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記憶（3）

兩套搪瓷餐具和一輛「幸福」牌摩托車

——謹以此文紀念在「文革」中慘死的人們

    小時候，我和弟弟每人有一套同樣的搪瓷餐具。餐具是一個豆綠色的叉沿碗和一個白地帶花的小盤。那套餐具我們用了許多年。每當我看到那套餐具就會想起一個人，她就是文革前外語學校的教導主任姚漱喜。

    姚阿姨非常喜歡我們兄弟倆，尤其喜歡我弟弟。周末，弟弟是她宿舍里的常客。也正因為此，學校里的一些人竟誤認為我父母把弟弟過繼給了姚主任做兒子。媽媽說姚阿姨把我們兄弟倆的生日，總是記得清清楚楚，有時候媽媽都忘了，姚阿姨會帶著生日禮物，來給我們過生日。那兩套餐具就是姚阿姨送給我們的生日禮物。

    姚阿姨那時大概四十歲出頭，已婚，但沒有孩子。可能是工作的原因，姚阿姨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學校的宿舍里。聽父母說，姚阿姨青年時，是學運領袖，很早就參加革命，在學校時，加入共產黨，應該算是老革命。

    作為教導主任，姚阿姨在教學上，對老師和學生都非常嚴格。業務水平低的老師被要求和學生一起聽業務水平高的教師講課，業務水平不達標，決不允許上講台。據說，姚主任的嚴格，也曾得罪了一些人。

    姚阿姨是一個十分愛整潔的人，她工作、休息的地方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姚阿姨的工資除了自己開銷外，平時還要接濟生活困難的妹妹。她自己的生活非常節儉。雙人床單，用舊了，中間有了破損，她就把舊床但從中間裁開，剪掉破損的部分，然後再把兩邊結實的部分對接起來，這樣一個破了的雙人床單，經她的手一下就變成了與新的相差無幾的單人床單。媽媽後來也常常這樣做，說這都是跟姚主任學的。

    文革開始后的一天，我在學校的運動場上玩兒。我們小孩都管哪兒叫大操場。那時，大操場周圍的空地都被改成了農田。地里種的有大籮卜、大白菜，好像還曾經種過冬小麥。我看到大操場西面的田裡，有一群人蹲在那裡幹活。不遠處還有兩、三個臂上帶著紅袖章，手裡提著棒子或鞭子的紅衛兵，一邊巡視，一邊嘴裡不時地喝罵著什麼。我覺得好奇，就走過去，想看個究竟。當我走近那群人時，「小明…」一個溫和而又熟悉聲音從我背後方向一個蹲著的人那裡傳到我的耳朵里。當我轉身看時，我被眼前所見的驚呆了。

    五歲的我，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何物。但是，好像很長時間沒有聽到父母提起姚阿姨的名字了。姚阿姨上身穿了一件好像多日沒洗的藍底小白花就上衣。頭髮被剪成缺一塊、禿一塊。有頭髮的地方，還可以見到一塊塊幹了的不同顏色的油漆。臉上留著，沒有完全癒合，帶有血跡的傷疤。我凝視著那雙溫和、慈愛的眼睛，但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把眼前這個人和那個乾淨利落，臉上常常掛著微笑，儀態端莊的姚阿姨相比。於是我悄悄地走近她，怯生生地說：「姚阿姨，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小孩兒，滾開！」不遠處傳來了紅衛兵的叫喊聲。「明，快離開這裡吧，回家問媽媽好!」說完，姚阿姨趕緊把頭低下，再也沒敢抬頭。……

    回家后，我把當天所見告訴了媽媽，媽媽面帶怒色地，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本想再問些什麼，媽媽說：「別問了孩子，慢慢地你會懂的。」

    不久以後的一天，聽到父母小聲地在談論好像什麼人死了。後來知道是姚阿姨在自己宿舍里上吊自殺了。爸爸說，姚阿姨在遺書中寫道:「...經常挨打，太慘了，實在受不了，...在我死後，請黨組織，檢查我的身體。我的身體除了小腿之外，身上沒有一處是好的。......」

    後來我知道，他們經常讓姚阿姨跪在地上，對她進行毒打。……

    姚阿姨死後不久的一天，我看到一個姓劉的紅衛兵頭頭，神氣活現、耀武揚威地騎著一輛紅色的「幸福」牌摩托車，在學校附近兜風。聽大人們講，他騎的那輛摩托車是用姚阿姨的全部積蓄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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