於一夕間盪去，而酗酒之風既占淫風之首又為淫風之源，難怪周公決意用重典而根除之。在周公看來，「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酗酒淫風，於周初社會而言，無異於洪水猛獸。這是否有點小題大做？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是，許多細微小事一再演繹和翻轉乾坤天地，以至於當我們見到「防微杜漸」四個字時，便心有寒氣掠過。

人類的物質文明是一點點積累起來的。時至今日，我們有那麼多可資享受的條件令我們常存感恩之念。男人可以去酒色，女人可以去休閑，孩子可以去打電腦遊戲，各得其所，豐富而多彩。相信周初之時，高爾夫沒球沒場地，卡拉還不OK，遑論豪奢會所及各樣中心。想象那時代既便是奢侈的官員貴族，也不過一手豬腳一手酒樽，吆三喝四「走一個，走一個，再走一個」，直到把自己放倒，爛醉如泥。大概這種酣暢痛快的酒活動，是他們最為高級最為高雅的業餘生活和上流社交。然而周公列舉「在昔殷先哲王」，說他們「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於帝乙」，「罔敢湎於酒」。又說，「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干正事的人無暇淫樂，淫樂的人不幹正事，自古而然。

商紂嗜酒，《尚書說》中說他「為長夜之飲」，於是朝野上下有樣學樣。領袖沉湎於打橋牌，舉國老百姓就打麻將，大官養情婦，小官就包二奶，綱紀已亂，WHO還怕WHO？曹雪芹看王朝一如看大廈，朽爛到某個節點上，必然忽拉拉瞬間傾倒。那時叫王朝傾倒，如今叫政黨解散，其實這等事總是利益集團的事，跟老百姓無大關係。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初，東歐諸國一夜間紛紛易幟，那便是現代版的改朝換代。「變天了」，乍聽起來很恐怖，但是是由陰轉晴還是由晴轉陰，還須冷眼相看，不急於給出結論。

矯枉必須過正，周公也是不得已而嚴刑酷法，明令康王，「群飲」，即官員聚眾狂歡濫飲，「盡執拘以歸周，予其殺」。誰若被康王執拘以歸周，誰就會被周公拿去寶貴生命。

面對周公鐵腕，我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不想用項上人頭換那三杯兩盞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