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與政治

—— 中國為什麼沒有盟友

    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中國為什麼沒有盟友？」50年代和「蘇聯老大哥」有著如膠似漆的緊密關係直到60年代末期，珍寶島一戰後，「兄弟」變仇敵；50年抗美援朝一戰，中朝用鮮血結成了「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到70年代中期，中朝關係惡化（1）；60年代援越抗美，中越之間結下了「唇齒相依」的同志加兄弟的友誼，到1979年「中越自衛反擊戰」，「唇齒鄰邦」變成了「越南狼」；50年代，劉少奇訪問印尼受到貴賓級的熱烈歡迎，到後來的印尼大量排華、反華，驅逐華僑等，…… 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反觀英美等西方國家之間，則完全相反。自「二戰」開始，英美結盟為友至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種鐵一般的同盟關係，實質上從未改變。每當大敵當前，美英哥倆總是肩並肩地站在一起，時常還會有其他西方國家的「表兄、表弟」加入其中。

    每當論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共產黨國家之間總是愛使用例如：「牢不可破」「唇齒相依」「一衣帶水」「兄弟情誼」等等好聽而又肉麻的字眼兒。滑稽的是「牢不可破」美名卻不到20年就破，而「唇齒相依」的「唇」後來竟被「齒」咬掉了一半，這都是不爭的事實。凡是喜歡「拔高」「誇大」這是共產文宣永遠也改不掉的、至今仍在沿襲的臭毛病。

    英美則不然，每當提及國與國的關係時，就兩個字——「盟國」，連「朋友」的字言也沒有。 「盟國」雖然聽起來，乾巴巴的味同嚼蠟，但卻明白地說明了兩國的關係以及雙方所必須承擔的義務；「朋友」聽起來好聽，但朋友之間只有關係，卻不必承擔任何義務。

    較之東方人，西方人做事喜歡「直截了當」的特點，讓我想到了「性」這個話題。西方人對「性」的熱衷與喜愛，從不加掩飾，以至於到了可以把街道上的欄杆也製作成性器官的形狀。他們在盡情享受「性」的同時，也把「性」當作一種美來欣賞，從而衍生了歐美各地，每年成百上千億產值的欣欣向榮的成人娛樂行業。中國人則不同，心裡百爪撓心般地想著「小蜜」「三妻四妾」，表面卻要裝成 滿嘴仁義道德，「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的正人君子。

    有趣的是這種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導致的迥異的「性文化」，竟也表現在國際政治的角逐與博弈之中。有人說，「八國聯軍」這次『武力干涉』利比亞是為了那裡的石油資源，我們說中國在利比亞投入重金又何嘗不是為利益而來呢。縱觀過去一段時間在利比亞發生的一切，就好像一個「猥瑣男」和一個「肌肉男」兩人同時看上了名叫「利比婭」的女人，「猥瑣男」捷足先登，先是金條后是珠寶，把個女人哄得似乎來了興緻，兩人正準備脫衣上床時，突然女人家的後院著起了大火，猥瑣男一看情形不好，提著褲子就往外跑。本來沒有機會的「肌肉男」這下高興了，知道機會來了，於是嘴裡一邊喊著幫助「利比婭」滅火，腳下卻一路小跑地衝進了「利比婭」的閨房。「肌肉男」不愧是情場性事高手，在緊要關頭，為了讓「性事」進行得更完美，仍然沒有忘記「調情」，於是有了《聯合國1973號決議》的前戲。

    然而更有趣的事，對於「猥瑣男」來說，是質的不同、方法不當所導致的「賠了夫人又折兵」，本來應該好好閉門思過，認真檢討自己，找出問題的根本所在。可是這位卻去「求仙問葯」，找來了個「跳大神兒」的。「大仙」告訴「猥瑣男」，不是別的原因，就因為你沒有學會「獸語」，見「猥瑣男」不解其意，於是「大仙」就引用了「共產世祖」列寧的一句話，「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接著又說：「列寧把西方國家稱之為「利」字當頭的 「狼」，他說社會主義的蘇聯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共處發展，必須學會資本主義國家「利」字當頭的思維方式，只是所站立場有別罷了。」

    對於「大仙」的這番高論，不知道「猥瑣男」最終是否明白、接受。然而「大仙」的高論卻意外地回答了我一個困擾以久的問題。

    原來在這世界上，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好人，而其他國家則是非狼即畜的獸類。好人自然不能與「狼」為伍，當然更不能做朋友。好人要在這個「動物王國」里生存，就得學「狼」叫。可是他們忘記了，學出來的『狼叫』永遠也比不上真正的狼叫，更不可能與「狼」對話，因為假狼很快就會被「真狼」識破。

    最好的辦法是，請求上帝給那些提倡學狼叫的人們一個『人的生存空間』，而不需要終日與「狼」為伴，以免他們為了生存，今天要學狼叫，明天學貓叫，後天再學狗叫，學來學去最後把如何做人都忘記了！

註釋：

1)    這裡有一個小故事。70年代的一天，我放學回到家裡，突然碰到兩個警察在我家裡，只見他們在我家的小屋裡，透過小屋的後窗，不時地朝住在我家後面的，外語學校總務處車主人家觀望，偶爾還會低聲地說些什麼。看到我一付好奇的樣子，母親就借口讓我帶弟弟玩，把我支了出去。事後我才知道，那兩個人是北京市公安局外事處偵查人員。他們在我家是為了監視車太太的活動，因為透過我家小屋的後窗，正好可以觀察到車太太家人員進出的活動。

    車主任曾經是志願軍的一名少校軍官，朝鮮戰爭結束后，因為車少校是朝鮮族，就被安排留在了朝鮮（據說，因戰爭期間，朝鮮的男人死傷大半。當時有一大批中國的朝鮮族官兵，應金日成的要求，戰後被留在朝鮮。）

    在朝鮮期間，車少校娶了朝鮮人車太太。後來因為受到朝鮮人的排擠，車少校就帶著他的朝鮮太太回到了中國（據說，開始留下來的大多數的朝鮮族官兵，後來又都回到了中國，其原因都是受到排擠）。

    回到中國后，車少校被安排在北京外國語學校，任總務處主任。車太太在朝鮮駐中國大使館的朝鮮小學，當老師。車太太能聽懂中文。

    北京市公安局的偵查人員，來監視車太太的原因，據說是公安局發現那一段時間，車太太頻繁進出朝鮮駐中國大使館，而此期間恰逢中朝關係的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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