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危急時刻(1)
「文革」中的一天,外語學校總務處主任的兒子,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媽是地主出身!」 我那時年紀雖小,卻知道這是一句要人命的話。
當時正處於文革最亂的時期,紅衛兵打、砸、搶風行,僅僅一個「地主出身」,輕則挨斗,重則就可能慘死在紅衛兵的棍棒與皮鞭之下。一天,紅衛兵在學校家屬院,批鬥蘇世林的姥姥,結果蘇家老少三代,一個不少,都被拉去陪斗。蘇世林還被紅衛兵剃了個陰陽頭,那時他剛上中學。
學校幼兒園有個年輕洗衣女工,叫劉桂蘭。給幼兒園的阿姨提意見,說他們偷拿孩子們的食物,體罰孩子,被阿姨們忌恨在心。文革來了,不幸的小劉是「地主出身」,貧苦出身的阿姨們指稱
小劉提意見是「階級報復」。他們找來紅衛兵,要劉桂蘭在紅衛兵面前,把問題說清楚,為此他們還給自己的興師問罪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開陳清會」。結果可想而知,劉桂蘭當場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在「開陳清會」的教室里。更可憐的是,小劉被打死時,還有一個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女兒。
我一路跑回家,告訴母親,院里有人說我們家是「地主出身」。母親一聽,就火了。「是誰說的?!」母親詢問時,帶著怒氣。「車三兒說的」我回答,車三兒是鄰居車主任的三兒子。「走,找他們家長去!」母親領著我來到車家。車主任了解母親的來意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厲聲責問兒子:「怎麼能亂說!從哪裡聽來的?!」「聽託兒所阿姨說的。」車三兒回答。
這下,母親弄清楚了,原來這個說我媽是「地主出身」的謠言,是出自那伙唆使紅衛兵打死洗衣女工劉桂蘭的幼兒園阿姨。母親意識到,為了家庭和自身的安全,必須儘快找到幕後黑手,立即止住這個謠言。否則,一旦謠言傳到紅衛兵的耳朵里,後果不堪設想。
經過一番分析、思考之後,母親採取了一種堪稱大膽潑辣、行之有效的「罵戰」方式,把造謠者「罵」出來,同時達到澄清自己,闢謠的目的。可能是曾經教語文的緣故,母親說罵人的藝術是,罵人不帶髒字。與潑婦打架、罵街不同,母親要的 就是一場不帶髒字的「罵戰」。我們家屬院的住房,都是一排排的平房。如果站在房前的空地上,大聲講話,前後幾排房的人家,都能聽到。母親拿了一把椅子,放在門前的空地上,坐下,開「罵」。
母親的「罵聲」持續了不長時間,住在和我家同一排房,最裡面一家的一個姓朱的幼兒園阿姨,臉一紅一白地走到母親面前說:「滿阿姨你別罵了,是我說的。」「你說我是地主出身,根據是什麼?!」母親擲地有聲地問。對方隨後給出了,一個讓今天的人聽起來啼笑皆非的回答:「舊社會,只有有錢人家的子弟讀書、上學,有錢人才有文化。因為你有文化,所以我們猜想你家是地主。」
文革危急時刻(2)
文革後期, 解放軍部隊開始徵兵。在那個年代,參軍當兵是青年學生的最佳選擇。參軍,入黨,提干是高幹子弟們問鼎權力的金光大道。外語學校是社會名流子女、高幹子弟彙集地。徵兵工作是個吃力不討好,同時又有危險的工作,多數人都避之不及。穿上軍裝的欣喜若狂,因為他們登上了一個人生的高台階;沒有被批准入伍的,心灰意冷感到前途一片灰暗,一些人會把自己不能當兵的原因,歸罪於學校的徵兵幹部或負責人,鋌而走險採取極端報復手段。
父親那時就在學校負責徵兵在工作。父親是個正直的好人。在他的一生工作中,從未做過半點徇私、違紀的事。他的這種釘是釘,卯是卯的工作態度;無論親疏遠近,一視同仁的為人處世態度,得罪了不少人。
母親雖然常勸說父親做人應該適當圓滑一點,以免無故樹敵。當然類似的勸說,從未產生過任何效果。但是在工作上,母親從來沒拉過父親的後腿。相反每當父親的工作陷入困難時,母親總是想方設法,幫助丈夫渡過困境,擺脫危險。
一天,母親在院子里晾衣服,忽然見到幾個面帶凶象的學生,圍著我家的房子周圍轉,其中之一還不時地用手指我家。母親依稀聽到,有人在說:「沒錯,這就是駱毅的家。」母親很小的時候,姥爺就開始為地下抗日武裝工作,後來又為共產黨的地方武裝工作。他曾經多次避開敵人的抓捕,化險為夷,三更半夜逃離家門是家常便飯。母親說,姥姥是個非常老實厚道的農家婦女,因為經歷太多的驚嚇,以至於後來,落下了一聽到「有情況」就渾身抖個不停的病根。但是在危險環境下,長大的母親,卻練就了一身膽識。母親是姥爺的最愛,她的身上也繼承了許多姥爺的優點。
母親馬上意識到,一種危險正在逼近她的丈夫和她的家人。傍晚父親回到家,母親把白天看到、聽到的情況告訴了父親。根據母親所描述的那伙人的長相、身高等,父親說:「我知道是哪一伙人。」父親從16歲入伍,隨劉鄧大軍入川后,開始在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保衛隊,後來進入公安幹校學習,再後來到解放軍第二公安步兵學校任教。
十年的軍旅生涯,培養了一身過硬的軍事素質。偵查、格鬥、射擊無疑是父親的強項。在葛店的時候,一個周末,母親把洗好的衣服、床單等,剛晾曬在學校院子里的,工夫不大,竟然一件不剩地不翼而飛了。母親開始有些著急,父親倒很平靜,勸她不必著急,說他自有辦法。果不其然,沒過多久,父親就把全部丟失的衣物一件不少地,從附近的村子里找了回來,取回的衣物甚至還沒有完全晾乾。在葛店父母住的地方,老鼠特別多。母親說武漢的老鼠個特別大,這一點當我到武漢上大學時,看到在學生食堂附近出沒的碩鼠,親眼所見得到了驗證。一天半夜,朦朧之中母親聽到周圍有老鼠在活動,她喚醒了熟睡中的丈夫,她告訴丈夫有老鼠,因為她非常怕老鼠。母親要去開燈抓老鼠,父親止住了她。剛從睡夢中醒來的父親,順手抄起了放在床邊的氣步槍,借著月光,手起槍落。母親開燈一看,一隻死老鼠躺在角落裡。
憑藉良好的身體素質,一般來說,對付兩三個未經訓練的學生,父親並不擔心。但是,在一個不到30平方米的狹小空間里,動起手來,我們三個年幼的孩子就難免不受到傷害。那天晚上,母親讓我們兄妹三人,躲在一張大雙人床下睡覺,以免被碎玻璃割傷,母親守著我們一夜沒有合眼。我那時不到6歲,人雖然小,但當時那種恐怖氣氛至今記憶猶新。
第二天一早,母親找到學校張副校長(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然後又找軍代表,反映那幾個學生因為當兵不成,要報復父親的情況。軍代表也非常重視,說一定保證大人及孩子們的安全。後來,母親被告知,那幾個學生已經被軍代表看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