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三次「認識」馮至

作者：謝盛友

年初與國內一位大姐通信，談起馮至先生的翻譯，她竟然是馮至先生長女馮姚平女士的朋友。她們常有來往，每年春天有聚會，有時還會交流一些老照片等資料。世界真的很小，「冤家路窄」。

第一次「認識」馮至先生是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他與田德望教授編寫的《德國文學簡史》，實話實說，「慘不忍睹」。當時，我不明白的是，這樣的破爛東西，竟然也能當課本，用來教育學生？

1983年從收音機里聽到，馮至獲得該年度的歌德獎章，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德國人，你有沒有搞錯？」因為我內心搞不懂，歌德獎章為什麼會授予這樣一個編寫「毒蘑菇」者？[1]

我 第二次「認識」馮至先生，是來德國的前後，也是因為母校中山大學的關係。1987年，我正在準備來德國自費留學，母校的老師和留校任教的同學來信，邀我參 加在中山大學舉行的德語文學研究會第三屆年會，說82歲高齡的馮至先生到會，機會難得。我由於私心太重，也沒有時間參加。會後，馮至先生設立「馮至德語文 學研究獎」，用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簡稱DAAD）授予他的藝術獎獎金一萬馬克作為基金，該獎授予在德語文學研究領域作出成績的、年齡在45歲以下的中國 籍中青年學者，每兩年評選一次。當時，我知道這個消息后，對老先生開始有一些好感。那年的12月15日，聯邦德國駐華大使韓培德，代表德國政府將聯邦德國 最高榮譽的「大十字勳章」 （Großkreuz）授予馮至先生。

後來，在德國認識Goldmann博士，老G跟我說，他任文化部長時曾陪同馮至吃飯，就是在歌德獎章頒發的宴會上。老G人品誠實、正直、謙虛、平易近人，既然是老G的朋友，後來我想，馮至「壞」不到哪裡去。

第 三次「認識」馮至先生是現在，讀了那位大姐的信后，我就開始重新閱讀馮至和他的女兒馮姚平。根據馮姚平女士的回憶，在大躍進時代，馮至他們的任務是要在很 短的時間裡編出一本《德國文學簡史》。馮至和田德望兩位教授帶著一些青年教師一起編。在那種條件下，馮至只能把他多年教德國文學的講稿，作為基礎編成了那 本書的前半部分。這本書，成了他一生中三大憾事之一。幾個月之內讓他完成一本教材，是趕鴨子上架，對於他個人來說，則是製造了遺憾。直到馮至快去世的時 候，外文所打算編一本集子為他祝壽，裡面收集一些他的同事和學生們的研究成果。書快編成的時候，外文所的人要拍一些馮至的書影放到集子里，馮至特意地叮囑 馮姚平：「不準拿那本書。」他覺得，馮至弄出那樣的一個東西出來，是一種侮辱。後來給他編全集的時候，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編委會決定把這本書、以及他在 「反右」和文革時期寫的那些批判文章都收了進去。

季羨林說：「這樣子可以讓人們看出，在那個年代像馮先生這樣正派老實的人，都要被扭曲地寫這樣的東西，也可以讓後世引以為戒。」

馮至先生的懺悔儘管姍姍來遲，但用周揚的話來形容，那就是 「馮至是一個長期工作中犯過不少錯誤的人，但他不是堅持錯誤不改的人。」

懺 悔，對於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來說，非常重要。本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鄉鎮和城市平民中有所收穫，但基督教卻沒有掌握知識分子階層。中 國知識分子大多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被自己的理性知識所阻攔，無法像康德所言「超越理性，達到彼岸」，獲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基督教若沒有影響到中國 知識分子，尤其是意見領袖知識分子，那將是基督教倫理在中國文化中的失效。

人是從眾動物，如果意見領袖知識分子甘當「沉默的大多數」，那麼懺悔文化在中國（甚至整個東亞）將永遠缺席。「你看，人家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不也這樣？我一個小老百姓，算什麼？」

其 實，神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然而，從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到「右派」文學，中國人上上下下形成了一場最廣泛的「訴苦」運動，滋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學啃老 族」， 那些「苦大仇深」的撒嬌者，最終沒有被引向懺悔，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少有像馮至先生這樣的懺悔者。

在一個沒有基督教傳統的中國，是否擁有哺養懺悔機制的搖籃？這是一個令人困惑的難題。

悔改不但需要非凡的勇氣，而且需要明確的方向。這個方向，首先指向自身的歷史罪過，然後指向改變的方向。人，只有不斷地懺悔和改正，才能謳歌人性。

我是地地道道的罪人一個，在此，我懺悔我自己的不美。我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人度人。我內心的黑暗和骯髒，侮辱了馮至先生。

我三次「認識」馮至先生，其實我還是沒有認識馮至先生。

註釋：

[1] 《毒蘑菇》是希特勒年代傳播最廣、毒害青少年最深的一本書之一，作者：Ernst Hiemer。Der Giftpilz: ein Stürmerbuch für Jung und Alt. Verlag Der Stürmer, Nürnberg 1938.

原載於歐洲《本月刊 European Chinese News》總第117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