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圓?
那時,肉已經實行定量供應,每人每月半斤肉票。媽媽帶我們來到城外三洞橋的一家小飯店,它臨河而建,魚用一個大籃子裝著,養在河裡,任顧客隨時選擇。小店周圍是一片草坪,不遠處有帶竹籬的農家小舍,竹籬上爬滿藤蔓,墜著大大小小的瓜兒,幽靜而清雅,很有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境。最重要的是,這家店有肉賣。
媽媽點了好多肉菜,擺了滿滿一桌,全家卻沒有興高采烈、也沒有喜形於色。我們心裡都有一股酸楚,在這最重要的時候少了一個最重要的人,是多麼遺憾和悲涼啊!近十年了,我們和這些美味無緣,現在,敞開肚子大吃一頓,是喜悅、是輕鬆、是滿足、是思念?誰都說不清。只有弟弟飯後興奮地說:「我不說話、不抬頭,一個勁地吃,脹得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媽媽現在不用熬那麼晚才睡覺,我們終於走出了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困境。
這時,我對父親的思念隨著他刑滿的日子越來越近而變得更加強烈。195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大慶,9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大赦令,這個命令的第二條明文寫著:「反革命罪犯,判處徒刑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服刑時間已經達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確已改惡從善的,予以釋放。」
看到報紙,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加速奔流,淚水忍不住湧進眼眶,我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們終於熬到頭了。僅管父親並不是真正犯了反革命罪,但他被判刑九年已經坐牢八年,即使從他被判刑的1953年算起,他也「勞改」了6年多,超過了「刑期」的三分之二。顯然,他完全符合大赦令的規定。
父親就要回來了!晚上,一輪圓月當空,父親、媽媽一定和我一樣,都在望著這輪皎潔的明月吧,天涯共此時,月亮一定知道我們的期盼。我忘了幾年來我家遭到的種種不幸,忘了凡是聽起來對我們有好處事都不能在我們身上兌現;我對父親回家的希望太強烈了,竟然失去了分析力,相信父親馬上就會回家,甚至還好像聽見他向我走來的腳步聲。媽媽的表情仍然沒有變化,她總是那麼沉穩,她象一座永不爆發的火山,僅管內心翻騰著滾燙的岩漿,外表卻仍然冷靜而平淡。
1959年底,報紙上刊登了杜聿民和其他九名戰爭罪犯獲大赦出獄的報導。但父親卻沒有回家,我們沒有收到他的信,也完全沒有他的消息。難道國家主席的命令不管用?難道父親掩護共產黨員比爛殺共產黨人的戰犯還「惡」?難道他6年多來規規矩矩、努力勞動還不能算「從善」?但是,我們能到哪裡去問呢?我們又敢去哪裡問呢?我的心從快樂期盼的頂峰掉進冰窟窿里。我無可奈何地安慰自己,法國作家大仲馬說過:人類的一切智慧都包涵在這四個字裡面:「等待」和「希望」。父親被判的刑期是9年,1951年被「抓捕」,就是不獲赦,明年初也該回來了,不就多等待3個月嗎,我們不會放棄希望,我們也能等待。
1960年3月初我就開始坐立不安了,每天都盼著父親回家的喜訊。3月底,我等不及了,寫信給媽,說:「爹回來后,你們馬上復婚,再讓爹好好休養,我們一家人從此再也不要分開了。」
就在全家懷著最大的熱情,日盼夜盼,準備迎接親人歸來時候,4月初,派出所突然把媽媽叫去,警察板著面孔扔給媽簡單的一句話:「李光普已於2月初死亡。」這消息就象一個重磅炸彈在媽腳下炸開,她瞬間感到天塌地陷,她失去了一貫的鎮定,以強硬的口氣回答:「人死了那麼久,你們對我說幹什麼,他和我沒有關係!你們應該通知他的兒女。」媽媽仍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她走回家后就一病不起。
看了媽的來信,我的腦袋「嗡」的一聲變成一片空白。我不能思考、不能說話、也沒有眼淚。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操場上,直到月亮高高掛在天上。我問自己這是不是一場夢?等我回家的時候,說不定父親已經在家裡了,我還會撲在他懷裡撒嬌。可是媽的信還在手上,我再讀一遍,仍然不能相信是真的;是不是他們弄錯了,會不會有一個同名同姓者?我又讀了一遍信,我不能再騙自己,父親真的已經走了。我把頭深深地埋在兩手之間,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胸前和兩袖已濕了一大片。我再也不能被父親擁抱,再也不能聽父親叫我一聲「涵兒」,再也沒有一雙溫暖的大手來撫摸我的頭髮、捧我的臉,我的生活里再也沒有父親了!我永遠失去了一生中最愛我也是我最愛的男人,將來的日子我該怎麼過?繼而,我又想到家裡的每一個人,他們和我一樣,失去了最親的親人,她們又將怎樣熬過這痛苦的日日夜夜——特別是媽媽。
晚上,我一直不能入睡,恍惚中,看到父親來到床邊,給我唱了支歌。
夢裡聽到的歌
孩子,
你睡著了嗎?
爹給你唱支歌,
你要聽好。
身體的破碎也是一種美妙。
從此,
靈魂獲得自由,可以任意飛翔。
不再聽信謊言,
不再左顧右盼,
不再苦苦等待。
爹從死亡里重生,
來把最愛的人探望。
愛妻,你好。
我了解你的艱辛、痛苦和無奈,
更敬佩你的勇敢、堅韌和剛強。
抬起頭來吧,
你可看到我深情的目光?
孩子,別哭。
爹沒有離開你,
快把頭靠在爹身上。
爹正親吻你的頭髮,
撫摸你的背脊,
你可能感受到?
孩子啊,千萬記住,
爹不會離開你,
爹永遠在你身旁。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一直在等待,從二十歲的青年等到變成近七十歲的老人,卻從來沒有任何單位通知我們這些當時已經成年的子女們,父親是在哪一天去世的;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們父親葬在什麼地方。我們連看看父親的遺容,在他的墓前給他燒張紙錢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我更不敢想,說不定父親根本就沒有墳墓,說不定……。
秘密
新康石棉礦在離雅安西南不遠的石棉縣葉平村附近的高山峽谷之間,這是於1951年建立起來的勞改營。那裡山峰重疊,林深蔽日,道路蜿蜒,幾乎與世隔絕,一般人走進礦區連路都找不到。冬天,積雪覆蓋了山巒、樹木、房舍、道路,石棉礦就成了插翅難飛的密封的世界。在這裡,犯人們負責開採石棉。
石棉是夾在石縫中的一種礦物質纖維,這裡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開採方法,哪裡有石棉就在哪裡采,每一個工序,都利用勞改犯的雙手進行。年輕力壯的犯人站在台階或山坡上把岩石鑿下來,其他勞改犯則在屋子裡用手將石棉從岩石中分離出來,再進行包裝。那裡的石棉質量好,夾在岩石中白色絮狀的石棉,被風吹得飄呀飄的,象「白毛」似的。分離石棉,勞改犯人沒有保護措施,那比重較輕的石棉剝離出來,「白毛」到處飄飛,無孔不入。它們鑽進人的鼻孔,進入氣管,天長日久,石棉慢慢堵塞了支氣管,肺功能就會逐漸下降,成了醫學上說的塵肺。病人咳嗽、吐痰、哮喘,並越來越痛苦,從而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對「犯人」來說,勞動改造不會因有病而停止,如果不能熬到出獄,就只能除死方休。當然這個過程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可以肯定,父親進石棉礦兩年多,一定吸入不少石棉,但他在那裡的時間不算長,還不至於到因塵肺而死亡的程度。
後來,弟弟去過這個礦,我也不遺餘力,通過各種渠道打聽父親在那裡面的情況,還見過好幾個從石棉礦出來的人,有的還是父親同室的難友,對當年那裡的情況有了大概的了解。
一個年輕人從石棉礦刑滿回家。媽找到他,他說,他剛進去時,有人指著父親對他說:「這個人解放前是大官。」他便去與父親交談,才知道他的家和我們離得很近,他問父親:「你家裡有老有小,你不耽心嗎?」父親說:「不耽心,我妻子會把家撐起來。」還不無驕傲地說:「我女兒就要大學畢業了。」
另一個人說:他認識父親,父親不愛講話,1959年後有一段時間,獄里發給每個人穀子,叫他們自己搗掉穀殼送去煮飯,好多人因為搗不幹凈穀殼,很多人吃了不是拉不出大便,就拉肚子,父親也因此而生病。那時父親的身體已不太好,有些咳嗽。因為營養不良, 父親還得了夜盲症, 晚上就寸步難行了。
在崇州市我還見過一個人,他也在新康石棉礦勞改過,他曾是父親的下級。一個偶然的機會父親見到他,很高興,並興奮地告訴他,說:「省里已下通知叫我去,看來我快出去了。」當時父親雖然在咳嗽,但他的心情非常好。但這位難友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父親,過了很久他才聽說父親早已去世,覺得十分奇怪。
也有和父親同一室的人說,1959年冬,父親咳嗽比較很厲害,有時還伴隨著哮喘;特別是早晨和晚上,他咳得氣喘吁吁、滿頭大汗,咳了一陣,好不容易吐出些又稠又黃的痰,才顯得輕鬆一點。監工卻因父親咳嗽耽擱了時間,用鞭子劈頭蓋臉地抽打他。有一天父親不見了,大家從此就沒有再見到父親,這位朋友也沒有再聽到過父親的任何消息,後來傳出父親早在正月初二病死。
後來大邑縣在父親「平反」的材料上寫的是父親「因病去世」,而省勞改局檔案上登記的卻是「工傷死亡」,大邑縣縣誌上記載的又是「因礦石砸傷死亡」。
這些來自政府文件上的迥然不同的死亡原因,經得起分析嗎?那些父親的難友們的話,又說明了什麼?起碼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父親是在無其他勞改犯人看到的情況下死亡的。如果是工傷或礦石砸傷死亡,一定是在上工的時間,一定會有旁觀者,一定會被很多人看到,消息也會被傳開。何況這個石棉礦不是爆破作業,是露天開採,怎會被礦石砸傷而死?他傷在哪裡?是一傷斃命,還是傷后搶救無效?
另外,既然說省里叫父親去,怎麼竟沒有去?是誰說謊騙了父親,又為什麼要騙他?這不奇怪嗎?父親如此不明不白的死,死後又不敢通知家屬認領遺體,我相信這件事里有鬼。至於這「鬼」是什麼,大邑縣的縣誌上已經說得很明白,那是父親「被礦石砸傷去世。」是誰砸了他,為什麼要砸死他?這些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明眼人可以分析並得出結論的「秘密」了。
父親的遭遇,我想過很多很多,我反反覆復的思索。為什麼大邑縣不顧共產黨中央對起義人員的政策,不顧國家向人民公布的黨紀國法,居然把他關押起來,還判他的「罪」?最後,父親仍然還是被人置於死地!看來是父親錯大了,他在經濟上給地下黨員支持太多,他了解川西地下黨賣雅片、造假幣等內幕太多,一個小小的大邑縣,竟非要把他送入死地不可。父親如果不是太愛國、太善良、太迂腐、太輕信,怎麼會和當時東躲西藏的「同鄉」走得那麼近,而且居然聽信了他們的說辭,決定不去香港,留下來準備繼續建設祖國。
時光依舊流逝,街市卻並不太平,媽媽首先從喪失至愛的巨痛中站起來,因為那時正是全國老百姓在「三面紅旗」指引下最困難的時期。她沒有時間悲哀,她身上的擔子再也不會有心愛的人來分擔,她更不可以倒下。
那時,我們每人每月只有十九斤糧、半斤油票、半斤肉票,大家都吃公共食堂。我所在的學校每月按定量賣飯票給大家,但各種有權、有關係的人在食堂里巧取豪奪,蒸飯的竹筒一次又一次被鋸短,飯也越變越稀,晚上餓得睡不著覺,只好起來喝水。學校里很多人得了腫病,我也如此,兩條腿腫得發亮,一按一個深坑。按規定,患了腫病的人可以到醫務室領到一些糠,但那年頭吃糠也是一種特別待遇,醫生得聽領導的安排。我出生不好,又不肯巴結領導,再腫醫生都裝著看不見。
按照四川省的規定,街道也開辦集體食堂,居民都得在食堂統一開伙,和我的學校一樣,本來就極少的定量,還要被掌權者剋扣,誰都沒法吃飽。有的家庭因飢餓鬧著分飯票,有的孩子天天和父母算糧賬,我家卻總是互相照顧。弟弟最開心的日子就是星期六,放學后,婆婆給他包幾塊泡菜,他拎著去媽媽工廠,媽媽用省下的飯票給他買飯,弟弟可以美美地吃頓飽飯。
1960年寒假回家,我發現婆婆特別愛喝酒。當時酒也很難買,每天下午公園內賣一次酒,一個人只能買二兩。那酒渾渾黃黃的,說不上是甜酒,還是白酒。我每天吃了午飯就去排長隊,當我小心翼翼端著酒回家,已是快吃晚飯的時候。婆婆幾口把酒喝光,滿意地笑了。後來我才知道婆婆不是愛喝酒,而是喝了酒就不會感到那麼餓,可以少吃些飯,就能讓正在長身體的弟弟多吃一點。我也才弄明白,為什麼家裡有時會給我寄點糧票。
是婆婆媽媽的關懷、奉獻和犧牲,支持我們走過那段極其艱苦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