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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作者:對風憶塵  於 2010-8-5 13:2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5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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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大同夢、強國夢與幸福夢

201081日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錄,為「中國夢論壇而作。)

 

作者: 易中天

2010-08-04 21:07:37

來源:南方周末

 

 

易中天的主題演講談古論今,他所闡釋的中國夢埋藏了許多「段子」,讓現場觀眾爆笑的同時不由深思。

 

中國乃天下中心?

 

剛剛學會與各國平等交往的「天朝國民」,卻在屈辱中開始了「中國夢」。

 

有個問題想先問一下:世界上,真有「中國夢」嗎?如果有,什麼時候開始的?

 

恐怕得在鴉片戰爭之後。因為之前國人的心目中,只有「天下」,沒有「中國」。外國人眼裡的「中國」,在中國人這裡是「天朝」;中國人說的「中國」,則或者指天下的地理中心,比如「夏者,中國之人也」(許慎《說文解字》);或者指天朝的政治中心,比如「劉備與(孫)權并力,共拒中國」(陳壽《三國志·魯肅傳》裴松之按語)。但無論哪一種,都跟我們現在講的「中國」,不一個意思。

 

顯然,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是國際社會之一員;傳統意義上的「天下」,卻是整個世界。天下的產權是天的,治權則屬於天子。天子是「天之元子」,奉天承運,因天的授權而統治天下臣民。這個治權是遍及海內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東方和西方,在理論上都是天子的「王土」;華人和洋人,在理論上也都是天子的「王臣」。既然如此,又哪有什麼中國和外國?也只有中央與地方、天朝與番邦。

 

番邦,就是「蠻夷之邦」。它的性質屬於「邦國」,地位低於「天朝」。所以,其使節來華,見了天朝的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皇帝說話的口氣,也像對待自己的臣僚和子民。比如1793年乾隆皇帝給英國國王的文書,便開口就是「咨爾國王,遠在重洋」,以及「具見爾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云云。這些話在今天看來,真是哪跟哪呀!

 

但這就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觀」。甚至就在1840年,道光皇帝有關中英爭端的上諭中,使用的仍然是「剿」、「撫」之類的字眼,就像當年大宋王朝之對待宋江、方臘。可是這種觀念,1840年以後,就被西方列強的炮火炸得粉碎。《南京條約》規定,以後大清與別國公文來往,應該稱為「照會」。意思很清楚,國與國是平等的,別老用居高臨下的口氣說話,也別老是把我們叫做「蠻夷」和「鬼子」。這真是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我們中國人,竟然是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學會跟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

 

然而接下來的卻是屈辱。割地賠款,喪權辱國,這樣的事不能盡數。但有兩件,卻不能不說,一是甲午戰爭(1895),二是巴黎和會(1919)。前者導致了戊戌變法(1898),後者導致了五四運動(1919)。比較而言,巴黎和會給國人的心理刺激,似乎又更大。因為被「蕞爾島夷」(日本)打敗,雖然恥辱,卻畢竟是敗了,不能不含著眼淚簽那《馬關條約》。可這回我們也是「戰勝國」呀!當時,與會國的代表名額分為三個等級:一等國五名,二等國三名,三等國兩名。中國政府幾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五人組成的代表團。結果到了會上,才知道我們是「三等國」,只能派兩名代表,連後來爭到「二等國」待遇的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都不如,更不用說還可能要賠上一個山東。這真是奇恥大辱!

 

沒辦法,弱國無外交。惟一的出路,就是自強。

 

中國夢,開始了。怎樣的強國才是強國

 

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才能成為「強國」。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主旋律無疑是「強國」。這幾乎是全民的共識。問題是,何為「強大的國家」,我們又怎樣才能「強大」?

 

值得慶幸的是,國人對此有不俗的認識。據秦暉教授《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2010617日《南方周末》),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那些明白人,比如徐繼畲、郭嵩燾、薛福成、譚嗣同等,都幾乎一致認為,所謂「強國」,決不僅僅就是船堅炮利、財大氣粗,更重要的,還是政治文明、道德高尚。因為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配稱為「強國」;也只有政治文明、道德高尚,才能成為「強國」。

 

這無疑堪稱「遠見卓識」。由於這樣的見識,「中國夢」一開始就有了很高的起點。

 

剩下的問題是「怎麼辦」。

 

晚清這些有識之士的主張,是「像西方人那樣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他們認為,世界上最先進、最文明的,以前是中國,現在卻是歐美。為什麼?因為老祖宗創造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理念,在秦漢以後被「敗家子」們丟得精光,卻在西方開花結果,大放異彩。比如虛君共和,不就是「民貴君輕」嗎?競選制度,不就是「選賢與(舉)能」嗎?國會議員,不就是「為民請命」的鄉紳嗎?美國總統華盛頓,不就是「禪讓天下」的堯舜嗎?所以說,「三代」(夏商周)已經不在中國,跑到歐美去了(仍請參看前引秦暉文)。

 

哈,看起來是很像,但經不起推敲。比如郭嵩燾說,英國因為「仁愛兼至」,所以「環海歸心」,就未免「走火入魔」。誰不知道,英國那些海外殖民地,是他們搶來的、霸佔的?又比如,他們說西方人彬彬有禮,西方社會井然有序,都是「禮樂教化」的結果,也是「自作多情」。西方人,什麼時候學過周公那一套?再說了,所謂「講禮讓」,人家是「女士優先」,咱們是「領導先走」,一樣嗎?

 

何況還有不能「對號入座」的。三權分立,相當於什麼呢?三省六部?政黨輪替,相當於什麼呢?改朝換代?還有憲法,又相當於什麼呢?總不能說「四書五經」就是。至於參眾兩院,更是無可類比。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古人。相反,這些人在當時能有那樣的見解,已經非常了不起。他們是中國夢最早的踐行者。我們在致敬的時候,請不要忘記他們!

 

但同時,我們也不能不反思。我們要問,為什麼這些先行者們,在開始自己「中國夢」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三皇五帝、湯武孔孟?也只有一個原因──傳統的力量。馬克思早就說過,任何人都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自己的歷史。一切已死先輩們的傳統,會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晚清的先賢們自然也不例外。

 

實際上,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夢,是有「底色」的。這個「底色」,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因此,我們還要來回顧一下,此前的中國人,又曾經有過怎樣的夢想。

 

中英《南京條約》的部分條款,鴉片戰爭后,中國人的「天下夢」發生了巨大變化。 (資料圖片/圖)

 

1960年代的國慶遊行上,人民公社是必不可少的主題之一。易中天認為,人民公社有「大同夢」的影子。 (資料圖片/圖)

 

帝道、王道、霸道

 

大同、小康、治世,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做的是「天下夢」。

 

天下夢與中國夢,有什麼不同?中國夢,想的是「中國怎麼樣」;天下夢,想的是「人類怎麼樣」。前者是關於「國家」的願景,後者是關於「社會」的理想。

 

那麼,怎樣的社會最理想?首先是「大同」,其次是「小康」。這兩個概念,是儒家的經典《禮記》提出來的,在《禮運》篇。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大同」是「天下為公」,「小康」是「天下為家」。表現為權力的交接,政權的交替,前者是「禪讓」,後者是「世襲」。顯然,大同比小康好。所以,晚清很多人認為,美國式的共和聯邦制,比君主立憲制好。君憲制當中,英國式的「虛君立憲」,又比日本式的「實君立憲」好。

 

當然,這不是統治者的想法。他們最希望的,是一成不變。萬不得已,才學日本,至少得有個「萬世一系」。總之,晚清時期,是統治者選擇實君,維新派喜歡虛君,革命黨主張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能真正走向「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

 

然而,歷史上的所謂「大同之世」,畢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康」。小康的特點是「家天下」。這當然比「公天下」差,但也還能對付。至少在後世儒家眼裡,比秦漢到明清好。因為小康時代實行的,是周公創立的制度,包括宗法制、封建制和禮樂制。宗法制是社會制度,封建制是政治制度,禮樂制是文化制度。社會、政治、文化,三位一體。一以貫之的,則是這樣一種政治思想:以人為本,以德治國,以禮維持秩序,以樂保證和諧。這同樣為儒家所推崇。不妨說,在儒家眼裡,大同之世是無憂無慮,小康之世是有德有序。所以孔子說,實在不行,能回到東周,也不錯(《論語·陽貨》)。

 

遺憾的是,就連這個理想,也都成為泡影。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進入了帝國時代。如果說「大同之世」實行的是「帝道」,「小康之世」實行的是「王道」,那麼帝國時代實行的就是「霸道」。霸道,就是中央集權,國家專政,君主獨裁。這是法家的那一套,即譚嗣同他們恨之入骨的「秦政」和「荀學」(《仁學》之二十九)。這時,「無憂無慮」是不可能了,「有德有序」也指望不上。能過上安生日子,就很不錯。

 

因此帝國時代中國人想要的,是「治世」,也就是風調雨順、政通人和、國泰民安。誰能幫我們實現這理想?除了老天爺,就是聖君、清官、俠客。最好能有好皇帝,其次有清官也不錯。兩個都沒有,就只能寄希望於俠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如果連俠客也找不到,便只能去讀武俠小說。這其實是越來越沒有指望,難怪譚嗣同他們要痛心疾首了。

 

這就是傳統社會中國人的天下夢:大同、小康、治世。它們寄託了理想,也表現出無奈。因為誰也看得出來,這三個夢,是每況愈下,一蟹不如一蟹。但這沒辦法。理想不能實現,就只好打折扣。要想「不折不扣」,就只能從這「夢境」中走出來。

 

於是,1949年以後,中國人的夢,就有了新的版本。

 

只爭朝夕,世界大同

 

人民公社的夢想在「大同」,原則和構架卻來自墨家。

 

新版本的主題,仍然是「大同」。

 

實際上,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天下為公」四個字,何曾一日忘懷?只不過,有一個如何實現的問題,也有一個何時實現的問題。1949年後,中國大陸進入和平而統一的時代,毛澤東就覺得應該「只爭朝夕」地做起來了。

 

於是便有了「人民公社」。這個「新生事物」,即便不是按照「大同」模式打造的,恐怕也有它揮之不去的影子。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這是財富「不必藏於己」(此處及以下引文均見《禮記·禮運》);社員參加集體生產,這是勞動「不必為己」;辦食堂、學校、敬老院、幼兒園,定「五保戶」,這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員過著集體生活,自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村與村、社與社之間,當然都「講信修睦」。至於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更是題中應有之義。就連「選賢與(舉)能」,也部分地做到了,儘管只限於選生產隊長。

 

人民公社的樣板,是大寨。在當時的文藝作品中,大寨簡直就是「人間天堂」:牛羊胖乎乎,新房齊嶄嶄;炕上花被窩,囤里糧冒尖。農民能過上這樣的日子,當然「夢裡也笑聲甜」。只不過我有點納悶:這種「銀光閃閃喜氣多」的景象,跟改革開放以後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有什麼兩樣呢?這裡體現的,究竟是毛澤東思想,還是鄧小平理論?也許,小康與大同,原本就息息相通、一脈相承吧!

 

因此我猜想,當毛澤東吟誦著「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或者大筆一揮寫下「人民公社好」時,他眼前浮現的,便正是「大同之世」的美好圖景。

 

然而我們不能說,毛澤東心目中的「大同」,就是儒家那個「理想社會」。人民公社的原則和構架,恐怕更多地來自墨家。墨家也是嚮往「大同之世」的。在墨家眼裡,那是一個「兼愛」而「尚同」的社會。它的分配原則,是自食其力,按勞取酬;它的人事制度,是各盡所能,機會均等;它的人際關係,是相親相愛,互利互助。這,就是「兼愛」。至於組織紀律,則是個人服從團體,下級服從上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巨子(領袖)一聲令下,墨者(門徒)「赴火蹈刃,死不還踵」(《淮南子·泰族訓》)。這,就是「尚同」。所有這些,不都是「公社的原則」嗎?

 

甚至就連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幹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等等,在墨家那裡都有。墨子自己,粗茶淡飯,草鞋布衣,勞作不止。他的學生,更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手腳長滿老繭,肌肉鼓鼓,面黑如炭,活像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所以我曾半開玩笑地說,墨子恐怕是個「社會主義者」(拙著《我山之石》,廣西師大出版社)。至少,他比孔孟、老莊、商韓,都更「草根」。他的思想,也更貼近下層人民和弱勢群體。何況秦漢以後,墨家還變成了「地下黨」。農民出身又領導革命的毛澤東,與之產生共鳴,或者心照不宣,一點都不奇怪。

 

19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伊始,中國人從服裝開始解放自己。在易中天看來,這是中國對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尊重的開始。(資料圖片/圖)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

 

法家那一套,既適用於 「強國」,又適用於「階級鬥爭」。

 

奇怪的是毛澤東自己並不這麼說。他的說法,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所謂「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社會主義加法家路線」。這就又與晚清諸人迥異。他們的主張,可是「孔夫子加華盛頓」,即「資本主義加儒家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法家,對秦始皇,恨得咬牙切齒。譚嗣同就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仁學》之二十九)他還認為,就是這一套,害得我們在世界各國眼裡,變成了「蠻夷」。長此以往,還會變成猿猴、豬狗、蛤蟆、河蚌(《仁學》之三十五)。法家和秦政,怎麼要得?

 

譚嗣同的這些話,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何況先秦諸子中,法家可是最現實、最功利、最沒有夢想的。社會主義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與法家何干呢?

 

是不相干。但「強國夢」,與法家相干。

 

法家是主張強國的,而且能夠強國。當年秦國的崛起,就是證明。實際上法家的那一套,確實管用。它對內有利於鞏固政權,對外有利於國際競爭。這就很能打動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夢」,包含著兩個內容──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富國強兵的「強國夢」。前者考慮的是社會的命運,後者考慮的是國家的前途。這兩個問題,都是他要考慮的。他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不會只考慮「中國怎麼樣」。他也不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因此又必須考慮「中國怎麼樣」。中國必須怎麼樣?強大。誰能讓我們強大?儒家能嗎?墨家能嗎?道家能嗎?不能。誰能?法家。

 

何況法家的哲學,還是「鬥爭的哲學」。先秦諸子,墨家講邏輯,其他三家講矛盾。但儒家講矛盾的統一,道家講矛盾的轉化。講鬥爭的,就是法家。而且,法家講的鬥爭,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很符合毛澤東的思想,也很對他的脾氣。他,可是認為與天、與地、與人斗,「其樂無窮」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哲學能夠為「階級鬥爭」的綱領服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說,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毛澤東認為,這是「唯物史觀」的精髓,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既然如此,無論強國,還是大同,都必須搞階級鬥爭。「馬克思」和「秦始皇」,就這樣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在所謂「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結果,則如眾所周知,強國夢沒有實現,國民經濟反而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同夢也沒有實現,反倒是「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可真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人民公社破產了,文化革命失敗了。留下的,是一堆問題。雖然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其中的教訓,難道不該反思嗎?

 

一個夢想,各自表述

 

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表面上看,人民公社和文化革命,是兩碼事。但內在的聯繫,卻很清楚。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文化革命的口號之一,是「破私立公」。一大二公,破私立公,天下為公,一以貫之的,不就是一個「公」字嗎?

 

當然也有差別。傳統意義上的「天下為公」,主要講的是權力問題,即「政權乃天下之公器」。毛澤東,卻似乎還要把財產和心靈都「歸公」,都「公有化」。這才有了城裡的「公私合營」,鄉下的「集體所有」;也才有了「文革」當中的鬥私批修,破私立公,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

 

然而馬恩卻是重視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宣稱,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就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共產黨宣言》里,他們更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界定為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就沒有共產主義。

 

由此可見,取消個人權利,限制個體自由,決非馬克思主義,只能是法家的主張。法家甚至認為,一個國家,除了君主和官吏,只能允許兩種人存在,這就是農民和戰士。因為農民可以種田,戰士可以打仗。顯然,在他們眼裡,人民不是人,是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又要什麼權利,講什麼自由?

 

法家不講的,儒家也不在意。據金觀濤先生檢索,民主、共和這些概念,很早就進入了中國;而個人、個性這些概念,則要到五四以後才為國人知曉(請參看秦暉《晚清儒者的「引西救儒」》)。顯然,這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畢竟,中國文化是以「群體意識」為思想內核的(請參看鄧曉芒、易中天《黃與藍的交響》)。所以,儒墨兩家的「大同」也好,法家的「強國」也好,都不講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法家甚至還要剝奪。

 

這就只能讓人苦笑。前面說過,從晚清的有識之士,到後來的革命黨人,都認為美國的制度最好,英國次之,日本又再次。因為美國的制度,最接近「大同」。但不知是否有人想過,美國,恰恰最「個人主義」。沒有所謂「個人主義」,就沒有《獨立宣言》,也不會有《聯邦憲法》,更不會有「美利堅合眾國」。個人,是可以忽略的嗎?

 

幸虧還有道家。

 

道家也講「大同」,但與儒墨兩家有別。儒家的「大同」,是領導海選、權力禪讓的「堯舜之世」。墨家的「大同」,是村長領著大家幹活,有意見逐級向上反映的「人民公社」。道家的「大同」,卻是不要領導,或形同虛設。人民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想幹嘛幹嘛,愛怎麼過就怎麼過。用莊子的話說,就是「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莊子·天地》)。看來,同樣是「大同」,道家是「個人主義」的,墨家是「集體主義」的,儒家則是「折衷主義」的(既要統一意志,又要個人自由)。這可真是「一個夢想,各自表述」。實現「中國夢」,我們並非只有一種傳統可以借鑒,可以繼承。

 

只可惜,道家的這個傳統,被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

 

能夠選擇,敢於選擇,就是成功。

 

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一個故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上流行喇叭褲。某大學校方擔心自己的學生受到「精神污染」,便在醒目處貼出標語進行規勸:喇叭褲能吹響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角嗎?學生們則在標語下面貼了張紙條:請問什麼褲吹得響?

 

這事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初,聽說的人也大多一笑了之。但十年以後,卻有了別樣的意義。因為改革開放頭十年,膽子最大,步子最快,思想最解放,成就最顯著,以至於全國人民爭相學習仿效的地方,就是最先穿喇叭褲的地方。

 

我們知道,它的名字,叫廣東。

 

作為「天高皇帝遠」的南國省份,廣東歷來就是一個「自由散漫」的地方,也是一個「自作主張」的地方。「鳥語花香」的方言,「生搬硬造」的文字,「茹毛飲血」的飲食習慣,「花里胡哨」的奇裝異服,所有這些,都讓「中國之人」把廣東看作「化外之地」。然而,正是這「教化不及,政令難達」的地方,在中國近代史上卻有著非凡的表現,一次又一次地「敢為天下先」。這一回,只不過再次表現出「食頭箸」的精神而已。

 

這當然不能歸功於喇叭褲,卻應該歸功於廣東對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尊重。直到現在,廣東也仍然是輿論最新銳、環境最寬鬆的地方。這才有了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廣東經驗」,有了關注民生、自由言說的「南方視角」。事實證明,尊重公民權利,保護個性自由,不是離「大同」更遠,而是離「大同」更近。君子和而不同。沒有了個體的差異,就不可能有「和諧」,還說什麼「大同」呢?

 

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要有「中國夢」,我們又為什麼要「強國」?

 

國家富強,是為了人民幸福,而人民是由無數個「有生命的個人」組成的。沒有個人,就沒有人民;沒有個人的幸福,就沒有人民的幸福。這就首先要讓全體國民,都成為「人格獨立,意志自由」的人,充分地享有個人權利和個體自由。如果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把這些「個人」都變成既沒有「獨立人格」,又沒有「自由意志」的齒輪和螺絲釘,那麼,組裝起來的,將是一架沒有人性的機器,一架殺人的機器,毀滅人類的機器。大同夢也好,強國夢也好,全都將背離自己的初衷,走向自己的反面。

 

實際上,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公民獲得了越來越多選擇的自由。農民可以進城打工,工人可以下海經商,大學生可以自主擇業,所有人都可以跳槽。當然,這些選擇,未必都成功,也未必都主動。但能夠選擇,敢於選擇,就是成功。

 

更何況,無論五四以後「我的婚姻我做主」,還是現在「我的職業我做主」,體現的都是這樣一個原則:我是公民,是獨立的個人。我的權利我主張,我的事情我做主!

 

這是何等偉大的解放啊!

 

其實不過「同一首歌」

 

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是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

 

與此同時,中國夢,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最根本的變化,是我們不但可以有國家的夢想,也可以有個人的夢想。比方說,自己的公司可以發展,自己的孩子可以出國,自己的工作可以調換,自己的戶口可以遷移,甚至不過是自己的冤屈可以有地方申訴。但不管怎麼說,我們不必「集體做夢」,也不必在同一個框架和範圍內考慮「個人問題」。我們可以各想各的,甚至「同床異夢」。

 

其實,從天下為公的「大同夢」,到民富國強的「強國夢」,再到自我實現的「幸福夢」,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因為社會、國家、個人,原本就是三位一體的。社會不穩定,個人難發展;國家不強大,個人沒前途。但,社會的進步,國家的富強,又歸根結底是為了每個人的幸福,為了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背離了這個目標,則一切均無意義。天下夢,中國夢,個人夢,豈非互為前提,彼此成全?

 

弄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經過了那麼多的努力,付出了那麼大的代價,大同夢和強國夢,都未能很好地實現,甚至適得其反?就因為過去這兩個夢,缺少了重要的一環──每個中國公民的「幸福夢」。我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只要社會進步了,國家富強了,人民自然就幸福了,誰知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只有把每個公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才真正成為可能。這是改革開放的實踐讓我們意識到的。

 

於是我們對「中國道路」,也就有了新的認識。

 

毫無疑問,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也只能走自己的路。這就既要植根於我們的傳統,又要跟得上世界的潮流。事實上,人類有共同的追求,也有共同的價值,比如真善美,比如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一旦認識這些價值,我們就會發現,曾經被「各自表述」的「天下夢」,其實不過「同一首歌」;而看似矛盾的儒墨道法,其實不難取長補短,為我所用。關鍵是,強國夢和幸福夢,融為一體了嗎?

 

這就只能靠我們共同努力了。實際上,中國道路從來就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實現「中國夢」,既要追求,又要反思,更要實踐。只要有越來越多的踐行者,只要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行列,我們就總有一天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社會進步、國家富強和個人幸福。

 

也許,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中國夢。

 

這個夢可以實現。

 

這個夢應該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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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5 個評論)

回復 笑臉書生 2010-8-5 15:37
言不由衷
回復 對風憶塵 2010-8-5 15:54
笑臉書生: 言不由衷
至少比品三國有趣,呵呵
回復 笑臉書生 2010-8-5 15:57
對風憶塵: 至少比品三國有趣,呵呵
擦邊球耳
回復 對風憶塵 2010-8-5 16:04
笑臉書生: 擦邊球耳
沒辦法,視角不同、眼界不同、環境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同,已經很難為易先生了,呵呵
回復 wazhh 2010-8-5 20:50
萬里長征,現在才剛剛起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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