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川康 40

                         家依然温馨

   那时这一片房子没有自来水，门前的井水很奇怪，每年都会有一段时间水变成血红色，发出恶臭。所以平时只能用来洗衣服，不能食用。邻街井巷子的中央有一口井，井里的水很好，而且人人都可以去汲取。井边竖着一个木架，架子上绑着一根很粗的长木棒，做成一个扛杆，木棒的一端绑着一个城墙砖（大约有四个平常的砖那么大），另一端连着一根竹杆，我们把水桶捆在竹秆上，用力压下去，汲满了水后轻轻地放上来。冬天，水是温温的，夏天井水清冽冰凉。盛夏时，婆婆最爱喝刚汲回来的水，喝一口，凉到心里去了，很舒服。

   弟弟长得很可爱，也很懂事，可能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觉察到我们与别人不同，他从不要求出外玩，也不和周围的孩子接触，乖乖地待在家。每天放学回家，妹妹带着弟弟来接我，弟弟张着一双小手向我扑来，我一把抱起他，三姊妹笑着、说着，开开心心回家。晚饭虽然简单，全家都吃得很香，破烂的家里，洋溢着笑声。

弟弟没有玩具，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椅子、凳子一个挨一个排起来当火车，他既是司机又是售票员，我们当乘客。他煞有介事地卖票、开车、通报车站，我们则不断地上下“火车”逗他高兴。别人的孩子上幼儿园，弟弟说：“等姐姐工作了我才上幼儿园。”我们去街上，他看到喜欢的东西，便久久地站在厨窗前不肯离开。妈妈问他是不是想要，他的回答总是一句话：“等姐姐工作了再买。”他最爱的是三轮脚踏车，每次都要在厨窗前看很久，他走来走去地从前看到后，从后看到前，我们不忍心把他拖开，没有钱买就让他看看吧，“看”，是我们能给他的唯一的享受了。我知道他的愿望构筑在我身上，但等到我有能力买这种车的时候，他已经是大人了。

   在半饥半饱的生活里，我们每周都有最好吃的肉和菜。一个邻居在成都市体育场当厨工，运动员伙食标准高，菜又多又好，他们吃不完，剩下的菜都拿去喂猪。这位邻居每周回家一次，他把两天收集到的剩菜倒在木桶里担回家，以每碗两分的价钱卖给周围邻居。每当听到他大喝一声：“买菜了。”我们就冲过去买两碗，小心翼翼端回家。这是多么快乐的日子，那混合菜的味道真好吃，里面还有很多肉！婆婆总是先给弟弟切一小碗肉，叫他先吃，我们则一定要等妈回家一起吃。吃饭时，四双筷子都忙着挑肉，但都不往自己碗里放，我们互相推来让去，最后，妈端起菜碗给每个人碗里夹肉，自己却吃得很少。下一次，我悄悄在妈和婆婆的碗底放好肉，把饭盖在肉上，当看到她们吃到肉的时候，就别提我有多高兴了。肉真香呵，我每吃一块肉，都要咀嚼很久，舍不得吞下去。菜汤的味道也特别好，可以用来第二天拌饭，婆婆还小心地舀起浮在上面的一层油，留下来炒菜。我们一天只吃一碗，留一碗第过一天再吃。有了这两碗菜，我们每个星期都有盼头，生活也有了美好的滋味。至今想起来，仍然好象闻得到那混合菜的香味。

   妈妈永远都在忙，她的手从不会空，她织出一件件毛衣、毛裤，各种花色、各种样式、各种尺码；我和妹妹也练出了好手艺，线到了我们手里，很快变成各种漂亮的衣服。我们自己却穿旧毛衣，而且是拆了织，织了又拆，有些无法再织的毛线，拿去重新梳纺一遍，又可以再织，只是这种线又粗又硬又不暖和，可是对我们来说冬天能穿这种线织的毛裤，已经是一种奢侈了。

   这一带破房子没有电灯，每天晚上妈把灯草调得很短，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织毛衣，到睡觉的时候都有些饿了，但谁也不说什么，吹熄了灯就睡。有时妈妈带头闹着要吃咸菜，我们几个人在床上有意把肚子拍得“砰砰”响，齐声喊道：“吃咸菜，吃咸菜！”于是，婆婆骂骂咧咧地下床去厨房拿来泡豇头，她一边给每个人嘴里塞一根泡豇豆，一边重复：“给你这个好吃鬼！”然后，我们一起大笑。那时候，感到好温馨、好满足。原来快乐是那么容易得到，它简单得可以来自一根泡豇豆。

   父亲的老朋友，原屯委会垦务处长徐孝恢，这时是四川省农林厅副厅长，他知道我们的困境，主动每月资助我们两元，直至我大学毕业。

   温馨还来自于我们的邻居。这些建政前的穷苦老百姓，生活一点也不比我们强。斜对面一家姓“屈”的是酿造厂工人，生活不见起色，他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天和附近几个年龄相仿的老太太早出晚归，黄昏时回家，大大的背篓里装满了干树枝和干草，用她们一整天的劳动为全家获取烧饭的柴火。他们隔壁是一对守厕所的夫妻，生活比我们还穷。我们隔壁，夫妻俩都是工人，他们自己有三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活不下去的地主家的儿子，生活也非常艰辛。这些邻居关心我们，把我们当朋友，常来我家串门。周围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不仅没有说过侮辱性的话，对我们还很友好。当我们有难处时，邻居们还帮我们想办法、出主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感受到洋洋的暖意。

   婆婆和妈妈的脑子里，装着很多故事，婆婆讲的多是有关传统道德的故事，晚上我们织毛衣，她就讲给我们听;妈妈的故事则很灰谐，她常常在我们情绪不高的时候，一边织毛衣，一边讲给我们听。真不知道她从哪里听来那么多好笑的故事，我甚至怀疑这些故事会不会是她自己杜撰出来的。每次听完，我们都哈哈大笑，妈却一脸严肃，没有一点笑意。笑声引来邻居，他们弄不懂，我们这种家庭怎么竟会经常有这样的笑声。不知妈妈讲的这些故事是不是父亲讲给她听的，但妈妈一直都在思念父亲却是不容置疑的。

1953年底，宽巷子街一位老工程师需要佣工。他只是一个人，工作简单，工资不错，也只是白天干活，离我家只有两分钟路程。经人介绍，妈妈改去他家帮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妈妈也有更多的时间织毛衣，每个月总计可以挣到十八元左右。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了我们本已走上轨道的生活。一天，妈妈照常去老工程师家上班，屋里坐着两个警察，他们一脸严肃，问了妈妈很多问题。原来老人家里丢了一百元钱，这可是笔大数目阿，妈妈是他们怀疑的第一对象。老人家里没有其他人出入，只有妈妈每天去打扫、洗衣、煮饭。常言道：“饥寒起盗心”，我家这么穷，难怪别人会怀疑。虽然老人了解妈，但院子里的其他住户的眼光却很异样，看见妈，她们还嘀咕个不停。妈顿时感到一阵恶心，全身发软，被欺负、被侮辱的感觉，狠狠地敲打着她的心。她踉踉跄跄走回家，一头栽到床上，病倒了。她吃不下饭，起不了床，一付重病的软弱态。婆婆劝她，说：“你要打起精神来，这个样子，别人更会怀疑你。”事实上，街道干部已来过几次，她们说是关心妈的病，但一进家门就东张西望，想找出点什么可疑之处。她们的言辞和眼神象是一把把利刃，急于剥去妈的“伪装”，把这个“贼”揪出来。

   几年来，妈承受了父亲的离去和冤狱，也曾被骂、被训斥、被毒打，她总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从来没有倒下。现在她被击倒了，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虚弱地躺在床上。我爬在妈身边抱着她说：“妈，你不值得为这种事伤心，别人高兴怎么怀疑就怎么怀疑，我不希罕他们懂得我们，他们这种人也不可能懂。”妈却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如果志气被人践踏，人生还什么有意义。”

   几天后，盗贼被抓住，是老人的侄女，她偷走钱，买了漂亮的衣服，还吃喝挥霍了一些，钱还没有用完。终于真相大白，老人一再来请妈回去工作，但妈的心被伤透了，她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却不能忍受人格受辱，她有她的骄傲。病好后，妈再没去帮工，她象一支被利箭射伤的羚羊，跌倒在不见天日的密林里，她的心太苦了，我家又回到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境地。

   经历了这次事件，我和妈妈终于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一家人早已沦落为“贱民”，而且永远不可能改变。后来，听说这位好心的工程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斗得很惨。最后，他设计了一种装置，把一块大铁件绑在屋梁上，自己坐在下面，用手一拉绳子，铁件掉下来正好打破他的头，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